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位三

鄭位三(6張)

1918年考入湖北省甲種工業學校，因在考試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任中共黃安縣委委員和縣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他步行到武漢找到了黨組織。他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組織領導了黃安秋收暴動，揭開了黃麻起義的序幕。

1930年秋，他先後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代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員等職。

1932年6月，蔣介石指揮三十萬軍隊向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反革命“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之後，根據地軍民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都很混亂，鬥爭形勢極為嚴重。在此危難之時，位三同志接任了鄂東北道委書記兼遊擊總司令職務，從此挑起了領導鄂東北革命鬥爭的重擔。

為了穩定羣眾情緒，扭轉當時的混亂局面，鄭位三同志首先抓羣眾工作。他指示道委向各縣、區、鄉發出通知，要求以最大的努力，鞏固黨和政權組織；提出“邊戰鬥、邊生產”的口號；組織幹部和羣眾，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堅持與敵人鬥爭。與此同時，位三同志還抓緊建立地方武裝和支援主力紅軍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各區、鄉普遍建立了游擊隊和遊擊小組，並以各縣的獨立團、戰鬥營為主，組建了六個遊擊師或獨立師，總計約五千餘人，形成了各縣武裝鬥爭的骨幹力量。在重建紅二十五軍時，位三同志經常奔走於部隊和羣眾之中，宣傳擴大紅軍的重要意義。他還要求各縣積極支援紅軍，要人給人，要槍給槍，一定保證主力紅軍的需要。當時，鄂東北就有數以千計的地方武裝，成批地補入紅二十五軍。

1933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極為殘酷。在敵人的瘋狂“清剿”下，許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位三同志的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曾擔任過鄉蘇維埃主席的位三同志的父親鄭維翰，因長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動，長了一身毒瘡，病死在山中。母親為飢餓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他的前妻曹夢雲，在“跑反”中活活凍死在山洞裏，撇下七八歲的女兒鄭奇英，只得由二弟鄭植惠（游擊隊員）揹着打游擊。他忍受着極大的痛苦和悲憤，繼續領導人民堅持鬥爭。在那艱苦的日子裏，他染了一身疥瘡，經常感染化膿，痛癢難熬，仍每天和游擊隊員們一起鑽山林，過着風餐露宿的生活。

位三同志領導的遊擊總司令部及羅山地方武裝（也稱西路軍），當時主要活動在黃安、光山、羅山交界處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窩一帶，同時與活動在其他縣區的獨立團、游擊隊保持聯繫，共同配合主力紅軍打擊敵人。鄂東北特務四大隊，人員精幹，武器裝備好，他就把這個大隊放在孝感鐵路沿線敵後活動，負責蒐集情報、偵察敵人動向、籌備經費物資，並擔任接送來往於中央和鄂豫皖蘇區之間的領導幹部、交通聯絡人員。他經常聽取他們的工作彙報，及時給予指導。為了加強對遊擊武裝的領導，位三同志還到各縣、區去了解和指導工作。他發現一些區鄉幹部三五人一隊，攜帶短槍、匕首，襲擾敵人，串連羣眾，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時總結經驗，提出了建立便衣隊的正確主張。為了使便衣隊更快地在各地發展起來，位三同志在羅山縣卡房多次舉辦訓練班，親自講課，輪訓骨幹。他抓了便衣隊的組織建設，明確了便衣隊的戰鬥任務，還規定了“游擊戰爭、晝伏夜動、兩面政策、統一戰線”的活動方針，使便衣隊既是一支遊擊小分隊，又是一級“沒有掛牌子的蘇維埃政府”，成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武裝工作隊。便衣隊的活動，加強了黨和羣眾的聯繫，也配合了主力紅軍行動。中共鄂豫皖省委對這一斗爭形式曾給予高度評價。後來，便衣隊在紅二十八軍繼續堅持鄂豫皖三年游擊戰爭中，又得到了發展，直到抗日烽火遍及中原時，發展為敵後武工隊。

1934年9月，黨中央派程子華同志到鄂豫皖蘇區工作。子華同志在羅山縣卡房向位三傳達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指示，要紅二十五軍主力作戰略轉移，去創建新的根據地。位三同志為了儘快實現這一戰略決策，當即寫信給活動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紅二十五軍，説明了這一情況。鄂豫皖省委在光山縣花山寨，作出了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的決定，整編了部隊，由位三同志任軍政治部主任，隨軍長征。

