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雄

劉亞雄於青少年時期，在其父親劉少白同志的教育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閲讀了許多新文化書刊和共產主義書籍，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在太原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為反對封建宗法思想，爭取民主自由和學生的正當權益，與反動勢力進行過多次鬥爭。1923年考入北京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是學生會領導人之一，站在北京革命學生運動的前列。

1924年至1926年，她參與發起和領導了與女師大校方和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反動當局的鬥爭。在黨的指導下，由於她出色的工作，使這場鬥爭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支持和各界進步知名人士及馮玉祥將軍等人的援助，從而取得勝利。之後，她以山西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國民會議促進會”的籌備工作，並以女師大學生會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北京學生聯合會，組織參加了北京各界反對關税協定大遊行，迫使段祺瑞政府改組。

1926年初，劉亞雄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9月，黨送她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底，她從蘇聯回國，在嚴重的白色恐怖形勢下，投身於黨的地下工作。

1929年8月，她在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下，負責文秘及聯絡工作。

1931年2月，調河北臨時省委擔任秘書長。4月，由於叛徒告密，在天津被捕入獄，經受了敵人的嚴刑拷打，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1932年9月，在敵人拿不到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釋放出獄。

1933年1月任江蘇省委宣傳部秘書長。

1933年4月，劉亞雄同志的愛人陳原道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後，她把遺腹子紀原交給父親劉少白撫養，自己又南北奔波，繼續為黨工作。

1935年9月在山西特委從事地下工作。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組成以薄一波同志為書記的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赴晉，她作為工委成員之一，參與領導了犧盟會和山西新軍的工作。

1937年1月，在太原軍政訓練班，為集中全國抗日救亡的婦女積極分子而組建的女兵連任連指導員，為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女幹部。

抗日戰爭初期，她主要從事組建和領導新軍武裝的工作。1937年9月，劉亞雄同志抵五台山前線，親手組建了第一縱隊所屬的最早的一支游擊隊，並擔任指導員。隨着游擊隊的不斷壯大，這支游擊隊合編成為遊擊第一團，她任領導人。一縱隊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採取靈活的游擊戰術，活躍在山西正太路、同蒲路、榆次、祁縣、太谷、平遙等地，建立了路東抗日縣政府，配合八路軍粉碎了敵人的九路圍攻。

1939年3月，她調任晉東南婦救總會主席兼黨組書記。7月，白晉線失守後，隨婦救會轉移至太行區。

1940年劉亞雄同志任山西第三專署路東辦事處主任兼武裝科長，後任晉冀豫邊區太行行署第三專署專員、地委委員。她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第一位女專員。第三專署地處太行中心地帶，是八路軍總部機關和一二九師司令部、抗大分校所在地，又是八路軍糧食供給基地。在敵人頻繁掃蕩的情況下，她在領導對敵鬥爭的同時，積極發動羣眾，組織農業生產，實行減租減息，團結各階層人士共同抗日，打擊敵人，支援了抗戰。在建立新軍，堅持武裝鬥爭，建設太行抗日根據地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1942年冬，黨派她到延安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後參加了延安中央醫院整風運動的領導工作。

1945年，她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之後，又作為婦女界代表籌備並出席了“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大會。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後，黨中央決策，抽調大量幹部赴東北開闢工作。同年10月，劉亞雄同志調東北西滿分局所在地雙遼市任市委書記，按照黨中央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革命根據地的指示積極開展工作，清除匪霸武裝，説服教育羣眾，使這一地區的工作局面很快出現轉機，支援了四平戰役。

1947年初，任嫩江省委組織部長。

1948年在東北局先後擔任婦委委員、機關黨委副書記等職務。1948年11月，遼瀋戰役後，我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她是瀋陽市軍管會成員，並任市委委員，參加了東北局城市工作研究團，對已經解放的大城市和大型企業的工作進行了調查研究。

1949年4月，出席了全國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同年7月至1952年任中央直轄市長春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她堅決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上級指示，卓有成效地使長春市各方面工作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有力地支援了全國解放戰爭以及後來的抗美援朝戰爭。

1949年9月，她做為代表出席了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開國大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年，劉亞雄同志調全國婦聯任中央婦委副書記兼城工部長。她深入羣眾進行調查研究，為此，曾受到毛主席的好評。

1953年初調到勞動部任常務副部長，她從實際出發，努力學習，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解決工人就業，提高工人的政治、技術素質做出了貢獻，為工人職業教育事業打下了基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她深入調查研究，領導了全國勞動力調配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讚揚和肯定。

