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鵬

郭鵬（1906（丙午年）-1977）湖南省醴陵縣人。一九二七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十六軍第九團班長、排長、連長，紅十八軍第五十二團營長，紅六軍團第十七師五十團團長，紅二軍團第六師師長，紅三十二軍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參謀長、副旅長，晉西北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兼武裝部部長，晉綏軍區塞北軍分區副司令員，八路軍南下第一支隊幹部大隊大隊長、支隊副司令員，湖南抗日救國軍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三五九旅旅長，晉綏野戰軍第二縱隊三五九旅旅長，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副司令員，第一野戰軍二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一兵團軍長，南疆軍區司令員，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 

1906年10月出生在今湖南省醴陵市黃獺嘴鎮社衝鄉。1927年參加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1928年9月27日入黨。

1929年冬郭鵬被平江、醴陵遊擊大隊派去湖南省長沙市國民黨軍隊中作兵運工作。

1930年2月郭鵬被捕。在獄中發動難友請願、越獄。同年7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市，郭鵬獲救並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0年7月至1934年4月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六軍第9團歷任戰士、班長、排長、連長，第十八軍第52團任二營營長，第6軍團第18師歷任營長、代理團長。

1934年4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第十七師第50團團長（彭棟材任政委）。1934年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第51團團長（蘇傑任政委）。

1935年由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第六師師長（廖漢生任政委、後賀炳炎接任師長）。

1936年7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作戰科科長。1936年9月不久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軍參謀長。期間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1938年2月任第120師第359旅參謀長，1938年6月升任八路軍第120師第359旅副旅長。

1941年5月任晉西北第五軍分區司令員（胡全任政委）併兼任武裝部部長、晉綏軍區塞北軍分區副司令員。

1942年調回延安進中央黨校學習。

1944年10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遊擊支隊第7幹部大隊大隊長，12月21日調任南下第一支隊副司令員。

1945年3月23日任國民革命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副司令員。同年10月13日任中原軍區第359旅旅長（王恩茂任政委）。

1946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第二縱隊兼呂粱軍區第359旅旅長（李銓任政委）。

1948年2月任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副司令員。

1949年2月任第一野戰軍第二軍第一副軍長。1949年6月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2軍軍長（王恩茂任政委）。同年10月12日郭鵬與政委王恩茂率領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2軍進軍新疆並率部和平解放了新疆南疆地區及西藏阿里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鵬任西北局新疆分局委員、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2軍軍長兼南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同志任政委）、軍區黨委第三書記、南疆地區財經委主任。

1954年2月郭鵬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同年9月至1957年8月郭鵬調到南京軍事學院高級戰役系學習深造。

1955年9月郭鵬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9月郭鵬向中央軍委申請重返新疆工作。得到中央軍委批准後，郭鵬重返新疆，任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三書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主持新疆軍區日常工作。

1969年6月至1975年8月郭鵬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1975年8月至1977年7月郭鵬任蘭州軍區顧問。

是第三、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7年7月16日郭鵬在上海逝世，享年71歲。

1906年10月，郭鵬出生在湖南醴陵。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地處湘東的醴陵，工農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郭鵬認為窮人出頭的日子即將到來，便積極投身秋收暴動，參加了赤衞隊。在鬥爭的每一個緊要關頭，他都能奮不顧身，出色地完成任務，參加革命剛兩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秋收暴動失敗後，郭鵬隨部分農協骨幹轉入深山老林進行遊擊戰爭。郭鵬所在的醴陵北四區游擊隊，人多槍少（僅一支步槍），所處的環境極為惡劣，游擊隊整編為平醴遊擊大隊，動員編餘人員一部分回家，一部分到白軍中做兵運工作，黨組織見郭鵬身體瘦弱，勸他回家參加地方工作，可郭鵬説什麼也不答應，堅決要求留下。

1929年冬，他與傅德清、王福照被派往長沙國民黨軍隊，當上了營部的傳令兵。1930年2月的一天，當他們得知部隊將要開往平江“剿匪”，郭鵬便與傅德清密商，趁營長回家、自己值班之際，將營長的手槍藏在了營地附近的陰溝裏，計劃趁機打死營長後攜槍逃跑。次日清晨，營長回到訓練所，發現手槍不見了，認定是郭鵬所為，將他押送到長沙市，嚴刑拷打後關進監獄。3個多月後，桂系軍閥打進長沙，郭鵬在獄中發動難友請願，要求釋放他們，後又發動難友挖牆洞逃跑，被看守發覺，遭受嚴管和處罰。

這年7月27日，紅三軍團攻佔長沙，郭鵬與獄中難友獲救。他主動要求參加紅軍，被分配到三軍團第八軍警衞營當戰士。此時，他將半年前埋藏的國民黨軍手槍取出交給營政委周光宇。