位三同志過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對搞農民運動、建立地方政權、堅持游擊戰爭，都有着豐富的經驗。在紅軍中做政治工作，他還是第一次。但他堅決服從組織的決定，以堅定的信念、認真的態度、求實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於發揚民主，集思廣益。他經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來，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長征路上，他很少騎馬，經常拄着一根木棍，跟連隊一起行軍。部隊每到一地，他就跟戰士擠在一起，親親熱熱地拉家常。有時還給戰士講上幾段故事，既風趣，又幽默。所以，基層幹部戰士都願意和他接近。位三同志給部隊上政治課，聯繫實際，深入淺出。記得在長征出發前，他曾從書上找了一張列寧像，讓劉華清同志臨摹放大，掛在牆上。他首先從列寧講起，講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同志們從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堅定了革命的信念。位三同志生活儉樸，作風紮實，平易近人。他時常穿着一身破舊衣服，羣眾説他象個農民，也有人説他象伙伕頭兒。但在紅二十五軍中，大家都親切地稱他“位老”。其實他那時只有三十三歲，卻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位三同志十分重視羣眾宣傳工作。部隊每一住下，他就找來當地老百姓，有鄉紳、教書先生、小商小販等，和他們親切交談，瞭解情況。位三同志懂點醫道，常用看病來接近羣眾。遇到常見病患者，他及時給診脈，有的還給開出單方。羣眾都把他稱為“先生”。因軍情緊急，沒有充足時間開展宣傳工作，他就在部隊到達鄉鎮之前，親自擬定幾條標語口號，讓宣傳員們進行刷寫、張貼，藉以穩定民心。1934年12月10日，部隊一進入陝南，他就起草了《什麼是紅軍》的張貼傳單。僅以四百來字，就把紅軍的宗旨、性質、任務以及有關政策講得十分明確。

位三同志在擔任軍政治部主任期間，很注意發揮政治機關的作用。軍政治部當時也就是省委的辦事機關，對省委的各項工作決議，他都及時組織機關認真貫徹執行。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為配合中央紅軍的北上，決定西征甘肅、北上陝北。當時擔任鄂陝特委書記的鄭位三被留在陝南地區，繼續堅持鄂豫陝根據地的游擊戰爭。為了統一領導，集中兵力，鄂陝、豫陝兩個特委合併為鄂豫陝特委，各路遊擊武裝合編成紅七十四師，由位三同志任特委書記，陳先瑞同志任師長。

紅軍主力北上後，敵人仍集中二十幾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實行“劃區清剿”，妄圖消滅留在鄂豫陝根據地的遊擊武裝。當時的情況十分嚴重，位三同志冷靜地分析形勢，準確地判斷敵情，決定避敵鋒芒，揚我之長，採取“兜大圈子”的游擊戰法，同敵人周旋。根據這一方針，紅七十四師從敵人的包圍中奔突出來，忽東忽西，神出鬼沒，大膽而靈活地開展游擊戰爭。一次在鎮安縣青銅關，我軍利用有利地形，伏擊了敵四十軍二三○團一個營。接着，聲東擊西，襲佔了佛坪縣城（袁家莊）。敵人跟蹤而至，我軍又一舉打出秦嶺，當西安、寶雞之敵圍來時，遂又進入山中，第二次佔領佛坪縣城。

1936年秋，敵人又一次調集重兵進行“圍剿”。特委根據山區地形條件和我軍善於遊擊的長處，決定將部隊“化整為零”，深入敵後活動。位三同志當時領導一團，出商洛，奔襲兩岔河，回兵大龍廟，橫掃反動民團，捕捉了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國民黨督察專員湯有光。不久，他又根據敵情變化，提出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部隊集中後，在商南縣富水關痛擊了公秉藩別動隊一個大隊，接着揮師北上，在華山腳下轉了三個大圈，繼而進入蘭田境內，對西安之敵震動很大。

因為沒有電台聯絡，紅七十四師完全和上級黨失去聯繫，對當時的鬥爭形勢很不瞭解。在這種情況下，位三同志想了許多辦法。他走一路問一路，及時瞭解敵情動態，熟悉地形道路。他還從各種報紙和截獲的敵偽信件中判斷敵情，決定部隊行動。紅七十四師打下寧陝縣城後，他根據周圍的敵情分佈和路程遠近，決定部隊就地休整八天，開展羣眾工作。當部隊撤離後，敵人果然在第九天進入寧陝縣城。

