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麟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農曆夏五月二十二日（1551年6月25日），胡應麟生。 ^[2]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胡應麟幼時即穎敏絕倫。父親口授給他的書立馬就能背誦，讓他作對子，胡應麟可以脱口而出且工整。 ^[2]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胡應麟入學，跟隨家鄉的塾師學習經文，心裏很討厭它們。父親胡僖訓誡他説：“你的祖先胡瑗為一代儒宗，勤勉於經藝，而且現在制度要求學習經書，你為什麼放棄並且鄙視它們呢？”胡應麟回答説：“吾鄉範祖幹、金履祥兩位賢人都是平民百姓，怎麼能説只有科舉功名最重要呢？”胡應麟還從父親的書櫃裏拿走《古周易》《尚書》《詩經·國風》及左丘明、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曹植、杜甫諸家書讀之。不久，便可以創作各種體裁的詩歌。 ^[2]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胡應麟開始寫作詩歌，稍稍在鄰里間出名。 ^[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胡應麟隨父守喪家居，入縣學為生員，但是胡應麟並不喜歡。 ^[2] 

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年），工部尚書朱衡致仕歸家路過蘭溪時，胡應麟因為日夜侍奉母親而身體虛弱，在金華山中靜養。朱衡對胡應麟所作詩文很是欣賞，到達金華山下便停留三日，派人傳信給他。胡應麟出山拜見，為他作《崑崙行》以答謝。朱衡稱之為“天下奇才”，轉示浙江督學使者滕伯輪，滕伯倫也很器重他，破格增其為廩膳生員，且命其入杭州讀書。胡應麟在杭州讀書期間，巡按御史蕭廩等人曾兩度組織考試，胡應麟均被拔為千人之首。 ^[2] 

萬曆四年（1576年）八月，胡應麟在杭州參加浙江鄉試，得中舉人。 監臨官為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從憲，此後胡應麟即稱之為“吳師”或“座師”。胡應麟中舉後，已有意隱居遊仙，但因為尚有雙親需要侍奉，不敢離去。 ^[2] 

萬曆五年（1577年）正月，胡應麟在北京準備參加二月會試。但會試不第，三月南歸。 ^[2] 

萬曆十七年（1589年），胡應麟接到父親讓他參加會試的命令，起身渡淮北上，於春初時節到達徐州、沛縣，到夏郵時病情加劇，卧病舟中，不能北上。時黃水暴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潘季馴又下令堵塞它，並且在濟水上修築堤壩。一時間水路斷絕，只能改道陸路。已經病重的胡應麟不堪陸路疲勞，考慮再三，最終放棄參加會試的念頭，掉頭回返。其間潘季馴遣使問候胡應麟，併為尋找船隻送其南返。胡應麟想到以前滕伯輪對自己的器重，賦詩寄懷。在返程途中，胡應麟又作詩抒懷。他雖對科舉不順多少有些慨嘆，但並不在意，而是再次表達了不以科舉仕宦為重、以著述傳世以為不朽之意。 ^[2] 

再次落第後，胡應麟乃遊於燕、吳、齊、魯、趙、衞各地，搜討古書、文物不間斷，自稱：“廣乞明流、尋至故家、尋諸絕域”，遇佳本不惜重金，月俸不夠，則典賣夫人簪環，或解衣以典當。 ^[1] 

萬曆十九年（1591年），胡應麟與汪道昆在新都相聚數月。自從初識胡應麟，作為徽州文壇領袖的汪道昆就一直希望招攬胡應麟入白榆社，從而在壯大白榆社聲勢力量的同時也增強白榆社在徽州以外地方的影響，於是胡應麟欣然加入白榆社。 ^[8] 

萬曆二十年（1592年）正月，胡應麟致書汪道昆敍舊，告知自己去年冬赴太倉弔祭王世貞併為其《算州續稿》作序事，追憶了同赴太倉拜訪王世貞時的盛況。不久，胡應麟接得汪道昆書信，始知汪道貫已於去年病逝，遂寄輓詩二章，書信一封，請其節哀，並早些刊刻汪道貫文集。又將其所撰、由周天球手書刻石之宋宜人墓誌銘拓本及新刻擬樂府諸詩進呈，並進而高度評價王世貞詩學成就。他告知汪道昆，近時讀杜甫詩集，有感而發，寫成《八哀篇》和《五君詠》，稱譽汪道昆，對王世貞卒後的炎涼世態予以抨擊，請汪道昆保重身體。 ^[2]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十九日，汪道昆逝世。胡應麟作詩十首哭之。自汪道昆死後，胡應麟名氣“愈重”，主持詩壇，江南文士都奉他為宗主。 ^[2] 