8月29日，第二次進攻長沙。郭鵬自告奮勇參加敢死隊，身負重傷。長沙久攻不克，前委決定撤離長沙，向萍鄉、攸縣等地轉移，郭鵬等傷員留在瀏陽富溪紅三軍醫院治療。住院期間，郭鵬生怕紅軍走遠了，以後找不着隊伍，傷還沒全好就硬要求出院歸隊。郭鵬在戰鬥中英勇頑強，每次組織敢死隊、突擊隊，他都帶頭參加，因而很快由班長升任排長、連長、副營長、營長、代理團長。

1934年4月5日，郭鵬所在的紅十八師協同剛從湘鄂贛遠征歸來的紅十七師，在蕭克、王震的指揮下，埋伏於永新縣沙市澧田大道以北地區，全殲國民黨軍第十五師四十三旅，生俘敵旅長侯鵬飛等，繳獲長短槍1000餘支、重機槍24挺等一批軍需物資，取得了在湘贛戰場上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在這次戰役中，郭鵬率部阻擊敵後續部隊有功，升任紅十七師五十團團長。

這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訓令紅六軍團退出湘贛蘇區，在湘中創建一新根據地。紅六軍團很快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於8月11日進至湖南桂東縣南的寨前坪。12日在那裏召開了誓師大會，動員西征。同時正式成立了紅六軍團領導機關。郭鵬所在的紅十七師按統一部署，先向新田挺進，後迂迴轉戰，於9月4日渡過湘江，繼續向湘西挺進，又轉戰黔東。湘、桂、黔國民黨軍聞訊立即對紅六軍團進行圍追堵截，部隊陷入重重包圍之中，形勢十分嚴峻險惡。

10月7日，紅六軍團在甘溪戰鬥失利後，部隊被截為四段。郭鵬率五十團為後衞，日夜兼程追趕主力部隊。10月13日為掩護主力轉移，郭鵬率部在白剁至紫金關一帶，與敵軍進行惡戰，傷亡很大，他自己的胳膊也負了傷，所部與主力失去了聯繫。郭鵬只有一個信念：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帶着隊伍找到紅軍。他不顧傷痛帶領部隊朝餘慶方向前進，每天要強行軍百餘里，越走越困難。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郭鵬忍着傷痛，果斷指揮，沉着應戰，率領全團夜行晝宿，忍飢挨餓，轉戰500多公里，殺出重圍。23日，終於與賀龍、關嚮應率領的紅三軍在貴州東北部印江縣木黃地區會合。1935年初，郭鵬調任紅二軍團第六師師長。

人在陣地在，堅決完成任務

1936年4月上旬，紅二、紅六軍團分左右兩路西入雲南腹地，佔領沾益、曲靖，來到雲南的普渡河邊，計劃過河後經元謀北渡金沙江，直下四川。這條路線也是一 年 前中央紅軍北上的路線，國民黨軍早有防備。先頭部隊強渡普渡河後受到前方敵軍阻擊，紅六軍團準備渡河時與側面圍上來的滇軍接上了火，而從湖南、貴州一路尾隨的敵“追剿”先頭部隊距紅軍已不足百里，紅二、紅六軍團面臨着被敵壓縮包圍在普渡河邊的危險境地。

1936年4月8日拂曉，郭鵬所部稍後於紅二軍團總部到達甸尾、可朗之間。部隊尚未部署安頓好，總指揮部就派通信員將郭鵬叫去。一進門，李達參謀長就急切地對他説：“郭師長，據可靠情報，普渡河已被敵軍佔領，紅軍前衞受阻。敵郭汝棟部已趕到嵩明、羊街一帶防堵紅軍，與後面尾追的敵軍樊松甫部、李覺部、孫渡部呼應，妄圖將紅軍圍殲於普渡河以東、功山以南地區。孫渡的兩個旅腳步最快，距紅軍已不到50公里，只要他們一趕到，合圍紅軍的陰謀就會得逞。因此，不管是向前渡江也好，或是奪路轉移也好，都要立即阻止孫渡部的腳步。否則，前有江河天險，後有斷路敵軍，左右敵軍盡發，紅軍迂迴無地，後果不堪設想。”説到這裏，李達神情嚴肅地對郭鵬説：“賀龍總指揮命令你即刻帶十八團由可朗返轉25公里，趕到六甲，最好超過六甲，以運動防禦阻擊敵軍，掩護整個部隊的行動。”恰在此時，賀龍總指揮走了進來，特別囑咐郭鵬：“一定要不怕艱難險阻，要狠狠地打擊敵人！”郭鵬堅毅地回答：“我郭鵬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困難和敵人！請賀總和參謀長放心，我人在陣地在，不完成任務死不瞑目！”

六甲一帶樹多林密，崖高谷深，位於可朗河上游，兩旁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谷中的崎嶇小路是敵軍尾追紅軍的必經之路。路左傍山，怪石嶙峋，越上越陡，路右是一片丘陵，有的地方坡緩開闊，灌木茂密。郭鵬和廖漢生政委決定：全師後衞變前衞，強行軍回師六甲。他親自帶領十八團和團長成本新、政委楊秀山率一營走在最前面，一路跑步前進。在六甲的石臘它丫口，部隊與敵先頭部隊孫渡部第七旅蕭本源團遭遇。敵人想不到紅軍會在這裏殺回馬槍，毫無戒備，措手不及，大部被殲。

