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公盨

“遂公盨[xǔ]”，高11.8釐米，口徑24.8釐米，重2.5千克，盨蓋缺失，內底銘文10行98字。國家一級文物。它是所知中國最早的關於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專家認為這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這件約2900年前鑄造的青銅器名為遂公盨，上面鑄有銘文98字。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專家們認為，這件遂公盨是中國古代西周中期遂國的某一代國君“遂公”所鑄的青銅禮器。

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教授日前在相關新聞發佈會上指出，盨上所鑄長篇銘文字體優美；字數雖不算多，但幾無廢言。銘文記述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通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在洪水退後，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崗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於平原。由於有功於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銘文並以大段文字闡述德與德政，教誨民眾以德行事。李學勤表示，銘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沒有大禹，便沒有夏，更沒有“華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長期以來廣受爭議。遂公盨的發現，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於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們就廣泛傳頌大禹的功績。夏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 ^[1] 

盨是用來盛黍稷的禮器，從簋變化而來，西周中期偏晚的時候開始流行。遂公盨呈圓角的長方形，失蓋，器口沿下飾鳥紋，腹飾瓦紋，小耳上有獸首，原來應有垂環，圈足中間有桃形缺口。這種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較早的。再看鳥紋的特點，可確定這件盨屬於西周中期後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後。

遂公盨不是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傳聞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鏽前狀態觀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鏽上有明顯席痕，且包到口邊上，看來在地下時已經與蓋分離了。

銘文在盨的內底，共有10行，98字。前9行都是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字，故將字距適當拉開。或以為在第一字下還有一字，細看原器，實系鑄造時的凹痕。全銘書法秀美，整齊勻稱，保存情況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範鑄時有一些問題，造成缺損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難於辨識。

下面銘文的釋讀，儘量用通用的文字： 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徵，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貴唯德，民好明德，寡 顧 在天下。用厥邵 紹 好，益幹（?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經齊，好祀無 （廢）。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釐用考，神複用祓祿，永御於寧。遂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誨（侮）。

銘中有幾個字，研究的學者有不同意見，如“差”、“地”、“寡”、“御”等。對於這樣古奧的銘文來説，看法有異是正常的。關係較大的，是“遂公”的“遂”字。這個字原作從“ ”從“火”，我認為當依吳大澄等人之説，是“燧”的異文，讀為遂國的“遂”。遂國在今山東寧陽西北，傳為虞舜之後，春秋魯莊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被齊所滅。作盨者是西周時的遂君。

遂公盨的銘文和常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很不一樣，既沒有開頭的歷日，也沒有末尾的套話，因此乍看起來似乎不是全篇。其實盨銘首尾一貫，別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最突出的一點是與《詩》《書》等傳世文獻有密切的聯繫，銘文前面講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銘“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徵”，可以對照《尚書》中的《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還有《尚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大家知道，《禹貢》這篇文字，近世學者多以為很晚，《書序》更是被人懷疑。現在證明，其文句與銘文符同，特別是“隨山浚川”全同於《書序》，實在是令人驚異。

這些文字還應參看《尚書·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還有《詩·長髮》：“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詞語，都互相類似。 “隨山”的“隨”，意思是“行”，見《廣雅·釋詁》；“浚川”就是疏導河流；“差地設徵”，“徵”即貢賦，同於“任土作貢”。銘文禹的傳説，與《詩》、《書》是一致的。 過去著錄的古文字材料，有關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跡”，叔夷鎛、鍾述及成湯伐夏，“鹹有九州，處禹之堵（都）”。至於治水的事蹟，乃是第一次發現。秦公簋等都屬春秋，遂公盨則早到西周，成為大禹治水傳説最早的文物例證，這對於中國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2] 

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距今約2900年。保利文化集團總經理蔣迎春説，遂公盨原本有蓋，現已缺失，它的真正價值體現在內底所鑄98字銘文上。銘文開篇記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後篇論述的內容卻是“為政以德”。盨上所鑄銘文字體優美，行款疏朗，且字字珠璣，幾無廢言。

銘文開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隨(墮)山，浚川……”記述了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導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的不同規定各自的貢賦。在洪水消退後，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崗之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於有功於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隨後，銘文又闡述德與德政，並教誨民眾以德行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先生認為，這件銅盨為遂國國君所制，遂國是中國古史傳説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後人建立的。

此前，關於大禹治水最早的記載出現在戰國時期。“長期以來一直有關於禹和夏朝是否存在的爭議，個別外國學者甚至懷疑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但是如果沒有大禹，便沒有大禹之子夏啓創建的夏，更沒有“華夏”之説。”蔣迎春説，遂公盨銘的發現，將有關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時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於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們就在廣泛傳頌着大禹的功績，而夏為“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

德是中國傳統倫理中一項重要內容，德治的思想貫穿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遂公盨銘文中前後6處出現“德”，而且內涵頗為寬泛，如要求民眾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養性，做人要“齊明中正”，還要孝順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諧，注重對祖先和神靈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於民，顧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這樣，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統治才能長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蔣迎春説，這不僅是“周人尚德”的實證，還表明2900年前中國關於“德”的思想已相當豐富、系統，“德治”觀念已經形成，而且讓人們瞭解到中國德治思想的淵源，孔子提出的“為政以德”的主張，其實只是對周人思想的總結與概括。

整篇銘文堪稱一篇政論性質的散文，其文辭、體例在兩週金文中前所未見，卻與現存《尚書》等古代文獻十分接近。蔣迎春説，這對探討中國古書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因而這篇銘文被學者們稱譽為“兩週金文之最”。國際上已先後召開4次遂公盨研討會，可見其歷史價值非比尋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