晚年，胡應麟益肆力於學。於縣城內思親橋畔築室號“二酉山房”，取秦末書生藏書於大酉山、小酉山的石洞中，得以避“焚書坑儒”之典故。藏書4萬餘卷，專事著述。詩文主張復古模擬，後由重視格調轉向於神韻。 ^[2] 

萬曆三十年（1602年），胡應麟逝世。 ^[2] 

《詩藪》頗為完整、系統地表述了作者的詩學思想，遠遠超越了詩話發展前期的那種隨筆、散論的性質，是集本體建構和作家作品批評為一體的詩學專論。胡應麟篤信嚴羽之主張，卻不墨守嚴氏針對”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之弊病，而把詩歌與禪宗聯繫説詩之法，其説詩比較切實，在於其對用事之探討，形獨特且系統之看法。胡應麟論詩，從方法論上受嚴羽之影響。運用此種方法，糾偏黃庭堅之“脱胎換骨”、“點鐵成金”，得出全新之結論。綜其《詩藪》全篇，胡應麟有關“用事”完整理論體系由以下三個方面構成：1、除以情景為詩歌模寫之對象，用事亦另一之重要手段。2、指出宋、明人在用事上之偏差失誤，將情、景、事三者聯繫，並統攝在“工”、“巧”下論述，以”風調”、“神韻”為用事之極致標準。3、論“用事”貴淺顯、易懂，或用句，或用意，鹹臻化境；或減字，或添字，並無礙事。 ^[10] 

胡應麟詩論不停留在一般的感悟式批評上，而是以此為基礎，以周延的理性思辨來界定詩的本體特徵。他的詩學本體理論建構中最集中地體現在“興象風神”之説。他認為：“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詩藪·內編》卷五）此係胡應麟論詩歌創作本體特徵的根本之論。在他看來，詩的基本要素就是“體格聲調”和“興象風神”，而二者的關係則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體格聲調”之説，既是對明代初期復古派詩論家如李東陽、李夢陽等“格調説”的繼承，同時，又是融匯宋代詩論家嚴羽等人的“辨體”觀念而向前發展的命題。“興象風神”在胡應麟詩學中亦是基本命題所在。“興”是指詩人在外界事物的觸發下，因感生情，所謂“觸物以起情，謂之興。”象即詩的審美意象。興、象合鑄成一個詩學概念，則是指詩歌創作中以自然感發的方式來創造的審美意象。在他看來，漢代古詩，風韻自然，取象時常常得之無意。“興象”之外，胡應麟更重“風神”。胡應麟説前者在詩中，較實；後者在詩外，較虛，兩者是一種虛實結合的關係。“體格聲調”是“興象風神”的基礎，“興象風神”是“體格聲調”的昇華。在前者為必然，在後者為自由。胡應麟以從嚴羽那裏秉受的“妙悟”“興趣”，裨補了明代復古詩論家們“格調説”的偏頗。 ^[11] 

胡應麟是“古詩之妙，專求意象”的第一人。他的《詩藪》是明代中期一部重要的詩話著作，書中匯聚了其對歷代詩歌作品的評價。胡應麟認為，意象是詩人感情外化的一種表現形態，首次肯定了意象對於我國古代詩歌取得輝煌成就所起的重大作用。 ^[12]  《詩藪》一書以朝代為經，以詩歌體裁為緯，構築了一個完整的由古代《詩經》到明嘉靖年間的詩歌框架結構。書中幾乎包含了歷代所有的詩歌形式與詩人。胡應麟在《詩藪》中先概述一個朝代詩歌發展的大體情況，然後列舉詩人及其經典詩句，接下來給予四字或一句的簡短評述。在對各種詩歌現象及其作品的評價過程中，胡應麟立足於詩歌的體裁特徵，並適時地與前人的詩句作比較，或褒或貶，作出公允的評價。《詩藪》體現了胡應麟的詩學視野和論詩旨趣。《詩藪》對中國詩學逐漸走向理論化、體系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6] 