郭鵬即令十八團團長成本新率二營和三營，佔領右翼的丘陵地帶立即構築工事；隨後又令剛剛趕到的十六團登上左側山巒，控制制高點；以十七團在後面布成第二道防線；命十八團一營收攏兵力，控制正面；指揮所則設在左後側一個無名高地上。敵軍後續部隊趕到後，經過約半小時部署，即以4個團兵力向紅軍陣地發起衝鋒，炮聲震天，硝煙遍地。郭鵬鎮定自若，直待敵軍迫近陣地前沿，才令還擊，將敵殺退。隨後，在敵炮擊之後準備向紅軍衝殺時，郭鵬即發令紅軍出擊。雙方如此反覆衝殺，激戰到後半晌，紅軍打退了敵軍10多次瘋狂進攻。敵屍漫山遍野。紅軍傷亡亦眾，十八團傷亡更大，陣地上的空隙越來越大。郭鵬左肩受傷，血流如注，但他堅持不下火線，讓衞生員簡單處理了一下傷口，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令全線撤退到預設的第二道防線，並從十七團抽調一個營填補了十八團陣地上的空隙。

薄暮時，國民黨軍又竭盡全力發動猛攻，在暴雨般的炮火掩護下猛撲過來，竄進了十八團陣地。雙方短兵相接，以刺刀相拼。接着，十七團陣地上也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據守左側山巒的十六團，子彈打光了，便以槍托掀打爬上山來的敵人。正在十分危急之時，賀龍派來增援的十四團趕到，郭鵬即令他們從左翼向敵側後進擊，直撲其指揮部。敵軍受此意外打擊，下令後退。山上的紅軍趁勢猛撲下去，迫使敵軍全線後撤。午夜12時，郭鵬奉令率部撤出戰鬥。

六甲戰鬥後，為了擺脱追敵，並避開川軍阻攔順利北上，軍團部決定改變進軍路線，佯攻昆明，經滇西到金沙江上游麗江境內的石鼓至巨甸這一地域渡江。1936年4月11日，郭鵬帶傷率部攻入昆明附近的富民縣，而後涉渡普渡河，向滇西前進。18日，軍團部命令六師十八團在19日拂曉前攻佔祥雲縣城，以保障軍團主力順利通過祥雲。郭鵬因傷口未好，坐在擔架上指揮作戰，率領十八團以奔襲的方法，於19日凌晨出其不意攻佔了祥雲，繳槍8000餘支，擴軍600餘名，並獲得許多物資，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36年7月初，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梯隊，從甘孜出發，克服重重困難，通過了數百里草地，到達阿壩，做繼續穿過草地的準備。郭鵬被調到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任作戰科長。

一天，賀龍命令郭鵬帶領騎兵連12位官兵去紅四方面軍醫院佈置行軍任務。醫院離總指揮部15公里，途中有小股反動民團武裝潛伏，經常襲擾紅軍。臨行前，賀龍叮囑郭鵬一路要小心謹慎。

因任務緊急，郭鵬率分隊一路快跑，於晚上10時到達醫院，佈置完任務後即刻回返。走到一座浮橋時，他感到肚子餓了，想到隨部駐守在那裏的指揮部副官處處長杜世興處弄點吃的，便叫隨他來的騎兵先行歸隊休息。回去的時候，天氣突變，風雨交加，郭鵬騎在騾子上，一手攬着繮繩，一手把頭上的斗笠拉下來，蓋住臉擋雨。他走過五師駐地不遠，埋伏在密林中的敵人向他射來一排子彈，他受傷從騾背上滾落到幾丈深的澗溪中，頓時不省人事。過了一陣，他從血泊中甦醒過來，心想：得趕快走，躲過敵人的追擊。剛走幾步，轉念一想，敵人就在附近，要是跟着腳印追來，怎麼得了？於是，他首先把自己的腳印弄亂，再涉水過河。河水湍急，一下子把他衝出二三十米遠。他好不容易才爬上對岸，被前來尋找他的五師騎兵發現，把他扶回五師。五師政委譚友林見他傷勢嚴重，趕緊叫醫生給他上了藥，並派人將他送往總部醫院。這是郭鵬紅軍時期在戰爭中的第14次負傷。

後來郭鵬才知道：原來，敵人的槍聲一響，賀龍就聽到了，急忙讓人去看郭鵬回來了沒有。當聽説騎兵連的人已回來了，但不見郭鵬時，他連聲説：“糟糕！郭鵬這回麻煩了。”恰好這時，郭鵬騎的那頭青騾子脱繮跑回了總指揮部，它一頭竄進欄圈，一會兒又竄出槽來，神色十分慌張。賀龍一見，斷定郭鵬出了問題，忙打電話讓五師派部隊跑步到路上去找，他守着電話不時催問結果。

