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裕公全集

陳子龍（1608－1647年），字卧子，號軼符，晚號大樽，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愛國詩人，師法黃道周。陳子龍是夏完淳的老師，與錢謙益、吳梅村齊名。

陳子龍於天啓三年（1623年），十六歲舉童子試；崇禎元年（1628年），與湖廣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之女結婚；崇禎十年（1637年）丁丑科進士，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崇禎年間，他曾參加以張縛為首的復社，後與夏允彝等組成畿社。南明弘光帝時，他任兵科給事中，見朝政腐敗，辭職歸鄉。南京被破後，陳子龍在松江起兵，稱監軍。事敗後，他躲避在山中，集結太湖兵準備抗清。事情敗露，陳子龍在蘇州被捕，押解途中，他趁機投水而死。

陳子龍著作有《詩問略》、《白雲草廬居》、《湘真閣稿》等。

《陳忠裕公全集》，明代陳子龍撰別集，共三十卷，包括賦、騷二卷，詩十七卷，詞曲一卷，文十卷，由清嘉慶年間王昶輯刻。

陳子龍有多篇詩歌論文，反映其文學主張。他比較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主張“導揚盛美、刺譏當時，託物聯類而見其志”（《三子詩序》），要求詩歌創作有感而發，“古人之詩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詩也，得已而不已”（《青陽何生詩稿序》）。他傾向於前後七子的復古理論，但更主張詩要有獨造，在《彷彿樓詩稿序》中指出詩歌“色彩之有鮮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借”。他的詩作，有不少反映了對明王朝腐敗政治的不滿，和對人民困苦生活的同情。如《小車行》、《白靴校尉行》、《遼事八首》等，都是關注現實的篇章。明亡後的詩作，感時傷事，悲憤蒼涼，感人至深，著名的有《秋日雜感》十首等。集中以七古和七律最為出色，七古或狀物，或託意，氣勢跌宕，音調促迫，如《蜀山行》、《大梁行》、《高梁橋行》，頗近岑參風調；《贈孫克哉》、《匡山吟寄燈巖子》、《寄獻石齋先生》五首，則以人物刻畫為主，又似李頎風範。陳子龍的七律則清麗沉雄，胡應麟評為“格高氣逸，韻遠思深”（《詩獲》），如《高郵州》、《晚秋雜興》等，都是體現其詩歌特徵的名作。所以，前人以明詩“殿軍”讚譽。

陳子龍的詞學觀念比較保守，堅待“詩莊詞媚”，要求婉約濃逸。這在他的《三子詩餘序》、《王介人詩餘序》、《幽蘭草序》中，均有體現。但他的出發點，則是針對明人詞曲淆亂、率爾命篇的不良風氣，如他提出填詞有四難，即用意難、鑄詞難、命篇難、設色難，就具有糾明詞之弊的意義。故其詞多婉麗工緻之作，如《洗溪沙·五更》、《踏莎行·寄書》、《少年遊·春情》等篇的離情別緒，《小重山·憶舊》、《柳梢青·春望》、《天仙子·春恨》等篇的故國情思，在晚明詞壇上獨佔風標，為雲間詞派之領袖。所以王士禛評價他：“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悽側。”（江順詒《詞學集成》附錄引） 陳子龍的散文大致宗尚前後七子，無大的建樹。但文集中《橫雲山石壁銘》、《沁蜂文》、《仙都山志》等篇，也屬頗見工力之作。

《陳忠裕公全集》於嘉慶八年（1803年）問世，其中詩詞蒐羅較為完備。1988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將其與陳子龍《安雅堂稿》、《詩問略》、《兵垣奏議》等，合編成《陳子龍文集》二冊，列入《上海文獻叢書》影印出版。另有施蟄存所編《陳子龍詩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