胡應麟的藏書主要有靠自己孜孜以求和機緣巧合。胡應麟為一介布衣，想盡辦法來求書。他“節縮於朝晡，展轉於稱貸，反側於寤寐，旁午於校讎”，為了訪求書籍而“窮搜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節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以至於“盡毀其家以為書”。書籍除購買外，他還從其它途徑來補充藏書，有的是時人愛其才而饋贈之，有的圖書是交換所得，“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餘嘗得其目，頗多秘帙，餘筐煲所藏往往與之互易”。另一方面，胡應麟主要靠機緣巧合，他曾以低價購買了虞守愚的藏書，之後其藏書量劇增。 ^[7]  其所藏經、史、子、集、佛、道、類書、雜家之書達4萬餘卷，撰有《二酉山房書目》6卷，收錄古籍42384卷。 ^[4] 

胡應麟意識到書籍聚散無常，因而利用目錄以保管書籍。他充分認識到編目在典籍保存、訪求以及反映學術興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過編制書目， “俾百世後知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以彰顯明朝藏書之盛。同時，胡應麟還清醒地認識到了官修目錄與私家目錄的區別，其雲： “第中秘盡籠天下之書，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傳、帳中之秘亦往往內府所無，其目可以互稽．難於偏舉。”官修目錄與私家目錄各有所長．應該互為補充。就他本人而言，既編有反映個人藏書情況的《二西山房書目》，又編有反映歷代典籍情況的《經籍會通》，立志編撰一部書目以明書籍的興廢、得失，反映學術之盛衰。 ^[5]  他的《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則記述和討論了明以前典籍的收藏、整理情況，記錄了明代的藏書、刻書、賣書的書業資料，其中《四部正訛》四卷，考證宋元明三朝古籍偽書最為詳細。本書徵引豐富，議論亦多高明，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寶貴的資料和見解。 ^[1] 

胡應麟在圖書收藏與利用的規律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但對後世的典藏工作起着指導與借鑑作用，也為後世的研究創造了條件。胡應麟對圖書的作用有深刻而獨特的認識，書籍的作用在於記錄與傳播人類經驗，胡應麟認為書籍和國家政治有着密切的關係，國家氣運關乎書籍的散佚。胡應麟認識到物極必反，有盛必有衰，書籍大盛之時必會有書籍的散佚之日。胡應麟認為書籍有十厄，根本原因是封建國家的體質所致，藏書多為國家所有，圖書是國家的附屬品，藏書隨國家的興衰而興衰。個人藏書也如此，一旦遇到火災、沒落，個人藏書即不能保存。鑑於此，應該加大圖書的公開性，多元性和民間性，使圖書的保存更加大眾化。 ^[7] 

胡應麟對中國古典目錄學史和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清理、考察和研究，初步建立起中國古典目錄學史和圖書事業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他順應學術發展的時代要求，出以個人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和實際需要，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文獻辨偽學專著，對文獻辨偽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首次總結，結束了自漢以來就已開始的文獻辨偽的摸索階段，為中國文獻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2] 

胡應麟對中國目錄學史進行了梳理和概括，注意圖書分類，《經籍會通》一書體現了胡應麟的圖書觀點。胡應麟認為圖書的分類是根據圖書的性質和圖書的數量來決定的，西漢之前，史書較少，《七略》《漢書 ·藝文志》等將史依附於經，即“春秋”在“六藝”略下，王儉《七志》增加圖譜一志，前六志與《七略》《漢志》名異實同，“經不日六藝而日經典，則史固漸備矣”。此時史書數量已經漸漸增多。東晉李充換其乙丙之書，不僅使“史居子上”，而且使四部分法成為秘閣永制。胡應麟是注意目錄學史的第一人，他以類例作為探討目錄體系變革的重要環節，這一選擇獨具慧眼。作為一個大藏書家，胡應麟也曾嘗試過為書目分類。胡應麟的《二酉山房書目》就是記錄其自己藏書樓的目錄書。胡應麟提出將類書、佛道二藏及偽書合成一部，與經、史、子、集四部並列，組成五部圖書分類體系。這是他認為“學問之途，千歧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類書是非書非史非子非集，佛道二藏為方外之説，而且數量之多，不宜再入子部；贗品古籍亦不宜與真書混淆，所以，宜另劃為一類。胡應麟分類標準為書籍性質和書籍數量，胡應麟雖然提出了五部分類，但客觀學術實踐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變革。他在自編的《二酉山房藏書目》中，實踐了類書另立門户的主張。但他於佛道之書，卻仍沿前人之例，人於子部。相比之下，偽書的著錄比類書要困難。偽書需要辨偽，胡應麟在其讀書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偽書的危害。“大為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偽，列為一編。”正是胡應麟在編制目錄的時候體會到偽書情況的複雜，促使他寫出中國第一部辨偽學專著《四部正訛》，為後世辨偽專書的繼起拓開了廣闊前程，為文獻學發展做出了更大貢獻。在胡應麟自編藏書目中，並沒有另立偽書，他是以辨偽專著的形式實踐了這一主張。 ^[7] 