郭鵬被送到醫院後，賀龍、蕭克、關嚮應等都趕到醫院看望。見他全身被打了大小7個窟窿，最大的一個又恰在小肚子的左後側，都估計郭鵬這次不行了，十分難過，圍着他半天沒人開口。蕭克看了一眼他的傷口，眼淚奪眶而出，急忙背轉身去。賀龍怕郭鵬看到了難過，急忙用身子遮住了蕭克，緊俯在郭鵬身邊輕輕地問：“你覺得怎樣？”

郭鵬強忍疼痛，吃力地回答：“不要緊，請賀總放心。”此時，郭鵬不是擔心自己的性命是否能保住，而是擔心部隊就要出發了，前面就是千里不見人煙的大草地，部隊缺糧，不少人累得走不動路了，自己傷成了這樣，還怎麼跟得上部隊。賀龍從他痛苦的表情上，讀出了他的心思，一字一頓地説：“我們絕不會把你丟在這裏，這一點你可一定要放心。”郭鵬一聽，激動得熱淚盈眶，哽咽得連半句話也沒説出來。

賀龍與關嚮應當場商定，選派6個身強力壯的年輕戰士，專門給郭鵬抬擔架，要求他們一定把郭鵬抬出草地。部隊臨出發時，賀龍騎着他那匹棗紅馬又趕來看郭鵬。他在郭鵬擔架旁邊默站了一會兒，就讓郭鵬的警衞員把他那馬背上馱的袋子都卸下來，一樁一樁地叮囑：“小袋子是我抽剩下的煙，郭鵬是個老煙筒，一時也離不得這東西，你要給他帶在身邊，隨時準備給他抽。那兩個袋子裏裝的是青稞炒麪，把它馱在騾子上，上面遮上雨布，小心讓雨水澆成糨糊。”接着又從挎包裏掏出一塊用紙包好的酥油和一個小旱煙口袋兒説：“這裏面裝的是鹽巴，只有這一點了，全都帶在你身上，別搞掉了！還需要什麼，路上隨時找我要，我想辦法給你找。”説完躍上了馬背。郭鵬一看急了，這些東西都留給了自己，賀總怎麼辦？忙要警衞員快還給賀龍。賀龍發火説：“別搗鬼，快給我放下！你不吃，抬擔架的也不吃？”然後撥轉馬頭奔馳而去。

草地的天氣像小孩的臉，變化無常，時而一陣大雨，時而一陣冰雹，郭鵬身上雖搭着雨布，但衣服還是被澆得透濕，傷口越來越痛，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每到宿營地，賀龍都要騎馬來看郭鵬，問他感覺怎麼樣。有一天，見郭鵬實在支持不住了，就安慰他説：“郭鵬，你再堅持一下，一會兒你到賀彪那裏去，跟他一起行軍會好一些。”

賀彪與郭鵬是十分要好的戰友，當時他是四師衞生部部長。郭鵬到四師衞生部的當天下午，賀彪和潘秉山醫生便給他檢查傷口。他們發現郭鵬原掛在腰上的槍柄上被打穿了銅板大的鐵塊，被子彈送進了郭鵬的身體，穿過胯骨，接近腹部，距腹壁僅一個銅板之隔。賀彪告訴他，正是因為這塊鐵抵銷了槍彈的衝力，擋住了去路，腹壁才沒有洞穿，淤血才沒有注入腹內，否則早就沒命了。這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但讓人感到揪心的是，體內的鐵塊和子彈正在不斷氧化，毒害着周圍的血肉，再過幾天腹壁就會發炎、腐爛，一旦爛穿腹壁，就要危及生命。他們決定立即手術，把鐵塊和子彈取出。可當時既無麻藥，又無手術刀，病人身體又特別虛弱，困難和危險都很大。賀彪和潘秉山醫生當機立斷，決定向五師借點“寒冷麻藥”湊合一下，沒有手術刀剪，就找來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質銼磨一磨代用。

賀彪與潘秉山醫生向郭鵬講明瞭手術的困難。郭鵬堅毅地回答：“怕什麼，我又不是頭一次開刀！”子彈終於取出來了，但骨頭碎了，渣子很多，必須用銼銼平，用刺刀刮乾淨，否則還會發炎化膿。刮骨開始了，只聽得骨頭咯吱咯吱響，痛得郭鵬汗如雨下，但他咬緊牙關，拼命忍受，使手術得以順利完成。

