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產物之一。因此，這所大學才會以孫中山的名字出現。儘管這所學校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國民黨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國學生。可以説，中山大學是為當時國共合作的中國大革命培養政治理論骨幹的特殊學校。比如，在中山大學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學生名單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蔣介石之子蔣經國； 馮玉祥之子馮洪國； 馮玉祥之女馮弗能、馮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 于右任之女於秀芝。

當然，與一般人不同，這批國民黨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進中山大學的。與這些“幸運兒”相比，其他人則只能通過另外兩種方式實現去中大的願望：報名考試，接受選拔；或由組織上秘密推薦選派。

從1925年開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國遠涉重洋，輾轉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幾年裏，莫斯科成為當時中國的革命精英薈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同時命令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宣佈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歷程。但是，中山大學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卻是相當深遠的，其中“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就是在中山大學誕生的。

根據普遍的説法，都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誕生的。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有28個人投票贊成黨支部局的意見，還有一個“搖擺不定的人”，忽而贊成，忽而不贊成，“二十八個半”便由此而來。

這種説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些錯漏之處。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頭頭的王明，其實那時候並沒有出席“十天大會”。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產國際派回了中國。 因此，可以這樣説，“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是在“十天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但其具體人物則不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的。

也就是説，在大會上投贊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沒有參加那次大會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

事實上，人們是藉助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來譏諷和嘲笑當時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隨者。

一般來説，在所有的名單中，至少有兩個人是可以確定的：一個是“二十八個半”的頭頭王明，另一個是被稱為“半個”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當然，根據各種資料來看，另外27個人的名單也是不難確定的。這個名單是比較通行也比較可信的説法，儘管其中有些人和王明一樣，也沒有參加當時召開的“十天大會”，如張聞天、王稼祥當時也不在場，但是，從他們當時的思想狀況、與王明在觀點和行動上都有某些程度的相同之處或曰大致一樣這些方面看，他們仍然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一些1927年底時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組成的鬆散團體。他們由於持相近的理念得名。他們自稱是共產國際最堅定的支持者和當時中國共產黨瞿秋白路線的堅決反對者，也有一種説法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指其中的徐以新的立場搖擺不定。包括：

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傑、汪盛荻、肖特甫、殷鑑、袁家鏞、徐以（一）新。

這29個人，進入中山大學的時間並不是一樣的，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張琴秋、陳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學的第一期學生，沈澤民雖然是1926年才插班進來的，但他也屬於第一期學生之列；

楊尚昆、李竹聲是1926年進校的第二期學生；其他的人員，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進入中山大學學習的。

還有一個人比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別班（或稱老頭子班）裏的一名學員。這個班的學員有不少都是年紀較大、經驗較豐富的中共領導人，如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等。

從性別上看，“二十八個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慶樹、張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這些人中，有些人之間有着較為深厚的淵源，如：沈澤民和張琴秋當時已是夫妻；孟慶樹則是王明當時追求的對象，回國後不久也結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慶樹在中山大學裏最好的朋友；等等。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歸國以後，隨着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形勢的不斷變化，也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後不久，就支持毛澤東擔任紅軍的領導工作，在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鬥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張聞天也站在正確的路線方面，以後在長期的工作中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革命與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秦邦憲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在領導《解放日報》、新華社以及在同國民黨談判的鬥爭中，作出了非常積極的貢獻； 楊尚昆、張琴秋等很早就認識和改正了錯誤，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為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凱豐）在遵義會議時仍然堅持不改，但在後來也改正了錯誤； 夏曦後來在戰鬥中成為烈士，殷鑑則在唐山煤礦工作時被捕犧牲；李竹聲、王雲程、孫濟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數幾個人回國後便脱離了革命隊伍，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另有一些人，在歸國後沒有什麼令人矚目的表現，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傑等，既沒有什麼好事，也沒有做什麼壞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蹤，遠不如他們在中山大學時那樣“領風氣之先”； 只有教條宗派的頭頭王明和其妻孟慶樹，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始終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錯到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康生便妄下斷言：“‘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 於是，凡在大陸、還在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均遭到審查，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受迫害而亡.

此外還有一個常見名單，是柳溥慶根據回憶寫在他一個黑色筆記本上的是以下這29人，1博古(秦邦憲)、2殷鑑、3楊尚昆、4張琴秋、5卜業奇、6汪盛荻、7傅繼英、8徐孝祥、9杜卓強、10王雲程、11陳昌浩、12孟慶樹(王明的妻子)、13劉傑(劉英)、14肖特夫、15謝建民、16李竹聲、17盛忠亮(盛嶽)、18孫濟明、 19毛子芳(毛齊華)、20潘方、21徐以新(團員)、22章漢夫、23夏曦、24譚國輔(夏曦妻子)、25洛甫(張聞天)、26沈澤民、27陳鐵錚(孔原)、28陳達邦、29朱自純。

楊尚昆曾經説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流傳很廣的説法不合事實,也不準確。 ^[1] 

另一種説法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是別人對他們的一種籠統的説法，所指的人也不盡相同。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當事人和黨史界一直有爭論。1981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邀請19位當年中大的學員開過一次調查會，會上達成的共識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説法，不能準確反映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説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建議今後不要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我是出席會議的成員之一，同意這個建議。具體地説，當時確有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黨員，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上比較一致，但是，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成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是別人對他們的一種籠統的説法，所指的人也不盡相同，誰也沒有列出過一個確定的名單來。有人説：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開的總結大會上，最後表決時只有28名黨員擁護支部局，因此得名。這根本不是事實。那次黨員大會上的表決，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還有30票是蘇聯人，但仍居少數。以吳玉章為例，他本來對支部局工作“有許多意見”，後來支部局夏曦告訴他説：現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點來反黨。並向吳老提示：我們首先要説支部局的路線是正確的，然後批評工作中的缺點。吳老説：“有這樣一回事嗎？要反黨我就不贊成！”他在總結大會上的發言就持這個態度。但吳老決不是宗派分子。教條宗派的基礎是錯誤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後的歷史證明，王明的教條宗派經過多次分化，經延安整風分清路線後，這個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流傳很廣的説法不合事實，也不準確。應當説：確確實實有王明教條宗派，但並沒有什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組織。還有人説“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是指一名共青團員，年紀很輕所以稱為“半個”。這更經不起推敲。因為參加10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