位三同志在領導陝南的游擊戰爭中，還依據鬥爭的需要和形勢的變化，靈活地制定和實行了一些具體政策。例如，對在寧陝、柞水一帶活動的宋登賢“神團”組織，他主動派人去做工作，從武器、經費上給以資助，最後把這支農民武裝編為紅七十四師補充團。對當時率部起義的何振亞、沈啓賢同志，他親自寫信聯繫，同何部派來的人親切交談，使這支部隊加入了紅軍的隊伍。對商南縣大地主石老八，不捕不殺，不沒收其財產，利用其為我軍採購藥品、布匹等物資。柞水縣的一名偽區長，經過位三同志幾次教育後，明着為敵人辦事，暗地給我們送情報、籌糧款、掩護傷員。我軍曾多次截獲過郵差，位三同志每次都只准扣留有關敵偽方面的信件、報紙，然後給郵差開個“收條”，蓋上公章，以宣傳我軍政策，保護郵遞人員。這些具體政策的貫徹執行，有效地分化了敵人，爭取和團結了中間勢力，使游擊戰爭得以勝利開展。

陝南的游擊戰爭是十分艱苦的。部隊整天翻山越嶺，出沒在深山密林之中。位三同志當時就患有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加之缺醫少藥，飢一頓飽一頓的，體質十分虛弱。同志們出於對他的關心，有時給他搞點肉食，説啥他也要和大家一起吃。位三同志領導鄂豫陝特委和紅七十四師，獨立堅持了近兩年的游擊戰爭，使紅七十四師由原來的六百餘人，發展到二千一百餘人。西安事變爆發時，這支活躍在鄂豫陝根據地的紅軍隊伍，在周恩來同志的關懷下，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後來改編為留守兵團警衞四團，肩負起保衞陝甘寧邊區、保衞黨中央的光榮任務。賀龍同志曾説：“紅七十四師能在陝南堅持近兩年的游擊戰爭，位三同志的正確領導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爆發後，位三同志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再次擔任鄂東北特委書記和鄂豫皖區黨委書記以及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等職。他同方毅、張勁夫、肖望東等同志一起，領導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發動和武裝羣眾，使大別山區的抗日遊擊戰爭有了很大發展。

1938年，在擔任新四軍第四支隊留守處負責人期間，曾指派共產黨員、鄂豫皖蘇區箭廠河地下交通站負責人馮學明、吳維和拿800元公款，在箭廠河南港街辦起了合作社，其實即地下黨組織和地下交通站，馮學明擔任主要負責人。這個交通站實為新四軍軍部、中共中央中原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和新四軍五師師部（師長李先念）轉送重要文件、接待護送上級領導的地方，為此後鄂豫邊區的抗日戰爭作了大量的工作。當時，除完成上級下達的税收任務及規定的經濟指標和支援五師的物品外，箭廠河街公辦合作社還解決了地方黨召開各類會議的經費和地方需要的特別費和交通費。

1938年秋，郝驚濤在段衝餘家舉辦的訓練班和鄂東地委書記程坦在樓子窪召開的黃麻經、安麻等縣區以上幹部會議所需費用都是由馮學明合作社提供，此外還運用合作社救濟生活困難的抗日軍人家屬，為支持抗日戰爭和後方根據地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1940年2月，位三同志兼任新四軍第四支隊政委，和徐海東同志一道，在中原局和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領導下，堅決打擊了向我進犯的敵人。皖南事變後，位三同志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委員兼淮南區黨委書記，同張雲逸同志領導了淮南等地的抗日鬥爭。

1943年秋，位三同志受黨中央的委派，作為中原局的代表到新四軍第五師戰鬥的鄂豫邊區，參加邊區黨、政、軍的領導工作。他和李先念、任質斌、陳少敏等人，領導邊區軍民為建立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進行了廣泛深入的鬥爭。他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鄭位三同志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書記兼中原軍區政治委員。

1946年6月，他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領中原局、中原軍區機關和部隊勝利地舉行了中原突圍。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志，都曾對鄭位三、李先念同志表示過慰問，祝賀他們在領導中原突圍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全國解放後，位三同志因體弱多病，沒有負責具體工作，但他在病中仍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注重調查研究，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做了有益的工作。曾被選為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全國政協第二、第三、第四屆常務委員。十年動亂中，鄭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於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逝世。鄧小平同志為他主持了追悼會，李先念同志致悼詞。李先念同志説：“鄭位三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革命老戰士。他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幾十年來，積極工作，艱苦奮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6] 

