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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生

鎖定
廖漢生(1911年11月14日—2006年10月5日),土家族,湖南省桑植縣人。1927年積極參加農民運動,1928年3月參加賀龍等同志發動的工農武裝鬥爭 [4]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1]  2006年10月5日6時30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2] 
廖漢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黨的十五、十六大特邀代表,第一、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曾擔任第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軍委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務。 [4] 
中文名
廖漢生
國    籍
中國
民    族
土家族
出生地
湖南省桑植縣
出生日期
1911年11月14日
逝世日期
2006年10月05日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職    業
軍人

廖漢生人物生平

廖漢生同志1911年11月14日出生於湖南省桑植縣。
1927年積極參加農民運動。
1928年3月參加賀龍等同志發動的工農武裝鬥爭。
1929年7月被選為桑植縣蘇維埃代表,並在縣農民協會和縣蘇維埃工作。
1930年後在游擊隊中堅持湘鄂邊蘇區反“圍剿”鬥爭。
1933年5月任湖北鶴峯縣第四遊擊大隊副大隊長,7月調任紅三軍軍部書記員,由賀龍、關嚮應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參與了糾正“肅反”擴大化、重新登記黨團員、發展新黨員、恢復黨團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等工作,先後擔任紅三軍政治部秘書、第七師黨務委員會書記、第九師政治委員,參加了黔東蘇區的創建。
1934年10月紅二、六軍團會合後,任紅二軍團第六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開闢湘鄂川黔蘇區的一系列戰鬥。
1935年春任紅二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團結來自兩個軍團的同志一道工作,其間兩次火線受命任第四師代理政治委員,8月在澧縣大堰當戰鬥中負傷,傷愈後重任第六師政治委員,11月從桑植出發長征。在長征路上,他以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動員和激勵全師指戰員堅決貫徹“主力紅軍會師西北、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與敵軍的圍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等艱難險阻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為實現與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大會師作出了貢獻。
1937年5月出席了黨在延安召開的蘇區代表會議。
抗日戰爭爆發後,廖漢生同志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副團長、政治委員,率部開赴抗日前線,初戰雁門關,切斷日軍運輸線;再戰晉西北,收復七城;夜戰滑石片,殲滅日軍一個大隊,有力地支援了晉察冀邊區,粉碎了敵人的多路圍攻。
1939年初,率部作為一二〇師主力挺進冀中,連戰連捷,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同年4月任由七一六團和冀中部隊編成的獨立第二旅副政治委員,在部隊中積極開展學習紅軍傳統活動,加強正規訓練,健全黨的組織,提高軍政素質,並參加了齊會殲滅戰,還代理旅長率部參加陳莊殲滅戰。
1940年,重任七一六團政治委員,參加了晉西北夏季反“掃蕩”戰役和百團大戰。
1941年,廖漢生同志到延安八路軍軍政學院、政治學院學習。
1942年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了延安整風。
1943年任黨校第二、第四部組織教育科科長,後任第三五八旅副政治委員。
1944年10月任八路軍南下支隊第五幹部大隊政治委員,奉命率部分幹部重返洪湖地區開展工作,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襄南地委書記,鞏固、發展了襄南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任江漢軍區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兼中共江漢區委書記,率部抗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
1946年4月調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工作,不久奉命返回延安。
解放戰爭開始後,廖漢生同志任晉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參與指揮晉北戰役。
1946年11月任晉綏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率部開赴陝甘寧邊區,執行保衞黨中央、保衞延安、保衞陝甘寧邊區的任務。
1947年3月先後擔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延安保衞戰,爾後轉戰陝北,參加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和隴東、三邊、榆林、沙家店、清澗等戰役。冬季整訓期間,他領導第一縱隊率先開展“訴苦三查”教育,有力地提高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增進了官兵團結,激發了練兵殺敵積極性。在中央會議和野戰軍前委會議上,他彙報了部隊教育情況,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野戰軍首長的好評。