恰在此時，賀龍趕來看望，他一手握着潘秉山醫生、一手握着郭鵬的手説：“神醫！神醫！硬漢！硬漢！三國時華佗為關公刮骨療毒，被傳為千古美談，而今你們二位為郭鵬草地開刀，也會在紅軍中傳為佳話。”1936年9月1日，部隊到達哈達鋪，郭鵬的傷勢基本好轉。1936年9月11日，紅二方面軍從哈達鋪出發，攻佔了成縣、徽縣、兩當、康縣等地，殲敵一部。17日，部隊到達成縣時，郭鵬傷口痊癒，仍返回作戰科任科長。不久調任三十二軍參謀長。其後，郭鵬率部隨同紅二方面軍在渭水兩岸，同國民黨軍艱苦轉戰，於1936年10月22日到達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1947年3月，胡宗南糾合23萬人向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發起重點進攻。當時，邊區僅有部隊兩萬餘人，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因此，郭鵬所在的第二縱隊併入西北野戰兵團，和兄弟部隊一起擔負起保衞毛澤東、保衞黨中央、保衞陝甘寧邊區的光榮任務。郭鵬奉命率三五九旅西渡黃河，在彭德懷司令員的正確指揮下，配合兄弟部隊首先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的重大勝利，打擊了胡宗南佔領延安後的猖狂氣焰，使胡宗南揚言“3個月佔領邊區”的狂妄計劃破產，極大地鼓舞了邊區人民對敵鬥爭的信心。接着，郭鵬率部繼續在內線反攻，又參加了隴東、榆林、沙家店、黃龍等一系列戰役、戰鬥，為保衞陝甘寧邊區立下了豐功偉績。尤其在隴東戰役中，當西北野戰軍總部和主力部隊遭到胡宗南、馬步芳匪軍合圍夾擊的嚴重關頭，他和王恩茂政委以高度的全局觀念，在荔鎮、肖金鎮堅持抗擊，控制要道，不惜犧牲，連續作戰，重創敵軍，保障了總部和主力部隊的安全轉移，受到了彭德懷的高度讚揚。

1947年5月21日，彭德懷率西北野戰軍西出隴東，殲滅青寧“二馬”（馬步芳、馬鴻逵）的有生力量，收復慶陽、合水，然後南下關中或北上三邊，以調動胡宗南之主力，尋找戰機繼續殲滅敵人。

由郭鵬和王恩茂率領的三五九旅和獨四旅十二團包圍並攻擊合水城。遭到了青馬新編第八旅旅長馬步鑾率旅直屬部隊和該旅的一個團，從慶陽向合水增援。王震急令獨四旅插入敵後，斷其退路，給了敵人一個突然襲擊，打得他們措手不及，逃回了慶陽。但另一路青馬騎兵援軍突然出現在攻城部隊側後。郭鵬急忙從七團和九團各抽一個連隊進行阻擊，但未奏效。郭鵬又趕快把七團預備隊三營調上去。但三營還沒有到達指定位置，便遭敵騎兵的衝擊，傷亡很大。

正在此時，合水城內的守軍打開城門，迎接援軍進城。郭鵬聽説後，心中十分着；如果兩股敵軍擰在一起，那城就更難攻了。他來到前沿陣地組織部隊進攻。忽然，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手臂，鮮血直流。他讓衞生員簡單處理了一下傷口，仍帶傷指揮戰鬥。因為他知道指揮員衝鋒在前，就是最好的命令。在他的英雄氣概鼓舞下，指戰員頑強拼殺，打了一場惡仗。

戰士們前仆後繼，用炸藥包炸開合水城門，衝進城去，和敵人展開白刃肉搏。由於敵人控制了城內製高點，部隊傷亡很大。但敵人的殘酷更激起了縱隊指戰員的鬥志，官兵們越戰越勇，在郭鵬的帶領下，終於贏得了這場戰鬥的勝利。

進軍南疆

1949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統一編制，原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這支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經歷過被稱為“第二次長征”的南下北返的英雄部隊，被改編為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身經百戰的縱隊司令員郭鵬改任軍長，他的老戰友王恩茂任政委。他們率部先後參加了西北戰場的春季戰役、陝中戰役和扶眉戰役等。

在進軍新疆的特殊鬥爭中，他命令先頭部隊在9月中旬越過大圾山，渡過大通河，進入荒無人煙的祁連山南麓，克服風雪交加、高山缺氧等困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佔甘肅民樂，僅用一個半小時全殲守敵。爾後，郭鵬又率部連續作戰，迅速佔領河西重鎮張掖，並與由蘭州西進的第二兵團會合，迫使國民黨西北長官公署總部及兩個軍在酒泉宣佈起義。隨後兵臨新疆。在中國共產黨英明政策感召和大兵壓境的形勢下，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將軍和省政府主席鮑爾漢率部於9月25、26日先後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

10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精神，第一野戰軍黨委決定，由王震率領第一兵團二、六兩軍挺進新疆。六軍進駐北疆，二軍沿古絲綢之路西行，向南疆進發。

進軍新疆的任務極為緊迫、艱苦。當時，駐新疆國民黨軍隊雖以陶峙嶽將軍為首宣佈起義，但所屬部隊派系複雜，駐地分散，陶將軍難以全面制約，又有特務分子隱蔽其間，蓄意破壞，因此叛亂、搶劫之事時有發生。同時，帝國主義間諜密謀策劃，更是潛藏的動亂禍根。政治、軍事形勢如此複雜，經濟又十分落後，全疆各族人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人民解放軍能否迅速進疆，及時開展各項工作，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也關係到新疆幾百萬各族人民生命財產的穩定和安全。