位三同志革命一生，戰鬥一生，始終保持着堅定的革命信念，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不畏強敵，不避艱險，多次受命危難，百折不撓，屢建奇勳。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黃安縣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反動派到處張貼通緝令，懸賞捉拿包括董必武、鄭位三在內的92名共產黨員。在一片白色恐怖、縣委主要負責人脱離革命隊伍的情況下，鄭位三大義凜然，處變不驚，果斷地將縣委機關轉移到七里坪，還派人分赴各鄉，號召黨員、農會幹部堅定信心、堅持鬥爭。他還主動聯絡戴克敏等人，商議重組黃安縣委，並受命擔任代理縣委書記。他提出“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的口號，緊緊依靠羣眾，大力組織革命武裝，恢復和發展黨、團組織。9、10月間，他又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發動秋收起義的計劃，組織領導了著名的黃安“九月暴動”，由此揭開了黃麻起義的序幕。

1932年10月，國民黨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反革命“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西征川陝。鄭位三受命危難，擔任鄂東北道委書記和遊擊總司令，挑起了領導鄂東北革命鬥爭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着必勝的信念，堅持不懈地進行各項工作。他一面動員區、鄉幹部深入羣眾，一手拿槍，一手握鋤，堅決同敵人鬥爭；一面積極恢復和建立地方武裝，在不長的時間裏，就組建了6個獨立遊擊師，總計5000餘人。

1933年是大別山鬥爭最為殘酷的時期，鄭位三同志始終高擎革命鬥爭的大旗，領導着鄂東北部隊和羣眾進行反第五次“圍剿”的鬥爭。他生活艱苦樸素，作風踏實無華，愛護戰士，教育幹部。他和戰士們一樣，天當被，地當牀，野菜樹皮當食糧。他經常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善於應用部隊先進事蹟和英雄人物的實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數人也要堅持戰鬥，爭取勝利。在他的鼓舞和帶領下，部隊和根據地的革命羣眾始終保持着高昂的鬥爭情緒。

1934年11月，鄭位三同志作為鄂豫皖省委秘書長隨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南後不久，擔任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為配合黨中央和主力紅軍北上，決定西出甘肅，北上陝北。鄭位三同志再次臨危受命，留下堅持鬥爭，擔任鄂豫陝特委書記。面對敵人20多個團的殘酷“清剿”，鄭位三同志毫不動搖，他和陳先瑞等同志一道，將各路遊擊武裝合編組成紅七十四師，集中力量與敵人周旋。他冷靜地分析形勢，準確地判斷敵情，採取“兜大圈子”的游擊戰術，機動靈活地與敵鬥爭，先後3次粉碎了敵人的“圍剿”。在嚴酷的鬥爭中，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紅旗始終不倒，紅七十四師亦由600餘人壯大到2000多人。對此，賀龍同志曾高度評價説：“紅七十四師能在陝南堅持近兩年的游擊戰爭，位三同志的正確領導起了重要作用。”

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鄭位三同志始終保持着堅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撓，百折不回。“文化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但他威武不屈，始終保持着共產黨員的堅貞氣節，大義凜然，堅持原則，革命信念堅定不移，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和堅貞的革命氣節。

在數十年的風雨歲月中，鄭位三同志注重調查研究，執着地追求真理，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從不人云亦云。

早在1931年初夏，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進行錯誤“肅反”時，鄭位三同志就不顧個人安危，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做法進行抵制。他認為肅反擴大化是紅軍自殺性的破壞方法，會引起全黨全軍的恐怖，嚴重地脱離羣眾。1933年3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鄂豫皖蘇區又一次錯誤“肅反”，鄭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進行抵制，因此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協，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

1943年11月，鄭位三同志以華中局黨代表的身份到鄂豫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工作，上任伊始就與李先念、任質斌等領導整風運動。在他的正確領導下，五師和邊區沒有搞“搶救運動”和“逼、供、信”。當康生從延安給鄂豫邊區黨委來電介紹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所謂“經驗”時，鄭位三同志堅定地説：“共產黨員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實際出發，幹部中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沒有特務、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當特務、反革命抓。”對康生給邊區黨委轉來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務”的“材料”，鄭位三及邊區黨委更沒有簡單從事，而是本着實事求是和對黨員、幹部負責的態度，認真細緻地調查研究，澄清事實，妥善處理，從而保護了一大批黨的幹部。為此，他贏得了五師和鄂豫邊區廣大幹部的普遍讚譽。