在《四部正訛》中，胡應麟提出了辨別偽書的八種方“辨偽八法”：（1）“核之《七略》，以觀其源”。即是説凡西漢以前的可疑之書，可用《漢書·藝文志》（因《七略》的大部分著錄保留在其中）來辨證。（2）“核之羣志，以觀其緒”。即是通過核對歷代正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可知道某書何時見於著錄，何時無存，以考察其流傳的線索。（3）“核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即是通過核對與某書作者同一時代人的著作，查看有無談到或引用該書的地方。該書中人名、地名及一切名稱與同時代著述是否相同。（4）“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即是核對後世的著作，查檢其中有無引用或發揮該書的言論或觀點。（5）“核之文，以觀其體”。即是從文體上加以核對，查檢某書是否和所處時代的筆調相吻合。（6）“核之事，以觀其時”。即是從內容上加以核對，查檢某書是否和所處時代的史事相符合。（7）“核之撰者，以觀其託”。即是核對作者，看其是否出於託古。（8）“核之傳者，以觀其人”。即是核對傳播者，查明首先傳播書的是什麼人。 ^[13] 

胡應麟憑藉“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的學術追求開近代意義上的戲劇史研究之先聲。其小説思想兼容古今、熔鑄時代精神與個人哲學觀點，對小説特性功用的認識表明他對傳統小説思想有所傳承，他的小説分類集中體現了他對小説敍事性特徵的重視，其小説美學思想的亮點為對小説藝術特徵的發現。他的小説思想有助於小説的文體獨立。 ^[3] 

胡應麟的小説、戲曲思想充滿了對“唯教説”的解構，具有晚明思想解放色彩。胡應麟對小説的研究並不侷限於一時一書，研究涉及的面極廣，尤其是對古代小説的歷史有相當宏觀的認識和整體把握，小説史上的基本問題。胡應麟提出了關於《漢志》中的“小説”概念及所列的所謂小説作品的性質問題，並試圖加以解決。胡應麟對《漢志》所列小説，逐條加以考辨，證其多非小説。他要説明的是，小説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處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中，《漢志》中的“小説”與明代的小説文體是不同的。有關小説的性質與功能，他首先定位於文人墨客搜奇獵異的遊戲之筆，而這種本質也就決定了小説的寫作法則；然後分析了小説創作中的兩種現象，肯定了小説有益而無害的一面。與此相聯繫，胡應麟還對小説的源頭進行探索。胡應麟的這論點為勾畫各類小説產生、發展的軌跡走出最初的一步，也小説史學中最重要的一步。對古代小説的發展歷史，胡應麟有清晰的認識，對小説的類型及其流變過程把握得相當準確，對小説發展的脈絡相當清楚。他總結了從《漢志》出現“小説家”一説，至小説繁榮的明代之間的小説發展軌跡，對不同時期的作品加以對比，總結其特點，辨別其優劣，分析其得失。他概括由六朝至明的文言小説的發展，雖略顯簡單，卻畫龍點睛地指出了古代文言小説的形成、繁榮以至漸衰等不同時期的創作及審美特徵。胡應麟對小説的分類，頗受小説史家的重視，在小説分類學的研究上佔有重要地位。胡應麟在前人的基礎上又提出自己的分類方法，此種分法仍然帶有傳統的史書藝文志的色彩，範圍太過寬泛。據胡應麟的分類法，志怪和傳奇是基本上可以分得清的，志怪即偏重於寫神鬼妖異，而傳奇則偏重於寫帶有奇異色彩的人事。 ^[3] 

在宏觀把握與具體分析的基礎上，胡應麟總結出不少小説史上帶有規律性的結論。例如關於小説這種文體的性質，雖然《漢志》最早是把它歸入諸子類的，但此後大多數人將之與史聯繫起來看，認為它是“史官之流”，是正史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也就是補史，所以它常被列入正史或書目的史部裏。但胡應麟把小説歸入子書類，但又清醒地看到，它又同時帶有經史的某些性質。面對着明代小説的繁榮景象，胡應麟明確揭示出小説藝術不斷髮展的真實原因。首先，他實事求是地肯定了小説取得的成就。胡應麟還認為小説發展繁榮之關鍵不在於外力的作用，而是因為其本身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能滿足各個層次讀者的精神需要。 ^[3] 

