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玻爾

1922年6月19日，出生在丹麥哥本哈根，他是20世紀世界物理學泰斗、量子物理學先驅尼爾斯·玻爾（Niels H· D· Bohr，1885-1962）的第四個兒子。幾個月後，他父親因對原子結構理論的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追隨父親的足跡，阿格在原子核物理學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並於1975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1] 

阿格從小就在一羣卓越科學家——“克萊默斯叔叔(亨德里克·克喇莫斯)”、“克萊茵叔叔(奧斯卡·克萊因)”、“仁科叔叔(仁科芳雄)”、“海森堡叔叔(沃納·海森堡)”和“泡利叔叔(沃爾夫岡·泡利)”等——的身邊長大（他們都與阿格的父親共事過），在嘉士伯榮譽公寓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從1932年起，阿格的父母經常在那兒接待學者、藝術家和公眾人物。就在納粹德國佔領丹麥後不久的1940年，他開始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物理學學位。 ^[2] 

1943年10月，尼爾斯·玻爾和他全家為了逃避納粹的逮捕，從丹麥逃到瑞典。此後兩年間，阿格協助父親在倫敦、華盛頓和洛斯阿拉莫斯為原子能計劃工作。回到丹麥後，阿格·玻爾在1946年完成了他的碩士學位工作。1948年，他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成員。通過與哥倫比亞的拉比的討論，阿格對原子光譜的超精細結構所提供的關於核的對稱性的跡象產生了興趣。

在重元素中，原子核中的電荷分佈比瑪麗亞·格佩特-梅耶和約翰內斯·延森提出的殼層模型所預言的要不對稱得多。阿格回到哥本哈根同莫特爾遜開始研究一種核模型，在這種模型中，原子核中有單個核子的運動，而同時，原子核作為一個整體可以改變形狀，轉動它的取向。這類似於一個蜂羣，其中每一個蜂都在快速飛動，但是整個蜂羣作為一個整體在慢慢地移動。

原子核的集體運動受到單個核子運動的強烈影響。反過來，前者也影響後者。1951年，阿格·玻爾發表了他對原子核中這兩種基本運動方式相互影響的研究成果。其後幾年中，他又和莫特爾遜系統地分析了上述運動對核性質所產生的後果。後來找到了一個引人注意的證據，這就是，確有一些核，其能級可以通過假定它們形成一個轉動譜來解釋。

自從大學學習結束後，阿格·玻爾就與尼爾斯·玻爾研究所保持聯繫。1956年，阿格回到哥本哈根大學，1963年接替父親成為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1970年之後，他減輕了自己的行政事務職責，專心於研究工作，但他仍擔任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長。 ^[1] 

阿格和莫特爾森在《原子核結構》、《單粒子運動》（1969）和《核變形》（1975）等專著中系統地闡述了他們對原子核的理解。1975年，阿格、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NORDITA）的本·羅伊·莫特森(Ben Roy Mottelson)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利奧·詹姆斯·雷恩沃特(Leo J.Rainwater)三人因發現原子核內集體運動和粒子運動之間的聯繫以及基於這一聯繫而發展的原子核結構理論而分享諾貝爾物理學獎。 ^[3] 

獲獎之後，阿格成為了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長，任期至1981年；1982年，他開始與歐雷·烏爾夫貝克(Ole Ulfbeck)合作開設一門新的研究生課程“量子和物質的組成”；在1986-2009年間出版的五部著作對量子不確定性的起因和內容作了重新評價。

在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宴會上，阿格·玻爾把答詞致給“親愛的學生們”，並以下面這段話作為結束語：“向到此地來的具有清新頭腦和具有與富有創造力的青年相處經驗的人們，解釋我們的認識，這本身就是一種鼓舞人心的豐富源泉。經常不斷地詢問我們的價值和成就是一種挑戰，沒有這種挑戰，科學和社會就不能保持健全的發展。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革命變革的時代，舊的框框不能滿足我們的思想需要，這就導致了對權威和傳統的高度不尊重，這種情況已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對這種不尊重的傳統也可以加以不尊重地看待。” ^[2] 

阿格酷愛古典音樂，對鋼琴演奏頗有熱情。他於1950年與瑪麗埃塔·索菲（Marietta Soffer）在紐約結婚，生有兩男一女。索菲於1978年去世。1981年，本特·M·夏夫（Bente M.Scharff）成為阿格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的去世對阿格打擊很大，在這個十字路口上，他慎重地調整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卸去了在尼爾斯·玻爾研究所和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擔任的領導職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