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木牘

【名稱】青川木牘

【年代】公元前309年，戰國時期

【書體】秦隸

【材質】楠木質，墨書

【數量】2件

【編號】M50：16和M50：17

【出土】1980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第50號戰國墓

【規格】M50：16長46、寬2.5、厚0.4釐米；M50:17長46、寬3.5、厚0.5釐米

【字數】M50：16正面計121字，背面33字；M50:17文字已殘損，無法辨識與統計 ^[2] 

青川縣在川北白龍江下游，地當川、甘、陝三省交界處。1979年1月，青川縣城郊公社白井壩生產隊社員在郝家坪修建房屋時，發現一座古墓。四川省博物館和青川縣文化館隨即進行清理。以後，又在郝家坪雙墳梁發現一百座戰國墓。自1979年2月至1980年，先後作了三次發掘，共清理七十二座墓葬。

青川木牘出土於M50墓邊箱之內。 ^[3]  對於文字已殘損的M50：17木牘，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認為：“寬而厚，牘背不平，正面色澤斑駁，是否有字在疑似之間，有可能只作封緘字牘之用。” ^[4] 

M50：16下稱簡16；M50:17下稱簡17。牘文釋文採用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發掘簡報。未識字以“口”表示，“澮”與“雖”二字因其古文字無相應字符，而直接採用隸定文字。 ^[5]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內史匽，口口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澮；十月為橋，修陂堤，利津口。鮮草，雖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相為之口口。 ^[6] 

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口二日，口一日，辛一日，壬一日，亥一日，辰一日，戌一日，口一日。 ^[6] 

牘文屬追敍記事性質，敍述了新律頒行的時間及過程。大意是：更修田律，律令內容，修改封疆，修道治澮，築堤修橋，疏通河道等六件大事。 ^[7]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內史匽，口口①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澮②；十月為橋，修陂堤，利津口③。鮮草，雖④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相⑤為之口口。

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口二日⑥，口一日，辛⑦一日，壬一日，亥一日，辰一日，戌一日，口一日。 ^[8] 

① 口口：“口口”表示未識字，於豪亮釋為“民願”；李昭和、黃盛璋釋為“取譬”；李學勤釋作“民臂”，讀作“民僻”；何琳儀釋作“身臂”；徐中舒、伍仕謙釋為“吏臂”。

②除澮：於豪亮、李學勤均釋為“阪險”，黃盛璋釋作“陝險”，讀作“狹險”。

③利津口：“口”表示未識字。於豪亮、李學勤均釋為“利津樑”，黃盛璋釋作“利津隘”，湯餘惠釋作“利津澗”。

④雖：於豪亮、李學勤、湯餘惠釋為“離”。

⑤相：於豪亮、黃盛璋釋為“輒”。

⑥口二日：“口”表示未識字。“日”，李學勤釋作“田”。

⑦辛：於豪亮、李學勤釋作“章”。 ^[9] 

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王命令丞相甘茂和內史匽，百姓邪僻不守法，現對《為田律》加以改訂：農田寬一步，長八步，就要造畛。每畝兩條畛，一條陌道；一百畝為一頃，一條阡道，道寬三步。封高四尺，大小與高度相當；埒高一尺，基部厚二尺。在秋季八月，修築封埒，劃定田界，併除去阡陌上生長的草；九月，大規模修治道路和難行的地方；十月，造橋，修築池塘水堤，使渡口和橋樑暢通，消除雜草。不在規定修治道路的時節，如道路破壞不能通行，也應立即修治。 ^[10]  （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初一，王命左丞相甘茂、內史匽，取譬（秦律），更修為（蜀地）田律。律令如下：畛道的標準，定為長八步，寬一步，一畝有兩條畛道和一條陌道。百畝合一頃，一條阡道，道寬三步。封，高四尺，為最高者。埒，高一尺，下厚二尺。於三年秋八月始行，修封、埒，端正疆畔等界域，並刈殺阡陌上的荒草。九月，修路及水道；十月，造橋，修陂堰築堤壩，以利疏通河道。縱使沒修道路時雜草較少，然路有毀壞坎坷不平而不可行，遂相機而修道。 ^[11] 

