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敏

陳少敏，傑出的女性革命家。1939年1月，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兼任一支游擊隊政委。新中國成立後，陳少敏從事工會工作，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只有陳少敏一個人，對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投了反對票。 ^[4] 

陳少敏（1902年—1977年），女，1902年出生在山東壽光縣孫家集鎮範於村，她原名孫肇修，參加革命後才改名叫陳少敏。

陳少敏父親孫萬慶 ^[1]  曾於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後一邊租田耕種，一邊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後，陳少敏於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於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20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

陳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國楨，任國楨是我黨早期的革命領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於遼寧丹東，原名任鴻錫，曾用名任國藩。1918年入北京大學俄文系預科。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書記、哈爾濱《東北早報》編輯。1928年9月，任中共哈爾濱縣委書記、市委書記。1929年任中共滿洲省委委員、候補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進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

1930年2月，中共山東省委因出現叛徒連遭破壞，幾位主要領導人均被捕，省委機關也由濟南轉移到青島，故中共中央派任國楨到山東，任臨時省委書記，着手恢復黨的組織。3月中旬，任國楨到達青島後，首先要租間房子，作為省委秘密辦公機關。但當時招貼租房啓事都寫着“沒眷屬不租”的字樣，當時眷屬尚在東北老家的任國楨，自然無法租房。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為了掩護新來的省委書記，組織上便派陳少敏到任國楨身邊，假扮夫妻，協助工作。陳少敏當時在打蛋廠當工人，白天在廠裏上班，晚上陪着任國楨外出從事秘密活動。後來這一對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侶。

任國楨和妻子陳少敏的家在青島陵陽路，他們的家就是山東省委的辦公地址。中共山東省委成立的時候，正逢青島人力車行的工人因車行把租車費一提再提，工人無法生活，1000多工人罷工到市政府去請願。為了深入車行了解情況，正確領導車行工人的罷工運動，省委書記任國楨化裝成人力車工人，租了一輛人力車，到車站、碼頭去接觸人力車伕。任國楨因攬客不在行，頭一天拉着空車跑了一天，沒拉到一個客人。

任國楨怕總拉不着客引起特務的懷疑，晚上便與陳少敏商量：“不拉客就無法接觸人力車夫，光拉空車又會引起特務的懷疑，你坐車我拉車，結婚時你連轎都沒坐上，這回給你補上。”説着，兩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書記真的拉着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車中東跑西跑，藉機向人力車工人瞭解情況。任國楨因身體不好，沒跑多長時間，便累得滿身大汗，衣服都濕透了。陳少敏坐在車上心疼，幾次要下車拉任國楨，剛要下車，任國楨便嚴肅地説：“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車的，老老實實坐在上頭。”陳少敏只好坐在車上不動，心裏卻急得很，怕累壞了丈夫。

很快，山東黨的組織就得到了恢復。任國楨到山東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陳少敏和任國楨一同調往北平。這時，陳少敏已懷有身孕，因沒有固定收入，生活極度困難，靠在街頭巷尾給人洗補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國楨被中共北方局任命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委員。一個北平市委書記的夫人卻過着這樣艱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國楨被調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於叛徒出賣，于山西特委秘書處（太原市典膳所8號）被捕。在敵人的嚴刑逼供和叛徒的無恥指證下，他大義凜然、威武不屈，於1931年11月13日被閻錫山殺害，年僅33歲。

任國楨犧牲時因陳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對她保密，女兒生下來以後才告訴她，她當時很悲痛，她帶着孩子怎麼工作，於是她帶着8個月的女兒回老家，交給她母親，她又回到天津一帶，繼續幹工作。結果，過了七八個月家裏來信説，她女兒一歲半時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間，陳少敏忍受了喪夫失女的悲痛，堅持跟着黨走，為黨做工作，革命意志絲毫不動搖。陳少敏有始至終沒有忘記任國楨，直到晚年，陳少敏還把任國楨的照片掛在卧室內，讓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從心底裏想念他。 ^[6] 

任國楨犧牲後，1932年陳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書長，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獲釋。3月調任中共唐山市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1月在天津負責主辦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實話報》。9月以河北省委婦女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到冀魯豫和冀南特委幫助開展婦女工作。1935年5月任中共冀魯豫特委組織部部長，後任特委副書記。

1937年11月，陳少敏離開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為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和團結廣大婦女奮起抗日，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調任中共河南省洛陽特委書記，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1939年同李先念率領小部隊，先後到達鄂中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任中共鄂中區委書記兼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政治委員。