胡應麟小説史研究既有對小説史的宏觀把握，又能對具體作品進行微觀的考證分析。如他在《九流緒論》和《四部正偽》中用了不少篇幅考證《鬻子》一書的性質。此外他對《漢志》中所列出的其他小説篇目，如《青史子》《宋子》《務成子》等也都進行了考證對比，以確定其性質。而對一些傳統上並不認為是小説的作品，或史書不載之作，胡應麟則根據明代小説觀念大膽將其作為小説來看待。再如《山海經》在《漢志》中是歸入形法家的，而胡應麟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説法，實際上認為它是小説作品，並對其成書提出懷疑。其是胡應麟提出《山海經》在本質上實乃“古今語怪之祖”的觀點，不但肯定了《山海經》實為虛構之作品，而且肯定了它對後世小説中的神怪因素的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他還實事求是地肯定了《山海經》“敍述高簡，詞義淳質”的語言風格，以及卓然成家的重要地位。此外，他在《四部證偽》中還考證了不少著作的作者、版本的真偽問題，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説作品。新説的提出不是出於無端的猜想，而是從內容的真實性與作品風格上加以具體的分析考證，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胡應麟對唐人小説比較偏愛，所以有關議論也較多，涉及面頗廣，多角度地探討唐傳奇的成就。如前所述，他不但用對比的方法，肯定了唐人小説既高過魏晉六朝，又超於宋人的獨特成就，又多次對唐傳奇中的具體篇目予以考證、分析和評論。 ^[3] 

胡應麟往往以精簡的語言評價小説作品，畫龍點睛，切中肯綮。胡應麟繼承劉知幾《史通》中的觀點，即嚴格把小説與歷史區分開，按各自的虛實原則行事，不能混為一談。難能可貴的是，除文言小説，胡應麟還對當時正在流行的白話小説給予充分的注意，表明他對小説的興趣之廣，觀念之新。對《水滸》，胡應麟雖然不乏鄙夷之意，而對它在藝術上的成就，又能實事求是地予以承認。胡應麟認為是通俗小説的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使然。他讚揚《水滸傳》非但情節的安排曲折有致，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分寸也拿捏得極好，充分發揮了通俗語言的功能，以至達到了“超出語言之外”的藝術效果，這才是小説不僅令“世人耽嗜”，連士子文人也成為其讀者的真正原因。 ^[3] 

胡應麟還進行了小説比較研究，探討小説與小説，小説與戲曲之間的關係，亦頗新人耳目。比如他考證《宣和遺事》與《水滸傳》的關係認為：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説。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並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他的這個觀點後來為小説史家所公認，直到現在我們談到《水滸》的成書，就不能不説到《大宋宣和遺事》。《大宋宣和遺事》不但文史不分，且文白夾雜，明為淺陋文人的雜湊之作，豈能與《三國演義》相提並論，胡應麟此話大有理。再如他比較了《水滸》與《琵琶記》中的詩詞韻語，從二者的相似之點發現了可比性，這個相似點就是“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雖然他認為《水滸》中的詩詞韻語遠不能與《琵琶記》相比，但對施耐庵的敍事技巧卻給予很高的評價。 ^[3] 

另外，胡應麟還對小説中的詩詞及二者的關係進行研究，反映了他的超前眼光。他在《二酉綴遺下》中，以大量的篇幅蒐羅了唐宋小説中的詩詞並加以考證與評論。胡應麟還興致盎然地專門蒐集了詠鬼之詩：“鬼詩極有佳者，餘嚐遍搜諸小説，匯為一集，不下數百首，時用以資談噱。”在《二酉綴遺下》中，他以大量的篇幅對這些鬼詩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加以分類，並對有些詩的作者出處加以考證，對它們在小説中的作用予以分析。在魯迅填補古代小説研究空白的這部鉅作中，胡應麟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魯迅不但多次引用胡應麟的論述，並在一些重要觀點上明顯是借鑑了胡應麟的説法。比如有關小説的分類、六朝小説與唐傳奇之別、唐宋小説之別等，胡應麟的觀點都對魯迅有重要的啓發。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説，胡應麟奠定了古代小説研究的第一塊基石。 ^[3] 

