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達邦

陳達邦，1900年出身於湖南長沙縣的一家書香門第，在陳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陳家與任弼時一家是姑表親，陳達邦曾和任弼時一起在長沙求學；陳達邦妹妹陳琮英，後與任弼時結為夫妻。 ^[6] 

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後，廣州黃埔軍校成立，任弼時和陳琮英都覺得這是一個培養革命幹部的好機會，便聯名寫信到長沙老家，動員陳達邦投身革命，報考黃埔軍校。

陳達邦接信後，按照妹弟任弼時指引的途徑，在湖南黨組織的幫助下，於1926考進黃埔軍校，成為第六期學員，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黨組織決定派陳達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堅定的青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

當時選派黨員去蘇聯學習，既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為了培養革命幹部。和陳達邦一同出發的共有幾十人，學員們每10人編為一組，陳達邦被指定為組長。

在陳達邦的小組裏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寧。她是四川宜賓人，1927年初，經四川黨組織推選，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兵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汪精衞“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疏散到上海，經上海黨組織選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李淑寧本是大家閨秀，因為暈船而嘔吐得一塌糊塗，幸虧有組長陳達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對其產生了感激之情。進入中山大學之後，李淑寧的中文名字改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瑪秋娃。 ^[7]  李一超在國內沒有學過外語，初進中山大學學俄語，方法不對，進步較慢，也是在陳達邦的啓發下，改變了學習方法，提高很快。陳達邦天資聰慧，俄語、法語、英語成績都很好，並且能夠應用，蘇聯老師講俄語，很多同學聽不懂，他就主動當翻譯，同學們佩服他，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陳院士”。據柳溥慶回憶，陳達邦還是中山大學名噪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即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該名詞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產生）之一。

陳達邦為人穩健，政治上比較成熟。李一超因為有他的幫助，兩人都沒有捲入中山大學的派性漩渦。二人長期相處，情投意合，經校方批准，於192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期間結為伉儷。 ^[8] 

李一超懷孕後，經組織安排，離蘇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北、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李一超主動請纓，被派往東北參加抗日鬥爭，改名為趙一曼。

李一超回國後，陳達邦繼續留在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中山大學解散，陳達邦繼續留在蘇聯，任莫斯科外國出版社中國印刷部主任，專門負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印刷業務，同蘇聯印刷界有廣泛交往。

1935年，吳玉章在法國巴黎創辦《救國時報》，通過中共代表團調陳達邦去巴黎主持印刷業務，任《救國時報》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廠廠長。陳達邦熟悉印刷業務，又懂法語，很快結識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們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保證了《救國時報》的印刷質量。因此，吳老對陳達邦的印刷業務能力非常看好。

《救國時報》在巴黎共出版發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陳達邦的心血。當他親手排印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之後，讀了一遍又一遍，預感到國內抗戰形勢必將發生重大變化，從而感到無比欣慰；當他看到東北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的英勇事蹟出現於自己印刷的《救國時報》上時，受到極大的鼓舞。

但是，他卻無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為趙一曼，也是東北抗日聯軍的指揮員，成為著名的抗日英雄，壯烈犧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場上。

1938年2月，共產國際中國部為進一步擴大抗日宣傳，決定將《救國時報》遷往美國印刷出版，命吳老先行回國，進行必要的準備。陳達邦繼續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務。這一等就是4年。在美國出版報紙的計劃一直沒有消息，陳達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藝，以經營印刷業務謀生。後來知道在美國出版報紙已經不可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也陸續撤離，陳達邦才於1942年從巴黎動身回國。 ^[9] 

陳達邦的五哥陳岳雲，早年在湖南長沙開辦紙印公司，北伐戰爭開始後，紙印公司遷到武漢。陳岳雲的紙印公司是陳、任兩家的一個聯絡點，兩大家族的幾十口人分散在全國各地，有的還在國外，主要通過這個紙印公司進行聯絡，實際上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國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寧兒。去東北參加抗日之前，她和陳琮英一起，把寧兒送到武漢，託陳岳雲夫婦撫養。在離開陳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寧兒去照相館照了相，給陳達邦寫了一封信，表達對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將寧兒放在五哥家中寄養的事，信封內裝着她和寧兒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學。

抗日戰爭爆發後，武漢淪陷，陳岳雲的紙印公司隨着淪陷區大舉內遷的浪潮，遷到了戰時首都重慶。這時，紙印公司已改名為“中國印刷廠”，廠址設在重慶中華路官井巷3號，註冊資本為100萬元法幣。由於陳岳雲的精心經營，中國印刷廠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在重慶印刷界頗有影響。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慶印刷《新華日報》、《羣眾》雜誌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國印刷廠的幫助和支持。