1937年，陳少敏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同班的原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的妻子在長征途中遇敵人包圍生死不明，二人在經歷相似的情況下有了感情，結了婚。不久，黨分配他們一起去南方從事抗日救亡工作。

陳少敏在南方工作不久，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塗正坤的前妻在那次反動派的集體屠殺中並未犧牲，她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輾轉到了延安，還給塗正坤寫來了一封信。陳少敏接到這封信，又喜又愁。喜的是革命隊伍又多了一個階級姐妹；愁的是自己所處的困難處境。她經過整整一天一夜的思想鬥爭， 終於作出了抉擇。她把信交到塗正坤手上，坦然地説：“俺已經想好啦! 這位同志和你出生入死，現在又死裏逃生，她更需要温暖，更需要愛情，更需要你的關懷。你快給她回信吧，咱倆馬上辦理離婚手續，俺這就回延安去，請組織上把她調來南方。”塗正坤用淚眼望着陳少敏，仍不知如何是好。陳少敏鄭重地説： “你看，咱倆相處這麼長時間，難道你還不瞭解俺? 俺可不是在情人懷抱裏成長的，俺是在黨的懷抱裏成長的，俺馬上回延安，找黨啊! ” ^[7] 

1939年1月，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兼任一支游擊隊政委。 ^[4]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時許，駐平江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所部策劃反共事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江慘案，塗正坤在這次慘案中壯烈犧牲，時年42歲。

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書記。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她任副政治委員。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副書記，為建立豫鄂邊區敵後黨的組織、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中原敵後遊擊鬥爭，做出了很大成績，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主持一個地區全面工作和直接領導武裝鬥爭的少有的女領導幹部。

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0月後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

1946年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部長（中原局常委）。

這時，國民黨反動派調集30萬軍隊，將中原部隊6萬人包圍在鄂東宣化店地區。中原局根據中央決定分三路突圍。當時隊伍裏有2000多名地方幹部，她提出“沿途化裝，疏散不直接參加作戰的幹部，以減輕部隊的壓力”這一關鍵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

1949年6月，調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7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在此時期，她深入調查研究，總結推廣了在紡織工業上的郝建秀工作法，大大提高了紡織工業水平，為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1965年1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77年12月14日因病於北京逝世。

1934年的秋天，陳少敏以省委婦女代表的身份，來到內黃縣沙區一帶開展婦女工作。因為她從小沒有纏過腳，羣眾都叫她“陳大腳”，婦女們管她叫“陳大姐”。

陳大姐來到內黃縣沙區以後，經常在千口、馬集、化村、井店等村莊活動。她除了和黨的負責人王從吾、王卓如、張增敬等人聯繫工作外，和婦女黨員張棟、王先榮、趙蘭枝、王山蘭混得很熟，就像一家人一樣。她們一起到沙窩裏拾棗、捋野菜，到硝河的蘆葦叢裏秘密開會，發動婦女們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

1935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趙家祠堂的一口大鐘搶去，掛在教堂門口，作為跪經做“彌撒”的警鐘，天天敲鐘行禮頌經。特別是“禮拜”，敲得更響，羣眾對這件事都很氣憤。有一天，清豐縣一個叫楊玉子的鐵匠在千口村頭生爐打鐵。他聽到鐘聲後，問這是幹啥的？人們對他説，教堂敲鐘做“禮拜”。楊玉子順着話題説：清豐縣有一個女教徒仗勢欺人……。這話傳到了天主教頭頭的耳朵裏，他們就把楊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頓，並罰款請客兩桌。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羣眾的不滿。陳少敏藉此時機，發動婦女黨員張棟出面，組織了婦女“叩頭會”，得到了羣眾的支持，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婦女參加了這一組織。

農曆正月十三，“叩頭會”在婦女黨員的帶領下，像潮水一般湧進教堂大院。她們把天主教頭頭拉出來進行説理鬥爭，並把教堂搶走的大鐵鐘奪回來，重新掛在了趙家祠堂門口，羣眾在大街上鳴放鞭炮，慶賀鬥爭的勝利。

天主教頭頭捱了鬥，隨即向國民黨濮陽縣當局告狀，誣衊共產黨組織農民暴動，為首的是女共產黨“陳大腳”。當時，陳少敏因和王卓如、張增敬一起組織“窮人會”，進行搶秋、借糧和卡槍活動，已經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天主教頭頭告狀後，國民黨濮陽縣當局認為陳少敏確實是共產黨，於是立即懸賞通緝陳少敏。