青川M50所出木牘，記載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按《史記》所記，公元前310年武王元年甘茂伐蜀，二年定相位正與此合。簡十六“王命丞相”牘文中，稱王而不稱帝，下文“正疆畔”的“正”字又不避秦皇政之諱，故下限當在秦始皇稱帝以前。據《史記·秦本記》所載，秦國在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故牘文所稱“丞相戊”，其上限在公元前309年之後。再參照M50墓中出土的半兩錢，則“丞相戊”應是秦相，武王之後，始皇之前，只有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三王。孝文王在位僅一年，與牘文“二年”不合。莊襄王在位三年，然以呂不韋為相。詳查史料，唯武王時期左丞相甘茂其人。而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元年），甘茂因“擊魏皮氏，未拔”，為向壽、公孫奭所讒，故亡秦奔齊了。所以，公元前307年（昭王二年），甘茂已不再秦國，秦已相向壽，則牘文所記，只能為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 ^[12] 

《青川木牘》為早期隸書作品。牘書兩面，正面記更修《為田律》及其內容，背面為補記事項，以風格求知，二者非一時之作，字為早期隸書。從文俊認為：“牘文尚出於隸變的初期階段，篆法隸勢、古今結構一應俱全，呈無序狀態。表明隸變伊始，書寫性簡化還在自然地進行，人們還沒有形成清楚的書體意識，主動去改造所有的字形，以使文字體系的符號式樣協調一致。同時，牘文書寫平正工穩，用筆從容，與人們所想象的隸變之六國文字式的潦草頗不相同，應該是它從簡化‘篆引’中化出的真實反映。從藝術的角度看，牘文的美感還不夠明晰，也未能至於上乘，這與它處於日常實用書寫的地位是相稱的。” ^[13] 

1980年四川省青川木牘出土，牘上三行墨書定為公元前309年（戰國後期秦武王二年）的手跡。《青川木牘》的書寫時間比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早88年。它被視為年代最早的古隸標本。《青川木牘》上的書體，與以前及當時鐘鼎上所鑄金文相比較，有許多差別。其特點是：減少盤曲，化繁為簡，圓者漸方；字形從狹長漸變而為正方或扁形；縱有行、橫無格，字距大、行距小，是竹簡書寫章法形式的發展。用筆的動勢和筆跡清晰地表現出起止時回鋒和出鋒的變化，向右方向的末筆已顯露波挑之勢，橫勢強烈。作為大篆快寫趨向隸書的過渡期作品，青川木牘還夾雜着許多篆體字，顯示了與其隸變母體（同時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續性。木牘簡率的用筆意識和參差不齊的天然美感與金文所具有的嚴整、勻衡對稱、凝重等美感已大相徑庭，展示了與金文審美系統完全不同的書法語言和審美模式。 ^[15] 

1986年發掘出土的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簡》，也是戰國古隸的重要資料。計460枚，有《墓主記》、《日書》等。書風與《青川木牘》小異，但是筆意卻大致相同，反映了同期古隸共同的特徵。

1975年出土於湖北的1100餘枚《雲夢睡虎地秦簡》，有學者認為是早期隸書作品，其中一部分的成書年代可上溯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運筆上有了明顯的波挑，時有連筆意識和提按痕跡，逆入橫出的橫畫及點的運用都明顯增多，筆畫渾厚而豐滿。用筆上有的短促果斷；有的古拙奇崛；有的左收右放、左仰右抑，頗顯浪漫恣肆的性情，兼容了篆書和隸書之美。少數木牘輕鬆活潑的筆致，竟可隱約些許草書的蹤影。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和簡書，據考證，部分成書年代與《雲夢睡虎地秦簡》年代接近，在用筆、造型、行款、節奏等多方面都表現出風格的一致性。這些充分反映了該時期隸變的大趨勢，説明隸書的筆法正在日臻成熟。如此從《青川郝家坪木牘》——《天水放馬灘戰國秦簡》——《雲夢睡虎地秦簡》之間找到隸書發展的脈絡。 ^[16] 

《青川木牘》的出土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距二十一世紀已達二千多年前的法書墨跡，更瞭解到了中國早期書體的演變過程，為研究中國書法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17] 