陳達邦回國後，輾轉來到重慶。在陳岳雲家中，親人久別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寧兒叫到陳達邦面前讓他叫爸爸。這時寧兒已經十二三歲，高高的個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陳達邦把寧兒拉到自己身邊，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張照片的記憶。看到寧兒健康成長，陳邦達對兄嫂的精心教養，充滿了感激之情。他撫摸着寧兒的頭，輕聲問道：“媽媽有信來嗎？”孩子低頭不語，五嫂長嘆一聲，沒有言語。五哥示意五嫂把寧兒帶開，自己和八弟進入內室，促膝談心。

陳達邦已經預感到不測。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説：“一超和妹妹把寧兒送來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説，“在武漢的時候，聽説她去了東北，以後一直沒有消息。她和你通過信沒有？”陳達邦説：“寄了一張寧兒兩歲時照片以後，也一直沒有通信。”陳達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後，本來一直帶在身邊，撫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擔心遺失或被敵人搜查，才連同李一超寫的那封信，一併存進了共產國際檔案館。

在重慶，五哥盡力排解陳達邦的悲痛，並問起他在國外的情況。陳達邦談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別提到他在蘇聯和法國掌握的最新印刷技術。五哥聽了高興地説:“我看你回來別的都不要乾了，乾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陳岳雲在經營理念上，不以牟利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歡迎。陳達邦在現有條件下，採用在蘇聯和法國學到的新技術，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質量，使中國印刷廠的客户迅速增多，業務不斷擴大。陳氏兩兄弟聲名遠播，被譽為“印刷之王”。 ^[2] 

而關於自己的妻子、寧兒的媽媽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趙一曼的重大信息，陳達邦則是多年以後才得以知曉。

1950年，電影《趙一曼》很快攝製完成，在全國上映；1953年5月，周恩來收到一封普通信件，內容是李坤傑打聽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的李一超的下落。周總理看了又看，總也想不起這個李一超是誰，只好讓辦公室把這封信轉到全國婦聯代為查找。婦聯主席蔡暢和勞動部副部長劉亞雄看信後，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況。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陳琮英對李一超是瞭解的，但她無法將李一超和趙一曼兩個名字聯繫到一起。寧兒已長大成人，從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後，被分配在北京工學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媽媽李一超是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卻也難以想象自己的親生母親就是電影中的趙一曼。

驚喜來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傑寫信給陳琮英，告訴她:經過李一超的戰友和東北革命烈士紀念館確認，趙一曼就是陳達邦的妻子、寧兒的媽媽李一超，希望能夠了解陳達邦和寧兒的情況。陳琮英接信後十分驚奇，立即回信告訴了陳達邦和寧兒的情況，兩家親戚，相隔20多年，開始互通音訊。 ^[10-11] 

寧兒得知趙一曼是自己親生母親的消息，看到母親在英勇就義前留給自己的遺囑，一字一劃地抄了下來，並把“趙一曼”三個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決心，一定要遵從母親的遺教，忠於人民，報效祖國。

1957年底，當陳達邦從蘇聯回國後得知趙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時，更是百感交集。為了表達他對愛妻的懷念之情，應四川宜賓“趙一曼紀念館”之約，寫下了一段情深意篤的回憶。 ^[2]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在北京逝世；陳達邦作為任弼時的親屬趕往北京悼唁。其間，他見到了曾在巴黎辦報的老領導吳老，還見到了曾長期在重慶南方局工作過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開山祖師，曾為提高人民幣的印刷質量而煞費苦心。兩位老人都對陳達邦的印刷業務十分了解，聯名將他推薦給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

當時，南漢宸正在籌備貨幣改革，正是用人之際，於是批准調陳達邦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任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後升任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並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全權代表）秘密赴蘇處理印鈔事務。

1955年3月1日，蘇聯印製的新版人民幣三元、五元和國內印製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幣共10種開始發行流通。

陳達邦親筆題寫了新版人民幣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在內的所有需要更換的漢字書法字體，並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幣，仍清晰可見。 ^[2] 

請蘇聯代印人民幣對於提高印刷質量，更加有效防偽，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隨着蘇聯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中蘇關係逐漸緊張起來，蘇聯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幣版樣，擅自印發鈔票，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為此，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了《關於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開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紙幣，一個月後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

與此同時，國內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文革”開始後達到頂峯，許多和蘇聯有一定關係的幹部被打成“蘇修特務”，遭到殘酷批鬥，陳達邦亦未倖免。

陳達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兩條：一是“二十八個半”成員，並且長期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黨”；二是和“蘇修”“內外勾結”“篡改”人民幣上題字，“投敵叛國”。這時印製人民幣的機密已無密可保，當時參加過批鬥陳達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 ^[12] 

陳達邦於1966年被迫害致死，臨死之前，他對自己的孩子交底：要相信羣眾，相信黨，相信你的父親是清白的，人民幣改版題字是經過領導批准的；寧兒懷揣告狀信獨闖中南海為父伸冤，結果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4]  [13]} 

1979年3月1日，國務院為陳達邦平反昭雪， ^[3]  並在八寶山公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