羣眾聽到這個消息後，都為陳少敏的安全擔心。千口村一位六十多歲的趙媽媽拄着枴杖走到濮陽城，探聽敵人的動靜。回來後，她向陳少敏説：“你別管啦，花錢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陳少敏遭通緝以後，住在千口村張棟家後院的一座草屋裏，一連十幾天沒有出門，由張棟家的僱工王六麻子天天給她送飯吃。一次，陳少敏在院子裏活動，被西院地主趙紹福的老婆從樓上看見了，她便在大街上散佈説：“張棟家窩藏着肉票。”張棟怕敵人發覺來搜查，就讓六麻子撐着船，連夜渡過硝河，把陳少敏轉移到了馬集村王秀花的家裏。

那時，民團天天出動捉拿她。為了躲避敵人，陳少敏常常踩着敵人的腳跟走，敵人進村她出村，敵人出村她進村。一天拂曉，她讓王秀芝十幾歲的兒子慶豐帶路，由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橋西邊一座土窯附近，聽村裏出來的人説，民團到化村抓人。陳少敏心想，自己還沒有到，怎麼敵人就知道了呢？於是，她急忙躲進土窯裏，讓慶豐在窯外裝着採野菜，監視敵人的行動。誰知到了太陽偏西，敵人還沒有出村。她又讓慶豐去村裏察看，慶豐回來説敵人已經走光了，她才進了村。晚上，慶豐的奶奶煮了一鍋野菜湯，陳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婦女黨員趙蘭枝家牛屋裏睡覺。陳少敏告訴趙蘭枝，她要到野莊去參加縣委會，想借蘭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裝，還讓蘭枝扮成媳婦，像夫妻串親戚一樣，一同去野莊。蘭枝聽了，覺得又好笑又擔心。

蘭枝連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鍋白饃，用竹籃盛上，讓陳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紮上一條大腰帶，頭扎羊肚手巾。化裝停當，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莊村南頭，突然從村裏出來兩個背大槍的民團團丁。她躲藏已經來不及了，而且這時再躲避反而會引起團丁的懷疑。於是她們迎着團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兩個團丁問：“幹什麼的？”

陳少敏是山東壽光縣人，蘭枝怕她説不好河南話，急忙回答説：“走孃家。”兩個團丁根本沒聽蘭枝説什麼，四隻眼睛一直盯着陳少敏胳膊彎挎着的饃籃子。一個團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蓋饃籃的帶穗手巾。這時，陳少敏顯得非常鎮靜，她學着河南話説：“這饃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餓了就吃吧！”説着，順手拿出兩個白饃遞給了團丁。兩個團丁又從籃子裏抓了幾個，大口大口地吃着揚長而去。陳少敏向蘭枝使了個眼色，二人進村，拐進一個衚衕，向共產黨員郭法堂家走去。1936年6月21日，縣委負責人張增敬約定陳少敏到邵村張懷三家接頭，陳少敏冒着雨來到邵村。次日天剛亮，國民黨濮陽專員丁樹本派人突然包圍了邵村。張增敬被捕，陳少敏機警地躲到廁所裏，翻牆跳到了張懷三的鄰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牆時正巧掉進鄰居的水缸裏，弄得渾身水淋淋的。陳少敏顧不得這些，順牆根摸出村，鑽進了莊稼地。

從此，陳少敏離開了沙區。沙區的婦女不知陳大姐的下落，常常為她擔心。王從吾的姐姐王先榮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個討飯的婦女，挎着籃子，拿着打狗棍，走村串户，四處打聽陳大姐的消息。有時在地裏看見一座新墳頭，就進村詢問誰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榮在外邊尋找了一個多月，也沒有找到陳大姐。後來陳大姐在清豐聽到這個情況，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在經歷過革命戰爭的老一代共產黨員中，人稱“陳大姐”的陳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澤東曾稱讚她是“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沙場上，她又是一員傑出的女將，這位女革命家的高風亮節，多年來一直被人們懷念和稱讚。

陳少敏這一名字，是參加革命後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這位女革命家原名孫肇修，1902年出生于山東壽光縣農家。父親曾於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後一邊租佃田地耕種，一面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 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後，陳少敏於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於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二十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區工作中，陳少敏坐過監獄，也忍受過喪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魯豫特委擔任組織部長時，動員起成千農民起來鬥爭，還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擊隊。反動政府驚恐之餘，到處通緝“共黨女匪首大腳老方”。