1948年2月底,在宜川戰役中,他率部風雪兼程趕到瓦子街作戰地域,頑強阻擊敵軍主力突圍,保證了整個戰役全殲敵整編第二十九軍的勝利,取得了“西北大捷”。在戰略進攻階段,他率部參加了西府、澄合、荔北、冬季等戰役。1949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政治委員,率部進軍大西北,參加陝中、扶眉等戰役,9月解放青海,任青海省軍政委員會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廖漢生同志擔任陸軍第一軍政治委員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參與領導建立人民政權、剿匪平叛、民族聯誼、築路生產等項工作,為建設人民的新青海作出重要貢獻。1952年起歷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黨委第五書記,後主持西北軍區工作。195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進入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1957年任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1960年1月至1967年1月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黨委第三書記、中共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帶領部隊參加抗洪救災,戰勝了河北、天津發生的特大洪水,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他積極推動部隊開展大比武,紮紮實實抓基層,全軍區湧現出“愛民模範謝臣”、“英雄八連”等一批被國防部命名的英雄集體和個人。他關心部隊文化工作,支持軍區文藝團體創作、演出了《長征組歌》等一批優秀作品。在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情況下,他頂住壓力,反對形式主義和空頭政治,堅持政治工作必須落到實處,堅持抓好訓練和生產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廖漢生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迫害,被批鬥、關押達5年之久,直到1972年7月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才重獲自由。
1973年12月重新工作,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
1975年2月調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他堅決貫徹鄧小平、葉劍英同志的指示,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旗幟鮮明地反對派性,整頓部隊,解放幹部,恢復、健全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和首長集體辦公制,與“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鬥爭。
1976年10月,他堅決擁護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策,並按照中央要求做好有關工作。
1977年8月任中央軍委委員。同年9月任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組織部隊開展學習雷鋒和“硬骨頭六連”活動,為郭興福及其練兵方法平反,理直氣壯地抓訓練,開辦領導幹部理論訓練班,深入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
1980年1月,廖漢生同志任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他帶領部隊學習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整頓黨委班子和領導作風,親自進行調查研究,深入開展改革開放的教育;他號召政治工作幹部堅持“政治工作永遠是我軍生命線”的優良傳統,倡導領導幹部要理直氣壯地回答幹部戰士提出的各種現實問題;他深入基層和邊防,勉勵青年戰士樹立遠大理想和正確的人生觀,開展“當兵盡義務最光榮”的討論;他積極推進培養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的工作,多次主動要求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
1983年至1993年,廖漢生同志擔任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併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他認真學習憲法和法律,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參加對普法工作和法律實施工作情況的調研和視察,潛心研究代表聯絡工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在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5年中,他積極推進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之間的交往和聯繫,為增進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之間的瞭解和友誼,維護祖國尊嚴,做了大量工作。他還曾兼任中央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大力推進農村改水工作,關注除害防病工作,開展健康教育,取得了很大成效。
2006年10月5日6時30分,廖漢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2-3] 

廖漢生人物生活

2021年11月29日,廖漢生同志夫人白林同志,在京逝世,享年99歲。 [5] 

廖漢生人物評價

廖漢生同志入黨70餘年,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具有堅強的黨性,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論是在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堅貞不渝,矢志不移。他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決擁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充滿信心。
廖漢生同志從事軍隊政治工作50年,致力於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聯繫實際,深入進行革命理想教育、艱苦奮鬥教育、光榮傳統教育。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崇尚實事求是,反對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性格直率,為人坦誠,辦事公道,不徇私情;治軍嚴格,鐵面無私,關心戰士,愛護部屬;嚴於律己,不謀私利,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熱愛人民,情繫老區,關心家鄉發展建設。他嚴格要求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始終保持着一名老共產黨員和老紅軍戰士的本色。
廖漢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赤膽忠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的革命業績將永載史冊。(《廖漢生同志生平》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