1949年10月15日下午，郭鵬率領先頭部隊抵達哈密時，迎接他們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場面。一方面駐哈密國民黨第一七八旅部分官兵在少數反動軍官煽動下，製造了搶劫銀行黃金和縱火事件；另一方面是偽裝起義的哈密專員、美國特務堯樂博斯，一不安民，二不救火，卻在那裏張羅宴會，為郭鵬軍長“接風”。

面對這兩方面的挑戰，郭鵬發出的第一道命令是：“出動一切能出動的兵力，撲滅餘火安民。”指戰員認真執行命令，從廢墟餘火中救出了受難的羣眾，給災民送去了救濟糧，從騷亂分子手中追回贓物發還羣眾；謝絕了堯樂博斯的禮物。為了嚴格遵守民族政策和羣眾紀律，尊重民族習俗，郭鵬派人保護了清真寺；讓部隊露宿街頭、廣場，不入民宅；不借用羣眾炊具。戰士們爭相為羣眾打掃衞生，劈柴送水，衞生員為羣眾治病；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政策教育；懲辦叛亂首惡，教育脅從人員。這樣，在很短的時間裏，穩定了哈密的社會秩序，安定了人心，使各族人民很快認清了解放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感受到了共產黨的温暖。

當第二軍四師先頭部隊抵達鄯善時，當地國民黨駐軍第六十五旅一九四團三營部分官兵阻擋人民羣眾歡迎解放軍，製造了殺害縣長和搶劫市民財產、燒燬民房的惡性事件。郭鵬和王恩茂命令部隊立即將三營營部、機槍連和九連全部解除武裝，迅即平息了叛亂。

在向南疆進軍途中，第二軍既要面對國民黨頑固勢力的阻擊，更要迎接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挑戰。郭鵬率領主力到距南疆中心城市喀什還有1000多公里的焉耆時，400多輛汽車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因過於破舊不能繼續使用，剩下的還要開回去接運第二梯隊。為了儘快完成進軍任務，郭鵬決定徒步前進，毅然走進了茫茫無際的沙漠戈壁。部隊不僅缺乏供給，有時十幾個小時喝不到水，還要隨時迎戰狂風和嚴寒。

1949年11月28日，第二軍五師第十五團在阿克蘇獲悉國民黨特務在和田策劃武裝叛亂的情報。郭鵬立即下令第十五團進軍和田。從阿克蘇到和田有三條路線：一條是沿迪（化）和（田）公路經喀什、莎車到和田；另一條是過巴楚順葉爾羌河到莎車，再到和田；第三條是從阿瓦提縣沿和田河橫穿被稱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直奔和田。前兩條路是通行大道，沿途有居民和水，但要繞行，需多走十幾天，第十五團毅然選擇了第三條路線。他們穿過胡楊林，越過乾涸的湖泊，進入浩瀚沙海，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在流沙上踏出一條生命之路。

部隊行至距和田200公里的西爾庫勒時接到急信：叛亂分子準備血洗和田。團領導決定組建騎兵分隊，向和田疾馳。大部隊日夜兼程，於1949年12月22日抵達和田，一舉粉碎了敵人的叛亂陰謀。此次軍事行動，歷時18天，在沙漠戈壁中行程790多公里。彭德懷、習仲勳致電郭鵬、王恩茂，稱讚他們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進軍記錄。 ^[3] 

1949年12月1日，第二軍軍部在夾道歡呼的人山人海中，在狂歡的歌舞和喇叭聲中，進入了南疆首府喀什城。同時，郭鵬、王恩茂很快派出偵察部隊，翻越冰山雪嶺，直抵阿里邊境線，把紅旗插上了喀喇崑崙山，插上了帕米爾高原。至此，廣闊的南疆土地上，驅散了幾千年的寒冷和黑暗，迎來燦爛的春光。根據中央軍委命令，1950年1月，郭鵬任二軍軍長兼南疆軍區司令員。

當時，新疆東南面毗鄰的西藏尚未解放，處在英國勢力控制之下。1950年春，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新疆軍區決定組建第二軍獨立騎兵師，擔負解放西藏阿里地區的任務。4月，獨立騎兵師組建完畢，他們首先組織修建新藏公路。7月，由二軍部隊和各族民工共1800多人進入工區，開始勘察施工。在郭鵬、王恩茂等領導的組織下，先遣連137人開始踏上了進軍阿里的征途。於10月30日到達西藏改則縣以北的扎麻芒保，從做羣眾工作着手打開工作局面，進而與阿里噶本政府代表談判，達成了5條協議。1951年5月6日，第二軍派獨立騎兵師組成了進藏先遣支隊，於5月28日到達扎麻芒保，與先遣連勝利會合後，即向南挺進。至8月19日，阿里高原3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解放，升起了五星紅旗。 ^{[4]  [6]} 