1937年，陳少敏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後，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組織部長，在確山縣“紅色竹溝”主辦教導大隊，併兼任游擊隊政委。不久，她率部東進與李先念會合，鄂豫獨立遊擊支隊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這位在邊區人稱“女將軍”的副政委還帶頭赤腳下田。“陳大姐，種白菜，又肥又大人人愛”的歌謠一時傳遍中原地區。

解放戰爭開始後，陳少敏任中原局副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部隊被敵包圍時，同志們勸她撤走，她卻堅持留下。當蔣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陳少敏"之際，中原軍區部隊已奮勇衝出包圍圈。在突圍的千里征途上，陳少敏雖然患病，卻拄着一根樹棍堅持隨隊行軍。

解放以後，陳少敏擔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曾發現和培養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黨的八大上，她當選為中央委員。

與中國革命淵源頗深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母校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該校圖書館是史沫特萊眾多關於中國革命歷史檔案記錄的保存地，由她拍攝的許多中共領導人照片也是該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其中有一張是抗日戰爭時期，鄂豫邊區領導人李先念指揮新四軍游擊戰時與戰友的合影，照片中有一位女將軍站在李先念身旁，此人英姿颯爽、樸實親切。在紅軍的歷史上，能夠真正上馬打仗和指揮戰役的女將領並不多，那麼照片中這位頗具傳奇的女子又是誰呢？

她叫陳少敏，是抗戰中叱吒鄂豫邊區的新四軍女將領，她也是建國後開除劉少奇黨籍時沒有舉手表決的黨員。她被毛主席高度地贊為“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史沫特萊親切地喚她作“陳大姐”。

史沫特萊的中國冒險之途是從上海啓程的，她的足跡遍佈延安、五台山、武漢等抗日前線，1940年初，史沫特萊輾轉來到鄂豫邊區，考察並瞭解新四軍的抗日活動。當時，曾寫過家喻户曉的《漁光曲》《賣報歌》的女劇作家、歌詞作家安娥作為史沫特萊的翻譯，和她一起來到了鄂豫邊區黨委和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司令部所在地——湖北京山縣八字門。而那時接待風塵僕僕趕來採訪的史沫特萊的人，正是中共鄂豫邊區黨委負責人陳少敏，她向史沫特萊介紹了新四軍游擊戰爭和邊區婦女運動的有關情況。

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縣的養馬畈村，陳少敏主持召開了在鄂豫抗日遊擊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養馬會議，會議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抗日根據地的6條指示，討論鄂南、鄂中黨的抗日力量統一問題，會議決定，成立新四軍鄂豫獨立遊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任政委。在李先念、陳少敏、陶鑄的領導下，在日寇和敵偽的層層夾擊中，經過半年多的篳路藍縷、浴血中原，這支遊擊支隊發展到近萬人，1939年11月被統一整編為鄂豫挺進縱隊。

與此同時，鄂豫邊區的婦女解放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1940年3月8日，鄂豫邊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陳少敏負責這次大會的領導工作，併力邀史沫特萊參加。在3個月前，史沫特萊曾在安徽省立煌縣（安徽戰時省會）做過關於“世界婦女動態”的演講，她認為，“中國得不到自由解放，則婦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樣的進步和發展”。史沫特萊在事後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游擊隊婦女工作的領導者是一位被人們尊稱為‘陳大姐’的人，她告訴我，她們馬上要召開來自敵後11個地區的婦女會議，希望我去談談國際婦女運動和中國婦女在抗戰中的成就。”在當時的鄂豫邊區，廣大婦女不僅縫衣織被、護理傷員，還成立了婦女救國會等宣傳抗日的組織；不但動員家中的男子上前線，自己也積極報名參加新四軍或游擊隊。對於邊區的婦女解放運動，史沫特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肯定。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對陳少敏本人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陳少敏被稱為邊區的女將軍，當地甚至還有一種“女將軍”牌的香煙，封面就是陳少敏騎馬舉槍的颯爽英姿；她上馬能打仗殺敵，下馬能光腳插秧，她樸實親民的作風深受邊區羣眾愛戴，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陳大腳”；她的威名讓敵人聞風喪膽，傳説新四軍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將，腳有一尺長，走路一陣風，手使雙槍，左右開弓，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在徵得陳少敏的同意後，由安娥擔任翻譯，史沫特萊開始了對這位新四軍女將領的專訪。為了打開話題，史沫特萊主動向陳少敏講述了自己的身世，這引起了陳少敏的共鳴。陳少敏本名孫肇修，在山東壽光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長大，在1924年加入鄧恩銘組織的秘密工會，而後在青島領導工人運動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後來，她的丈夫被俘犧牲，女兒也患病夭折。隨着交談的展開，兩位女性都在彼此身上發現了很多共同點：她們都出身貧寒，都在歷經磨難後堅定了革命的信念。採訪結束後，史沫特萊還興趣盎然地請陳大姐教她唱前幾天偶然聽到的一支歌，那是陳少敏在延安時學會的一首陝北小調。她讓安娥把歌詞翻譯成英文，並把曲調認真地記了下來。通過短短几十天的交往，陳大姐的熱情、勇敢、堅毅都給史沫特萊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她們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史沫特萊離開邊區那天，陳少敏還親自送她。幾個月後，史沫特萊為新四軍寄去了急需的醫療物資，還動員了一批教會醫生前往邊區工作。