劉亞雄是黨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

1963年她當選為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64年任中監委派駐交通部監察組組長。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亞雄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粉碎“四人幫”以後，組織上為她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安排了工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劉亞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十三大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及大會的各項決議堅決擁護。她雖然年事已高，仍然兢兢業業，勤奮學習和忘我工作。

1988年2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2] 

1936年劉亞雄從中共北方局來到山西與薄一波一起開展統戰工作，黨決定把山西的軍政訓練班原有的5個連擴展為12個連隊。第11連為女兵連，1937年3月5日，太原城海子邊上舉行了盛大集會，女兵連正式成立。這個“女兵連”，是繼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時代武漢黃埔軍校及十年內戰時期四方面軍紅軍女兵連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唯一的、由女知識分子為主組成的一支女兵連隊，學員來自京、津、東北、河南、河北、山西等16個省、市的愛國知識青年，前後共有190餘人，劉亞雄就是這個連隊裏的指導員。這個革命連隊在老奸巨滑的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能夠存在，完全是由於以薄一波同志為首的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忠實執行中共中央指示，成功地與閻錫山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緣故。“女兵連”是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的產物，這一形式決定了“女兵連”的訓練方式。劉亞雄和閻錫山派進連裏的舊軍事教官一起擔任訓練任務，並且為了革命大局的利益，還必須安排閻錫山指定的某些課程，但劉亞雄善於以巧妙的方式和靈活多樣的辦法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以達到灌輸青年們正確認識和提高思想覺悟跟着共產黨走的目的。

那時，正面學習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公開合法的，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課也佔有重要的地位，每當應付統一戰線的要求學習閻錫山編纂的“按勞分配”、“土地村公有”、“物產證券”等的小冊子後，劉亞雄總以指導員的身份給女兵們作輔導，拿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觀點與閻錫山的主張作對比，深恐女兵們分不清是非上當受騙。那時女兵都心領神會地把劉亞雄的輔導看作是“消毒”。女兵們來到處處洋溢着革命氣氛的“女兵連”，都感到如魚得水，喜不自禁，有同學半夜在被窩裏還高興得唱國際歌，劉亞雄非常理解女兵的心情，她並未批評大家，卻十分友善温和地告誡女兵要唱抗日救亡的歌曲，應在白天唱，以免引起麻煩。許多女兵過去多半是反蔣抗日的思想，對“雙十二”事變放掉蔣介石並不心悦誠服，經過劉亞雄循循善誘的政治思想工作，才使她們徹底轉變，真正理解了聯蔣抗日的重大意義，從而更加信仰和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

劉亞雄對女兵們體貼入微。1937年舊曆除夕的晚間，劉亞雄怕值夜班的政治工作員思念家鄉，給端來一個熱氣騰騰的豬肉白菜丸子火鍋，風趣地説：“吃了火鍋不想家！”有位同學從連裏派到外縣的一所中學以文體教員的身份去進行革命活動，不久被山西舊勢力以不繼續發給聘書的方式排擠出來，劉亞雄不加任何非難，仍然安排她回原班繼續學習，在劉亞雄的熱情關懷下，這位同學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曾三進三出“女兵連”。

“七七”事變爆發後，女兵們堅決要求上前線，劉亞雄很支持，但同時教導她們不能光憑熱情做空頭的革命家，得有前線需要的真本領。她一面讓她們認真學會打槍，還要學會如何宣傳羣眾、發動羣眾、組織羣眾起來保家衞國，一面指定她們中的一位同學帶領連裏一部分女戰士去太原陸軍醫院學習救護傷員的知識和為受傷戰士進行包紮、治療的具體方法。就這樣，經過劉亞雄的辛勤工作和精神薰陶，培養出了一大批革命意志堅決，能文能武的女青年幹部，分別派赴到各條戰線上去：有參加青年抗敵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或組織游擊隊直接從事武裝鬥爭的；有參加戰地服務團上前線擔任救護、慰勞工作的；有直接派到地方上搞民運和政權工作的。 ^[3-4] 