1946年春夏之際，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準備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大規模全面內戰。大戰之前，鄭位三同志牽掛着一大批抗戰期間成長起來的黨的幹部的安危。他與其他領導同志商議，對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幹部和不能隨軍突圍人員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區的實際的組織決定，為保護中原軍區大批幹部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左”傾思想的影響，一些幹部卻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57年“反右”運動時，許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這些情況後，鄭位三同志主動承擔責任。他與陳少敏同志聯名給中央組織部寫信，詳陳當年所作決定的實際情況，要求組織上實事求是地對待中原突圍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遭到批鬥，有人説他們向中央組織部寫信是為叛徒辯護，充當保護傘。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鄭位三同志，始終認為這樣做沒有錯。他這種堅持真理、敢作敢為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贏得了廣大的新四軍老戰士的由衷敬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終於作出決定，為因中原突圍而遭受打擊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鄭位三同志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始終如一、堅持不懈地學習革命理論，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指導革命鬥爭事業，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他是一位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

鄭位三同志堅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革命鬥爭中所表現出的聰明才智，是與他幾十年一貫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分不開的。

1934年12月，他隨紅二十五軍長征，一路上敵人圍追堵截，為了輕裝，他將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地拋棄，但所攜帶的馬列著作和黨的文件卻一件沒丟。每逢有閒，他就抓緊時間閲讀、學習，還堅持寫讀書筆記。全國解放後，他因病休養，但學習不輟，20多年中留下了幾千張卡片，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讀書心得、理論文章、報告和日記。

鄭位三同志不僅自身注重革命理論的學習，而且還十分注意加強自身的黨性修養和對黨員、幹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

1939—1942年在淮南和新四軍二師工作期間，他曾同戰友談到肖楚女的蠟燭人生觀：“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他很敬佩肖楚女同志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他的革命生涯也充分體現了蠟燭精神。他走到哪裏，就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到哪裏。在他的一生中，先後主持創辦了“鄂東北特委黨務幹部學習班”、“便衣隊訓練班”、“七里坪游擊隊幹部訓練班”、“青年訓練班”、“中原民主建國大學”等，為黨培養了一大批幹部。

鄭位三同志注重理論聯繫實際，深入淺出，用理論指導革命實踐，並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經驗。在土地革命時期，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鄂豫皖地區的鬥爭實際相結合，起草了一批“議案”、“法令”、“細則”等文件，在指導鄂豫皖根據地的革命鬥爭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33年，在堅持遊擊鬥爭中，鄭位三同志發現一些區鄉幹部三五人一隊，攜帶短槍匕首襲擾敵人，串聯羣眾，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很值得推廣，便及時總結了便衣隊“游擊戰爭、晝伏夜行、兩面政權、統一戰線”的經驗。對此鄂豫皖省委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現在最有發展希望及最重要的運動，就是便衣運動”，並在其他地區進行推廣。鄭位三同志這種在實踐中不斷摸索、豐富理論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讚譽。劉少奇同志曾説：“鄭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區幹部中學習馬列主義最好的一個。”

新中國成立後，鄭位三同志因身體多病，未負責具體領導工作。在養病中，他仍非常關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帶病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關注並潛心研究經濟建設和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提出了一些富有創造性的主張。他認為“革命勝利後主要任務是建設”，並提出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意見。他説：“階級鬥爭將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務應該相當着重於建設。”對於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鄭位三同志認為，是“關係到革命事業成敗的關鍵性問題”，要“正確擺正領袖、政黨和人民羣眾三者關係”，要建立制度，強調監督。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這些理論觀點，現在看來都是正確和極為寶貴的。

密切聯繫羣眾，一切從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人民謀幸福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和一貫宗旨。鄭位三同志始終牢記黨的宗旨，保持勞動人民本色。為了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幸福，他孜孜以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滿懷激情，奔走於家鄉，發動和組織羣眾，領導全縣農民掀起了農村大革命高潮，使廣大農民羣眾在鬥爭中爭取到了他們應得的權益。發動和組織起來的廣大農民羣眾，自編歌謠傳唱“董必武、鄭位三，領導人民把身翻”。