徐仲舒，伍仕謙在《青川木牘簡論》闡述，秦國文字最初是直接繼承西周文字的。青川木牘年代為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睡虎地秦簡為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所書，相去九十年。“二者都是用筆書寫的，書法風格和字體完全相同，如四、內、則、其、道、之、高、行、前、百等字，形態俱同。再就二者的字型比較，有長方、正方、扁平等。筆畫肥瘦剛柔變化，無一不類。其中有些捺筆，已有明顯的波勢。此種書法，已與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相近。到了西漢漢文帝時所書的帛書《老子》乙本，已經明顯地成了漢隸的雛形。從青川木牘到睡虎地秦簡到帛書《老子》甲、乙本，完全是一脈相承。”因此，認為“木牘文字的書法，就是隸書的先導”。徐中舒、伍仕謙論證隸書這種書體的形成，應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隸之與篆，都應是同時代的產物，不能説篆書晚於篆書”，“更可以看出秦始皇統一文字，只不過是用秦國幾代通用的文字以代替異形異言的六國文字。” ^[18]  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在其《文字學概要》中説：“在秦國文字裏，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俗體才迅速發展起來。在正體與俗體的關係上，秦國文字跟東方各大國文字也有不同的特點。東方各國俗體的字形跟傳統的正體的差別往往很大，而且由於俗體使用得非常廣泛，傳統的正體幾乎已經被衝得潰不成軍了。秦國的俗體比較側重於用方折，平直的筆法改造正體，其字形一般跟正體有明顯聯繫。而且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正體後來演變為小篆，俗體發展為隸書。”裘錫圭文中所説的俗體就是簡牘書體，而正體對戰國之秦國而言主要是指秦篆或秦石刻如《石鼓文》。青川木牘作為裘錫圭所稱的俗體就是隸書體；而作為毛筆書法，尤其是戰國秦簡，從地域文字而上升為大統文字，對後世的楷書和隸書都具有生髮意義，故楷書和隸書的源頭都在戰國秦簡裏。因此，戰國秦簡自在的就是古楷或古隸；或謂之楷隸的混沌時期。如青川木牘，結字用筆如楷如隸，其可讀性如戰國秦簡文字。

《青川木牘》中“早、維、出、可、疆、田、其、戊、草”等字。結字與漢字基本相同，與蔡邕《九勢》所描述基本吻合，與東漢《熹平石經》中的隸書也多有相似，而結字用筆橫平豎直又與楷書多有相通之處。它的出土，使兩千多年以來公認的隸書諦造者程邈產生反思。漢代許慎認為隸書源於秦始皇時“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見許慎《説文解字·敍》）在此許慎以一“初”字，把隸書的源頭定格在大秦。

西晉書論家衞恆在《四體書勢》中説：“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南北朝庾肩吾在其《書品》中説：“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説：“案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幽系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字，故曰隸書。”張懷瓘認為隸書的起源問題便定格在這故事裏。第一有造隸書的人，第二有造隸書的地點，第三有造隸書的時間，第四有造字的具體數字，第五有始皇的御批，第六有文字的需求。

但關於程邈造隸書的故事，歷代也曾提出質疑；在宋代《宣和書譜·隸書·敍論》就曾對隸書起源問題有所質疑：“後人發臨淄冢，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棺上有文隱起，字同今隸。按胡公先始皇已四百年，何為已有隸法？……若邈者，既知此體，乃自作一家法而上於秦，特以解雲陽之難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耶？”胡公之棺的隸字，第一，時間比始皇早400年，以秦統一天下計，當在公元前600多年，屬春秋時期。第二，地點不是在秦而是在齊國，屬中原復地。第三，“若邈者，既知此體”這是質疑的口吻，意思是假如或假設邈知此體，“乃自作一家法”，“特解雲陽之難耳？”第四，這段話的兩個問號，第一個問號是雙重的，一方面對春秋齊國出現隸字不解，另一方面對秦漢隸書起源問題有如墜煙海之感。第二個問號，也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説假如或就算程邈知道隸字體，但它必定是在春秋就有的東西，但它失傳了，惟有程邈或他的家人知道，於是把它獻給秦始皇，解雲陽之難。另一方面是説假如根本就沒這會事，那許慎、衞恆、庾肩吾、張懷瓘豈不是都在編故事。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