1950年春，身兼南疆軍區司令員的郭鵬在和田一次幹部會上講：戰爭年代部隊主要是擔負戰鬥隊任務，進駐新疆後，還要擔任生產隊、工作隊任務。這種轉變是歷史的必然。部隊除執行守衞邊防、維護社會治安和解放藏北高原的戰鬥隊任務外，大部要投入大生產運動。過去我們打仗的目的是使人民翻身求解放，現 在就是要帶頭參加生產建設，改變貧困落後面貌。他要求大家在新疆安下心、紮下根，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為新疆各族人民多辦好事、辦實事，在祖國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幹一番翻天覆地的大事業。

曾經在著名的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擔任過副旅長、旅長，在南泥灣大生產中當過勞動模範的郭鵬，又帶領第二軍發揚南泥灣精神，用戰鬥的雙手向塔里木盆地千里荒野進軍。自1950年起，從王震、郭鵬、王恩茂兩級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到全體指戰員，都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揚南泥灣精神，投入到農業大生產運動中。郭鵬經常深入各部隊檢查督促生產。他親自踏勘荒地，選點定點，足跡遍及塔里木的翰海戈壁。他以二等乙級殘廢之軀，積極參加生產勞動，拾糞修渠，開荒挖地，播種收割，植樹造林……他還帶領幹部勘察土地，尋找水源，調查研究當地生產特點，學習當地人民的生產經驗，取得第一手資料、經驗，對部隊進行具體指導。大家誇讚他是一個“鐵骨錚錚的硬漢子”。郭鵬還多方籌集資金，發展新疆的現代工業，甚至把自己的津貼費、菜金等投資於新疆的經濟建設。他率領部隊節衣縮食，艱苦創業，自己動手，在喀什、莎車、阿克蘇、焉耆等地建立了一批工礦企業，修築公路，整修機場，為新疆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1950年這一年，南疆軍區所屬部隊開荒造田30多萬畝，當年收穫糧食8000餘噸。至1951年，部隊基本上做到了糧食、棉花等副食品自給。到了第三年，開荒播種面積達120餘萬畝，修築渠道總長度2300餘公里，修建了十八團大渠、勝利渠等重點水利工程，在萬頃荒沙上創造出了片片綠洲。同時，在喀什、阿克蘇、庫爾勒等城鎮，興建了最早的一批廠礦企業；修建了喀什至白楊河、喀什至於田的兩條公路，全長2000多公里。這些生產建設成就，對整個南疆地區的建設事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為實現新疆財政經濟好轉作出了很大貢獻。更重要的是，使廣大少數民族人民看到了人民解放軍是誠心誠意為少數民族人民服務的部隊，從而使軍隊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軍民情誼。後來，第二軍所屬第五師、六師集體就地轉業為農業建設第一師、第二師，郭鵬又多次深入這些老部隊，開展思想工作，教育指戰員戰鬥當英雄，生產當模範，使他們成為南疆地區生產建設的突擊隊、主力軍。

1954年，根據中央和軍委的命令，駐疆人民解放軍的大部組建成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執行屯墾戍邊的任務，受自治區黨委和新疆軍區雙重領導。郭鵬每年都要抽出1個多月時間到生產兵團蹲點，他的身影經常出現在這支勞動和戍邊大軍中。

1954年9月，郭鵬被調到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深造。在3年學習期間，他克服年齡大、文化低、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等困難，孜孜不倦地學習軍事、政治和文化知識，在各方面都獲得很大提高。1957年9月，郭鵬以優異成績在南京軍事學院畢業。他放棄了留在內地工作的機會，堅決向組織要求重返新疆。他説：“我願永遠戰鬥在邊陲，老死新疆也無怨言。”軍委經慎重考慮後，命已授銜陸軍中將的郭鵬仍回新疆，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他如願以償地又回到了天山的懷抱。

郭鵬回到新疆軍區後，積極致力於部隊的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他與軍區其他領導共同研究制訂了一系列加強部隊建設的措施、方案，召開各種會議，反覆動員部署，狠抓落實。他強調指出：“我們過去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是和平時期，主要靠教育訓練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不顧傷病之身，經常深入團隊調查研究，指導部隊改進訓練方法，對部隊單兵訓練、戰術訓練、機關司令部訓練，和部隊大比武練兵活動，提出了一系列符合軍事科學的要求，促進了部隊戰鬥力的提高。

1959年，中央軍委發出“將軍下連當兵”的號召，郭鵬帶頭響應。當時，他已年過半百，滿身傷疤，鬢髮斑白，但他滿腔熱情地帶着行李下連當兵，和戰士同吃、同住、同操練、同娛樂、同勞動。在訓練和執勤中，他以一個普通戰士的身份，服從班、排、連各級領導的指揮，同戰士們打成一片，給他們理髮、縫補衣服，講革命傳統和戰鬥故事。戰士們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大哥”，並寫詩讚揚他：“當年紅軍老英雄，今日爭當‘五好’兵，‘五同’樣樣做得好，幹勁賽過老黃忠。”