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後，根據地一片白色恐怖。敵人逼迫羣眾“插白旗”、“反水”以示“歸順”。針對一些區、鄉幹部不能正確對待“反水”農民和“插白旗”羣眾的問題，鄭位三同志教育幹部要從農民羣眾的切身利益考慮，指出羣眾是被敵人逼迫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擁護黨和紅軍的。他反覆向各級領導講明道理，要求各級幹部嚴格執行政策，嚴禁侵犯這些羣眾的利益。由於鄭位三同志採取了正確措施，很快安定了民心，爭取了羣眾，穩定了根據地的局面。許多羣眾都説：“別看我們插了白旗，我們的心是紅的。”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難歲月裏，鄭位三同志時刻不忘羣眾的生產、生活。

1940年，淮南抗日根據地發生嚴重春荒，人民羣眾衣食困難，鄭位三寢食不安。他指派專人，將如何組織農民度春荒、如何向地主富農借糧等問題編印成小冊子，發到部隊和地方，讓廣大幹部討論學習。

1946年春，國民黨軍對中原解放區實行嚴酷的經濟封鎖，中原軍民生活極其困難。鄭位三、李先念等號召部隊打魚撈蝦，挖野菜，開荒種地，進行生產自救，以減輕解放區人民的壓力。他還手書“民為邦本”的匾額，親自送給羣眾，表達了拳拳的愛民之心。

鄭位三同志心中只有人民羣眾，從來不為自己打算。國家實行薪金制之前，他將組織上每月發給的300元津貼，全部用來接濟生活特別困難的軍烈屬和無依無靠的烈士後代。實行薪金制後，他仍然省吃儉用，接濟軍烈屬，僅紅安縣就達幾百人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間，鄭位三同志在遭受“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之時，仍然惦記着羣眾生活。他託人捎話給當時還未被“打倒”的老幹部：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抓生產！不抓生產，不搞建設，老百姓吃什麼、用什麼？

鄭位三同志一生顧全大局，從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地位高低，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襟。

1932年紅四方面軍被迫撤出鄂豫皖蘇區之後，鄂豫皖省委決定重建紅二十五軍，以便集中兵力，粉碎敵人的“圍剿”。鄭位三同志以全局利益為重，將自己歷盡艱辛、親手創建起來的6個遊擊師共計5000餘人，分批補充給紅二十五軍。同時，他還和鄂東北道委要求各縣要積極支持紅軍，要人給人，要槍給槍，調哪個部隊就給哪個部隊，一切服從大局。

1943年5月，中央曾決定鄭位三同志任鄂豫邊區黨委書記兼第五師政委。然而，鄭位三同志到鄂豫邊區後，並未公開這一任命，只是以華中局黨代表身份，到鄂豫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工作。他這樣做，實際上是從鄂豫邊區的具體情況、黨的事業的大局着想，是他顧全大局的典型表現。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原部隊本可順利轉移到兄弟解放區生息發展，但鄭位三和李先念領導的中原部隊，忠實地執行中央的命令，為全局利益而戰，在中原地區苦熬十個月，牽制了30萬國民黨軍隊，為兄弟解放區作好反內戰準備贏得了寶貴時間。中原突圍前夕，中央要鄭位三乘軍調部的飛機回延安，但他考慮大戰在即，作為中原部隊主要領導之一，離開部隊，可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帶病堅持工作，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謀劃突圍方略，制訂突圍計劃，參與指揮了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役，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帷幕。對中原突圍的偉大勝利，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當年給予了高度評價。眾所周知，中原突圍是顧全大局的歷史典範，而這與作為中原局代理書記、中原軍區政委的鄭位三同志，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鄭位三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紅二十五軍，新四軍第二師、第五師，前中原局和中原軍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鄭位三同志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表現出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風範。 ^[4] 

鄭位三同志革命一生，戰鬥一生，始終保持着堅定的革命信念，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不畏強敵，不避艱險，多次受命危難，百折不撓，屢建奇勳。

革命戰爭年代，鄭位三同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功高不自居，位重不自恃，淡泊名利。新中國成立後，對於報刊、書籍、紀念館、博物館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將他的名字擺在什麼位置，他從不計較。別人請他講軍史、革命史，他總是讚揚別人，不提自己。這些都體現出了鄭位三同志心地寬廣、胸懷坦蕩的高貴品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