抗日全面爆發後，按照黨的指示，薄一波同志即時地抓住了時機，與閻錫山談判組建新軍。迫於形勢與民眾的壓力，閻錫山不得不同意了薄一波的動議。於是，軍政訓練班結束，由大部分學員與原“民訓團”於1937年8月1日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簡稱“決死隊”），下設三個大隊，薄一波親任政委。這樣，女兵連也隨之解散，大部分學員被分配去“軸盟會”做抗日民運工作與抗日救護工作。很多女兵紛紛要求參加決死隊，30餘名女兵態度堅定，再三要求，薄一波同志親自考核批准組成了“決死隊”第2大隊第4中隊第3排。這些女兵，每人正式領到1支步槍，100發子彈，乾糧袋、1條軍毯和3個手彈約15公斤重的武器裝備。決死一總隊開赴五台山進行遊擊活動，根據薄一波同志的指示，劉亞雄開始着手組織游擊隊。

她深入到農村中去，親自找青年們談話，一個一個不厭其煩地做思想動員工作，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地給青年們講抗日救國與保衞家園的革命道理，啓發了純樸的農村青年們的愛國感情，短時間內就有20多名熱血青年報名參軍，組成了一個遊擊排。到達沁縣之後，劉亞雄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發動羣眾補充兵源，游擊隊人數迅速增加到百餘人，經上級批准，1937年12月，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敵遊擊第一區隊，於百川任隊長，劉亞雄為區隊指導員，區隊移師平遙，劉亞雄將隊部設在平遙東南彭坡頭村。

1938年3月，為服從抗戰的整體利益，上級決定，遊擊一區隊、二區隊和稍後建立的三區隊在沁縣羊莊合併成立山西青年抗敵決死一縱隊遊擊第一大隊。楊世興同志為大隊長，於百川為副大隊長，劉亞雄任大隊教導員。劉亞雄對隊伍政治素質的提高特別關注，這是增強游擊隊戰鬥力的根本條件。為了保證游擊隊構成的階級成分，真正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新式戰鬥隊，劉亞雄確立了隊伍發展應儘量吸收貧苦農民和青年學生為主的方針，同時，也注意吸收少量成分較好的閻軍散兵入伍。

“在發展中戰鬥，在戰鬥中擴大”，是游擊隊的指導思想。劉亞雄帶領這支隊伍，活躍在沁縣、沁源、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襲擊小股敵人，剷除漢纖特務和反動地方武裝。在沁縣，有個外號“後山大王”的土匪把持着一股武裝，投靠日寇、屠殺愛國村民、破壞抗日活動，十分猖狂，百姓恨之入骨。楊世興、劉亞雄依靠羣眾掌握了他們的活動規律，於是帶領游擊隊一次夜襲全殲股匪，活捉了“後山大王”，然後大張旗鼓地將其與五名惡劣昭彰的漢奸就地槍決。人心大快，也有力地震攝了漢奸特務賣國投敵的反動氣焰。

5月初，游擊隊撤往沁縣，開始了半年多的整訓，學政治、學軍事，積極民主建軍。劉亞雄頗具政治眼光地積極貫徹“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幹部知識化”的主張，要求全隊向八路軍“老大哥”學習，提高思想覺悟掌握軍事知識，建成一支具有堅強戰鬥力，政治化、民主化、正規化的新型人民軍隊。

1938年秋，游擊隊不斷壯大，為適應新的形勢，決死一縱隊決定，成立遊擊團，下設3個營。團內黨員不多，於是組成一個黨總支，總支書記由團政治部主任閻定礎同志兼任，劉亞雄為總支副書記兼一營教導員。

12月，游擊隊整訓整編完畢，遊擊一營南下轉戰安澤，營部和3連駐紮舊縣鎮，1、2連在前邊距敵一二十里騷擾敵人，整訓後的游擊隊戰鬥力大為增強，戰術運用更加靈活，劉亞雄等人的軍事才幹，在戰鬥中鍛鍊成長。

1939年1月，遊擊一營突然回師沁縣中峪店一帶尋找戰機，強行軍百餘多里，爬過黑虎嶺等兩座大山。春節前後，夜襲一股日軍，包圍在趙城耿壁村，這一仗非比從前，楊世興、劉亞雄經過周密計劃，部隊調動嚴格保密，經過整訓的我軍戰鬥力大大增強，經過短兵相接的激烈戰鬥，斃敵60餘名，繳獲平射炮一門，歪把子機槍兩挺，數十支步槍，遊擊營打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大勝仗。 ^[4] 

