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

詞目：農民（農民）

拼音：nóng mín

注音：ㄋㄨㄙˊ ㄇㄧㄣˊ

同義詞：農人、農夫

基本解釋：長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 ^[2] 

指務農的人。

《穀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商民，有工民。”範寧注：“農民，播殖耕稼者。”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

宋《舊五代史》：“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為農民。”

朱德《和何香凝主任原韻》之一：“農民分地大翻身，苦戰九年鎮日勤。” ^[2] 

農民概念具有時間維特性。研究農民問題，應考慮對農民進行時間區間的限制。歷史是一個時間長河。農民在歷史之河中是一個動態的範疇。生產力是社會歷史發展中最活躍的變量。在不同的歷史時段，生產力要素結構是不同的。脱離生產力要素結構的抽象農民是不存在的。不同的生產力要素結構必然決定不同的農民存在形態。

其次，農民概念具有空間維特性，在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現實中，不同的地理空間由於資源環境等條件的不同，其生產力要素結構也會有所不同；所以，農民概念也具有空間特性。歐洲和亞洲的農民就具有地理空間因素的差別。

再次，農民概念具有價值維特性。哪些特徵應當屬於農民概念的內涵，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觀點。這裏也反映了一個價值判斷的不同問題。研究和解決農民問題，不管是學者，還是政府，總是要受到特定價值觀的約束。為了推進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採取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還是採取農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反映的不僅僅是不同發展戰略的問題，深層次是價值導向的問題。判斷哪些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關鍵，不同價值取向將導致不同的判斷。

第四，農民概念具有領域維特性。農民概念的領域維特性主要是指在定義農民概念時，應考慮不同領域的情況。我們既可從制度領域內界定農民，如户籍制度；也可以從經濟角度，如從農業等產業方面來考慮界定農民；還可以從文化角度來考慮定義農民。是研究制度層面的農民，還是研究經濟層面和文化層面的農民，三個方面的問題應當有不同的着眼點。農民特徵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表現，所以解決農民問題的手段在不同領域也應是不同的。

農民概念的四維特性表明，具體農民總是四維空間中的一個點。這四個維度的座標名稱分別是：時間、空間、價值、領域。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農民問題時，對研究對象應考慮四個維度；否則，只會增加問題的模糊度和解決問題的難度。譬如課題，研究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農民性問題，這一命題就具有四維特徵。當代，反映了時間維；在中國，反映了空間維；知識分子，反映了領域維；農民性，內含價值維特徵。由於上述課題的研究對象具有四維特徵，所以對其內涵也就能有一個較為準確的定位。否則，假若減少時間維度限制，將上述課題改為，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農民性問題；這一改動意味着將“當代”時間區間擴展為整個歷史區間，其結果將使研究的難度和模糊度都大大增加。一般來説，我們在研究農民問題時，隨着對農民範疇四個維度的逐步減少和放寬，研究問題的難度和模糊度也將會相應增加。只有用四個維度同時去把握所研究的農民對象，才能使問題更清晰，研究結論也才能更準確。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隨着農村土地改革計劃的完成，農村居民均獲得土地，這時農民演變為“自耕農”，但維持的時間極短；隨着合作化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自耕農”的身份很快由來得極快的“農業合作社社員”變為“人民公社社員”，“社員”的身份直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實施的1984年。

隨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農村居民開始實際上重新擁有土地，即理論上的“包產到户”，農民開始完全擁有土地的經營權。過去的以糧食生產為主的集體經濟轉為農户自主經營的私營經濟。農村由過去的種植業為主轉向多種產業，鄉鎮企業（20世紀90年代以後基本上全部轉化為私人企業即“民營企業”）獲得較快發展。至此，按照農業生產結構變化和就業途經，農民羣體開始演化。

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亦工亦農的羣體，多為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即被僱於在當地企業，同時兼顧家庭農業生產。主要集中在工商業發達地區，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的城郊和集鎮。

大量農村勞動力轉入城市，其身份在各個時期有不同的稱呼，如“民工”、“農民工”；這部分人由於城鄉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制約，除非與所在當地的人聯姻以外，直至2005年，均為不能紮根當地的外地人（外省人），除非推出户籍法並給予每個公民自由選擇户籍的權利。這點，比美國政府對中國農民移入限制還要苛刻。

商品經濟開始紮根農民的思想和行動之中，農村普遍存在僱傭和被僱傭關係。隨着產業分工和發展，一部分農村家庭開始經營小型“家庭農場”，產業由之前的以糧食生產為主轉向其他領域，如花卉、水果、經濟林木等種植業領域，城郊地區很多家庭作坊經濟體開始大量湧現，很多成為漁業、畜牧業“養殖户”，沿海地區由單個家庭或多個農户聯合經營、公司化經營的各種規模的海洋水產養殖場大量出現。自1980年開始各種私人經營的便利店、商店、飯館遍佈城鄉地區，城市、農村原來身份為農民涉足現代產業的各個領域，到20世紀90年代，農村地區農户家庭之間開始普遍出現短期的僱傭和被僱傭的關係；農户或家庭的農業和其他產業的經營、各項家庭建設（表現為農民建房）由以前的“互幫互助”轉化為僱傭關係。在同一時段、同一區域，每個農民即可是僱傭者、又可為同時僱傭者（彼此僱工）。農村居民壯年勞動力在農忙時節經營或幫助經營家庭農業生產，農閒時節進城務工，加入產業大軍的行業。