史沫特萊撰寫的《中國的戰歌》和安娥著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這兩本書以大量事實報道了新四軍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國民黨炮製的新四軍“遊而不擊”“封建割據”的謊言。

皖南事變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鄂豫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她繼續擔任黨政機關和羣眾團體的領導，堅定地進行邊區的抗日遊擊戰爭，最終使鄂豫邊區發展成為雄踞大江南北、橫跨5省交界的大塊抗日根據地。 ^[2] 

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了，江青一夥還在台上表演。陳少敏意識到鬥爭還沒有結束，但她相信黨和人民一定勝利。她對一位在一個雷雨天來看望她的老戰友説： “黨內還會出現象剛才刮來的狂風暴雨，你要有這個思想準備。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堅 持真理，永不屈服，自己的言行要對黨，對羣眾，對國家負責到底，千萬不能犯軟骨病! ”^③陳少敏就是敢於向一切反動勢 力作鬥爭的硬骨頭。她和全國人民一道，終於迎來了粉碎江青 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正當她滿懷喜悦地準備繼續為祖國的 四化建設貢獻力量的時候，1977年12月14日，在北京病逝。 ^{[1]  [7]} 

陳少敏的老戰友張霖之的兒子張光渝，寫過一篇《巾幗英豪：陳少敏》，講述了她一貫敢説敢言敢做敢當的故事。陳少敏解放初期去紡紗廠調查研究，發現工人們的勞動條件很差，待遇很低，她對政府遲遲不公佈勞動保險條例很不滿，就給毛澤東、劉少奇寫信：“工人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不斷地捐獻，義務勞動、勞軍、救災，政府也應該照顧工人的生活，使工人從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們的政府則愛把粉擦在屁股上，費了一年功夫，起草一個勞動保險條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佈，至今不見公佈。”

1951年，陳少敏為勞動保險條例遲遲不能公佈和繅絲廠童工工資問題，寫報告給“立三同志閲轉毛主席、少奇同志”，對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疏漏，直言不諱地反映了意見。她在報告中反映：“……工人羣眾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了，政府也應隨時照顧工人生活，使工人從切身生活上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們有些同志則愛把粉擦在屁股上，羣眾對此不滿意。”“無錫繅絲廠中還有3000多十幾歲的童工，他們(一個月)所得的工資，除吃飯外，僅餘300元(等於現在人民幣3元)，連鞋襪餞都不夠。他們小小年紀就為人民生產!……資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小孩子，怎麼不去做童工?” 對這些問題遲遲不能及時解決，她認為“是工人階級觀點薄弱的具體表現”。她還呼籲説：“去年一年中，我們賣了很多狗皮膏藥(比喻説空話)，狗皮膏藥被我們賣完了，如再不解決實際問題，就只好賣西北風了，這個不要成本!……工會工作弱了，對我們黨和政府是不利的。” ^[11] 

父親：孫萬慶（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 ^[4] 

丈夫：任國楨

2014年6月25日，陳少敏故居暨紀念館開館儀式在孫家集街道範於村舉行。各鎮街區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全市新發展的119名黨員參加了開館儀式，現場進行了入黨宣誓並參觀了紀念館。 ^[3] 

毛澤東：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 ^[9] 

張則孫：人已故去，風範長存。她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傑出的共產主義的戰士的榜樣。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陳少敏同志的榜樣仍將永遠激勵着我們前進。 ^[8] 

慄在山：陳少敏同志一生經歷了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時期的光輝戰鬥歷程。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她同李先念、陶鑄、朱理治、任質斌、劉少卿等同志一起，在創建豫鄂邊抗日根據地和創建新四軍第五師的鬥爭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