鬥爭

1933年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創辦了機關刊物《鬥爭》，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論機關刊物，毛澤東在《鬥爭》上曾經發表《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兩篇文章。 ^[2] 

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報刊史上，《鬥爭》曾經有過三個版本，即1933年2月4日創刊於江西瑞金，紅軍和中央機關撤離中央蘇區前夕停刊(共出版73期)的《鬥爭》蘇區版，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同年11月21日恢復續刊(第74期)，到1937年3月19日出至第127期終刊的《鬥爭》西北版，及此前中共臨時中央於1932年1月21日創刊於上海，後來中央局被迫從上海遷入瑞金後不久停刊的《鬥爭》，我們稱其為《鬥爭》的上海版。其中《鬥爭》的上海版，新聞史料界介紹比較少而鮮為人知。

《鬥爭》(蘇區版)，1933年2月4日創刊於江西瑞金。該刊是由當時蘇區中央局主辦的《實話》和《黨的建設》兩刊合併改名而成，16開本旬刊，鉛印，重要文章用4號宋體字。一般每期16頁，有時20頁，最多的第24期有32頁，最少的一期12頁。該刊在一般情況下基本上都能按時出版，即使在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最緊張時，仍堅持出版。《鬥爭》蘇區版的主要內容是中共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少共中央等的重要決議、指示、政策條例和主要領導人的報告；共產國際有關的決議、總結和重要報告以及蘇區黨、政、軍，蘇區工運、青運、婦運等方面的文章。許多中共領導人如張聞天、李維漢、博古、劉少奇、楊尚昆、陳雲等都曾為該刊撰寫文章，其中劉少奇的《論國家工廠的管理》，可能是中共最早提出實行廠長負責制的一篇重要文獻。張聞天為該刊負責人，楊尚昆也曾做過編輯工作。

《鬥爭》蘇區版的出版時期，正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統治中國共產黨的時期，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所以毛澤東當時在《鬥爭》上沒有發表過有關路線鬥爭的文章，而着重在進行農村調查，先後有《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查田運動的羣眾工作》《興國長岡鄉調查》和《上杭才溪鄉調查》等重要文章發表在《鬥爭》上，為我黨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鬥爭》蘇區版在傳達中共中央政策，提高黨內政治理論水平，宣傳共產主義，總結蘇維埃政權和經濟建設經驗，動員人民力量反抗敵人的軍事圍剿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輿論作用。

《鬥爭》(西北版)。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復刊了因長征而中斷了的《鬥爭》。同年11月21日出版了復刊的第一期(74期)，版式改為32開本，用當地的草紙油印，週刊，先作為中共西北局的機關刊物，自103期起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物的內容基本上與此前相同，但是由於形勢和時局的影響，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關於統一戰線方面的文章比蘇區版時有較多增加，介紹蘇聯情況的文章，仍佔有相當的比重，而有關共產國際的文獻相對減少了。在這個時期為《鬥爭》寫稿最多的有張聞天、凱豐、吳亮平、博古、羅邁等人，劉少奇也曾在該刊發表了《抗日反蔣與廣泛的統一戰線》。《鬥爭》(西北版)出版至1937年3月19日第127期時終刊。

《鬥爭》(上海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時曾創辦有《鬥爭》，過去黨史界、文化界和新聞出版界都很少提到，所以許多人都不瞭解而鮮為人知。據筆者查閲《中國報刊辭典》介紹，該刊於1932年1月21日創刊，其前身為《紅旗週報附刊》，32開油印本。1933年春，臨時中央遷往中央蘇區後，為了麻痹敵人，由上海中央局及上海臨時中央局假託中央名義繼續在上海出版。該刊主要刊載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文件，第四、五次反“圍剿”鬥爭的有關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在各條戰線的鬥爭情況。1935年7月5日終刊，共出版了79期。現藏中央檔案館等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