王世貞：餘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脱婦簪珥而酬之，義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宋生。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為書。錄其餘貲以治屋而藏焉。 ^[5]  謂縱橫藝苑中，自於鱗（李攀龍）外鮮所畏顧，獨畏足下與李本寧（李維楨）耳。....足下宏放奔逸，若飛黃躡景，頃刻千里，而步驟操縱有度，不至負齧決之累。詩格調高秀，聲響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足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有之，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陋而簡於辭，博識者濫而滯於筆，篤古則廢今，趣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裁，而藝林之匠斧也。其詩作高華雄暢，整慄沉深，而用事用意變幻百出，描寫如生，可謂當代絕倡，豈直今人不能為，即古人未易也。僕嘗謂，元瑞詩紀律森嚴則嶽武穆（岳飛），多多益善則韓淮陰（韓信），至年少登壇、宇內風靡，非太原公子不足當之。家弟生平所推轂，僅於鱗（李攀龍）與吾元瑞。 ^[2] 

謝肇淛：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士庶之家，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 ^[5]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鄭樵），莫精於胡元瑞（胡應麟）”。

吳之器：元瑞清真，恰聞席珍。藻奮雲漢，學富天下。脱屣公車，著書河瀕。提衡風雅，復憂乎嶙峋！

汪道昆：近則成都（楊慎）博而不核，弇山（王世貞）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其如元勸。 ^[5] 

《四庫全書》：然其詩文筆力鴻毯又佐以雄博之才，亦頗縱橫變化而不盡為風氣所囿，當嘉隆之季．學者惟以模仿側竊為事，而空賺弈陋皆所不免，應麟獨能根抵基籍發為文章．雖頗傷冗雜而記誦淹博．實亦一時之翹楚矣。 ^[5] 

胡應麟原先世為宋代思想家、教育家胡瑗。 ^[2] 

父親胡僖，歷官刑部主事、湖廣參議、雲南僉事。 ^[2] 

母親徐氏。 ^[2] 

胡應麟一生相識相交者甚多，與王世貞與王世懋兄弟交往甚密，並極其推祟世貞，他的詩論著作《詩狡》更把世貞比為仲尼，世人多低其阿談，《明史》也將其傳附於王世貞之後。胡應麟同王世貞一樣，同屬於“七子之派”，他們倡導“博極羣書，學誇一世，開一時讀書著述的風氣”，為後人所稱頌。胡應麟的文學創作與批評主張雖然頗受王世貞影響，但與汪道昆的觀點也不無相合之處。王世貞將胡應麟視為復古派的後起之秀，名標“末五子”之列，確認了胡應麟在復古派中不可小覷的地位；汪道昆則將胡應麟視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殷勤將之網羅到白榆社，亦為胡應麟在文壇的聲譽和影響增色不少。 ^[8] 

胡應麟著書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棲》《卧遊》《抱膝》《三洞》《兩都》《華陽》《蘭陰》《畸園》《邯鄲》《養痾》《婁江》《白榆》《湖上》等集六十餘卷，《詩藪》內外雜編二十卷，《筆叢》三十六卷，《丹鉛新錄》八卷，《藝林學山》八十卷，《弇州律選》六卷；他未行世者，《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蕞》十卷、《婺獻》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明世説》十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交遊紀略》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仝姓名考》十卷；搜輯諸書，有《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兩司馬錄》二卷、《考盤集》十卷、《談劍編》二卷、《採真遊》二卷、《會心語》二卷；類萃諸書有《經籍會通》四十卷、《圖書博考》十二卷、《諸子彙編》六十卷、《虞初統集》五百卷。 ^[2] 

胡應麟故居二酉山房位於浙江省金華市蘭溪老城區花園巷。據《光緒蘭溪縣誌·古蹟》記載：“二酉山房，明胡應麟建，初名少室山房，在後官塘思親橋畔，王世貞為之記。旁有古槤樹。後歸唐驤家，改顏曰古槤書屋。”二酉山房不僅是胡應麟的故居，也是天下馳名的藏書樓，聚書四萬餘卷，當時可與寧波的天一閣媲美。今花園巷十號為一三間兩過廂一天井的樓屋，用材碩大，雕刻古樸，當為明代建築。屋後即為胡家巷，因胡姓世居而得名。門前原有思親石坊一座，為胡應麟之父胡僖所建，抗戰時被毀，現旗杆石尚存。巷口就是原思親橋故址。這幢房屋，清康熙間歸於武舉人唐驤，後又鬻於潘姓，其後又歸唐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