1938年晉西事變之後，為了便於工作，山西的犧盟會幹部進行了一定調整，三專署路東辦事處主任侯振亞同志調往太嶽沁源縣任縣委書記。劉亞雄接替三專署路東辦事處主任。1940年4月，太行區晉冀豫行署成立、辦事處合併於行署，改為太行區三專署，劉亞雄被任命為專員，成為山西省抗日戰爭中第一位女專員。

三專署位於白晉線上，處同蒲鐵路東，包括榆社、武鄉、襄坦、祁縣、黎城、遼縣等縣，人口40餘萬，是太行山北重要基石， 山西的著名糧倉。因此，日寇爭奪異常瘋狂，三專署是整個太北區敵人掃蕩最頻繁、最殘酷的地區，敵人的掃蕩步步升級，最初每次掃蕩七八天時間，到4月，掃蕩往往持續20多天， 殘無人道的日寇實行“三光”政策，老百姓對日寇恨之入骨。三專署既然是產糧區，劉亞雄所要做好的第一項工作便是保證我軍129師的衣食供應問題。她摒棄了向地方過量強派糧款的工作方式，反覆向羣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同時普遍展開減租減息的羣眾運動，減輕百姓負擔。同時，劉亞雄帶領幹部修壩蓄水，改善種植條件，提高糧食產量。三專署糧食產量的提高當年即見成效。有了這個底數，劉亞雄便和有關部門研究，本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適量增派糧款。具體做法是：向地主、富農大量徵購，以讓地主獻糧為主，按地力攤派為輔徵糧籌款。這樣，較富裕的農民合理分擔，貧苦農民的基本利益也得到維護，農民應徵糧食的熱情很高，於是三專署徵糧計劃便順利完成了。三專署徵購的大批軍糧即時輸送部隊，有力地支援了前線作戰。

對敵鬥爭，是劉亞雄抓得很緊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三專署所屬區縣，鑑於政治、地理、經濟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了敵我雙方拉鋸爭奪的焦點，鬥爭異常殘酷。政府的經常性工作，便是做好堅壁清野和打擊漢奸特務，“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頭牲畜，把敵人困死，餓死。”這是三專署提出的響亮口號。劉亞雄在三專署的工作是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她深得當地羣眾的愛戴。 ^[4] 

薄一波稱讚劉亞雄：“無論在順利還是在逆境時，亞雄同志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黨的工作中去，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她不愧為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她的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她對黨的工作的高度責任感，她密切聯繫羣眾、堅持實事求是和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都是值得我們和後人學習的。” ^[5] 

《人民日報》評價劉亞雄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內傑出的婦女工作者、社會活動家。

劉亞雄同志為人正派、虛心好學、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直言不諱、剛直不阿，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她在政治上、組織上堅持黨的原則，具有高度的黨性和原則性。她作風民主，艱苦樸素，公私分明，團結同志，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聯繫羣眾，傾聽羣眾意見，關心羣眾生活。她深入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善於發現和解決問題，堅持實事求是，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劉亞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黨為人民的事業不斷奉獻的一生，她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畢生精力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的解放事業。” ^[2] 

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黨的傑出的婦女工作者劉亞雄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劉亞雄同志遺體上覆蓋着中國共產黨黨旗。她靜靜地躺在綠葉叢中。趙紫陽、鄧小平、李先念、李鵬、陳雲、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烏蘭夫、萬里、田紀雲、江澤民、李鐵映、李錫銘、楊尚昆、宋平、胡耀邦、秦基偉、薄一波、宋任窮、王震、習仲勳、芮杏文、閻明覆、王首道、劉瀾濤、張勁夫、張愛萍、陸定一、陳丕顯、黃鎮、程子華、胡厥文、許德珩、彭衝、王任重、葉飛、宋健、鄭天翔、楊靜仁、康克清、呂正操、王光英、馬文瑞、雷潔瓊、汪鋒等同志，以及中顧委，中紀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部，統戰部，全國婦聯，勞動人事部，交通部，中共北京市委，江蘇、河北、山西、吉林省委，長春市委等送了花圈。

李鵬、胡啓立、姚依林、李鐵映、宋平、薄一波、宋任窮、芮杏文、劉瀾濤、葉飛、宋健、康克清、馬文瑞等領導同志，以及劉亞雄的生前友好和各界羣眾1500多人蔘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6] 

中共山西省委員會、中共吉林省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交通部、中共長春市委員會、山西省婦女聯合會、中共山西省興縣委員會、山西新軍史料徵集指導組辦公室等單位，共同編輯出版了《劉亞雄紀念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