1962年9月，印度軍隊悍然向中印邊境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北推進，在西段入侵設點，開槍打死、打傷中國邊防人員，製造流血事件。10月20日，印度政府不顧中國政府多次抗議和警告，派出陸軍10多個旅的兵力，在中印邊境東、西段同時向我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下令自衞還擊，將中印邊境西段的作戰任務交給新疆軍區。 ^[5] 

以王恩茂、郭鵬為首的新疆軍區領導，立即研究部署作戰實施方案。郭鵬慷慨激昂地要求部隊“一定要打出國威軍威，堅決徹底、全部乾淨地把侵略者趕出去”。在整個自衞還擊作戰期間，郭鵬日夜堅守在指揮崗位上，隨時瞭解情況，精心指揮。作戰地區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氣温在攝氏零下40度以下的高寒地帶，環境和條件極其艱苦，但部隊在郭鵬和前指徐國賢將軍的精心指揮下，打得勇猛頑強，在很短的時間裏，拔除了入侵印軍在西段邊界中國領土上設立的43個據點，俘虜了部分印軍，繳獲了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取得了中印邊境西段自衞還擊的完全勝利。

同年，外國勢力在新疆伊寧市策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進行暴亂，接着又製造了伊、塔邊民外逃事件。新疆軍區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自治區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平息了暴亂，穩定了局勢。郭鵬多次親赴邊防，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邊防建設，組織軍民聯防，沿着漫長的邊境線，築起了一道鋼鐵長城，保衞着祖國的安全。郭鵬還極為重視國防尖端科技工作。他在工作中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千方百計地調動有特長的各種人才的積極性，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建設，為國防建設事業服務。他對國防尖端科技工作高度重視，對中國核武器試驗工作積極支持，對馬蘭核試驗基地的勘察選點、建設和開展工作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配合，親眼看到了蘑菇雲第一次在大漠上空升起，分享了中國在國防尖端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喜悦。

1969年，郭鵬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儘管他這時已身患高血壓、心臟病等多種疾病，仍然同蘭州軍區其他領導同志一道，為加強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日夜操勞，陝、甘、寧、青4省、區部隊駐地和科研單位、基地，他都跑遍了。他尊重蘭州軍區其他領導同志，同黨委一班人相處得很好，思想上一致，工作上協調。第四十七軍從湖南調防蘭州軍區駐陝西后，為幫助官兵儘快適應新的環境，他住在部隊，並前往陝西大荔，協商解決該軍的農副業生產用地問題。他對邊防建設、戰備工作高度重視，不顧年高體弱多病，不聽別人勸阻，堅持翻越祁連山，長途跋涉去額濟納旗邊防部隊檢查工作，表現出一股子當年紅軍將領的革命精神。 ^{[3]  [6]} 

1957年，郭鵬從南京軍事學院返回新疆不久，發現部隊不斷增加的新戰士由於未曾受過系統的民族政策教育，民族政策觀念比較淡薄，因而時有違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事情發生。他建議軍區黨委在所屬部隊中重新進行了一次有關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系統教育，使部隊牢固地樹立起民族團結的觀念，發揚了進疆初期為少數民族大辦好事的傳統作風，更加密切了軍民、軍政關係。

正當郭鵬甩開膀子為邊疆建設大幹苦幹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由於林彪、“四人幫”不斷地干擾、破壞和誣陷，新疆軍區領導班子被改組了，郭鵬也不得不離開他艱苦奮鬥了20多年的邊陲新疆，被調到蘭州軍區工作。這時年邁多病的郭鵬心情十分沉重，但他仍以一個共產黨人的眼光關注着國家大事，仍以鞠躬盡瘁的革命精神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時刻懷念着戰鬥在邊疆的戰友和人民。可遺憾的是，1977年7月16日，郭鵬離開了人世，他的英靈永遠安息在蘭州黃河之濱的華林山上，守望着他曾經灑下過血汗的這片西部熱土。 ^{[6]  [3]} 

曾與郭鵬並肩戰鬥過的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二軍政委王恩茂，1999年1月10日在給新疆軍區司令員高煥昌的信中評價郭鵬説：“郭鵬在解放新疆、建設新疆、保衞新疆，我們都是戰鬥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他是衞國戍邊的一個鐵漢，你們要多寫紀念他的文章。” ^[3] 

蘭州軍區原副司令員郭鵬，被人們譽為無畏將軍。1968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新疆軍區的領導同志時，曾緊緊握住郭鵬的手關切地問：“你過去多次負傷，現在身體怎樣？”郭鵬回答説：“還好，請主席放心！”晚年的毛澤東仍然惦記着他手下這員身經百戰、英勇無畏的虎將。

郭鵬先後17次負傷掛彩，身上留下一個個傷疤。他曾風趣地稱這是他在槍林彈雨中開的光榮花。1977年7月，郭鵬因病逝世。子女和親屬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沒有發現他留下一張存單和任何現金，唯一珍藏的是放在一隻木盒裏的幾枚金光閃閃的勳章，和一顆在長征路上醫生從他身上取出的已經發黑了的子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