自1980年以後，農民根據其產業重點，被冠以各種稱呼。

糧農，指以糧食生產為主導的農民（農户）、生產組織。

果農，指以水果種植為主的農户、生產組織，有瓜農、桃農等。

菜農，指以蔬菜種植為主的農户。花農指以種植花卉為主的農户。

棉農，以棉花種植為主的農户、生產組織，主要集中在新疆和其他棉花產區。自2000年以後，從四川、甘肅和河南大量湧入新疆採摘棉花的務工農民，被媒體“名不副實”稱為“棉農”，其運載專列被稱為“棉農專列”，最多也是“季節棉農”；這些人被新疆當地稱之為“摘棉工”。

養殖户，指以畜牧業和水產養殖為主的家庭，包括漁民牧民。

專業户，20世紀80年代大陸用語，多指農村地區生產規模比一般的家庭大，而且具有生產特色的家庭生產單位。如“運輸專業户”，家庭收入來源以運輸為主，兼顧傳統糧食種植，收入大大高出當時的一般農户，當時至少可以高出幾倍。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推進農業現代化被列為目標之一。在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原副部長、中國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牛盾看來，減少農民數量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社會學家、三農問題評論家艾君認為，學術界最為常用的方法就是從職業的角度來界定農民的概念，“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是這一概念的核心。依據這條標準，凡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就是農民，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就不是農民。所以，工會組織在評選勞動模範、勞動獎章獲得者時，總會把農民拉進來參評，農民的職業屬性可以在此體現出來。我國法律界和政策制定的決策者又在認定農民時用了一個極為簡單的辦法，即户籍標準。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户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以後，我國形成了農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結構”的户籍管理體制。凡是具有城鎮户口的居民（不管他從事何種職業）就是城市居民；具有農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從事何種職業）就是農民。這是我國法律上確認農民的唯一標準。即把農民演變成身為“農業户口”者的代名詞了。從人們的認識程度看，現階段我們如果給“農民”一詞下個定義，那就是“户口登記在農村併為農業户口的農村人”。這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相比，我國的户籍管理除了執行人口家庭的登記職能外，還與就業、醫療、住房等多項社會福利待遇緊密相關。很明顯，過去我國對農民概念的界定主要不是一個職業概念，而是一個身份概念。

艾君認為，現代農民與傳統農民的解釋本身就存在着幾種不同的觀點和意識。如果我們的家庭聯產責任制的實施解決的是城鄉人的吃飯問題，而農業產業化解決了農村如何學會走向市場的問題，而連接兩者之間正需要數以萬計的具有生產權、經營權和管理分配職能更大自主空間的集體農莊式的現代化農村經營實體。這也許是現代農業急需的模式，而農民也自然就是這個實體的農業勞動者。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了“二元結構”户籍制度，出現了“農業户口”與“非農業户口”這種户籍藩籬制，使“農業户口”者，即便你在外從事非農業工作數十年只要身份沒有變更，仍然會給你定性為農民。所以户口成為界定農民與非農民的不可逾越的鐵絲網。由此產生出了“農民”一詞已經由簡單化走向了複雜化。户籍制度不統一的情況下實際我們所指的農民就是“農業户口”者，保護農民工實際是指保護“農業户口的工人”。從人們的認識程度看，現階段在我國如果給“農民”一詞下個定義，那就是“户口登記在農村併為農業户口的農村人”。他認為，農民的概念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概念，它不是靜態的不變的概念，農民不是終身制。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在人才自由流動、就業自由選擇、行業分工日趨交叉整合的今天，叫工人、知識分子也好，叫農民也好，已經很難找到固有的、終身制的概念了，許多概念隨着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對其在社會功能中的認知性，在發生着變化。“農民”一詞已經容納了許多社會的因素。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

實際上，這是一個居住地域、從事行業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係到經濟發展，關係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於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當前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着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着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基本上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後，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中國應在解放剩餘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迎接入世挑戰。

農村問題，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户籍制度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各地興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藉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餘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後，解放的剩餘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9月19日，北京關於《進一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正式出台。全國31個省份均已出台各自的户改方案，且全部取消農業户口，標誌着在我國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裏人”和“鄉下人”二元户籍制度退出歷史舞台。

農民是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廣大農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等各個歷史時期都做出了重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中央決定，在脱貧攻堅的關鍵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設立“中國農民豐收節”，順應了新時代的新要求、新期待，將極大調動起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提升億萬農民的榮譽感、幸福感、獲得感，匯聚起脱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磅礴力量。 ^[1]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發端，舉辦“中國農民豐收節”可以展示農村改革發展的巨大成就，展示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增強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強國的決心和信心。 ^[1] 

2018年6月21日，國新辦就“中國農民豐收節”有關情況舉行發佈會。發佈會上，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表示，經黨中央批准、國務院批覆，自2018年起，將每年農曆秋分設立為“中國農民豐收節”。 ^[1] 

2022年9月將迎來第五個中國農民豐收節，為進一步實化節日內容，7月4日，中國農民豐收節組織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中國農民豐收節惠農助農倡議書》，倡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推出一批務實有效措施，助力農民豐產豐收。 ^[3] 

2022年9月13日，2022年中國農民豐收節金秋消費季活動在北京啓動。活動邀請海南瓊山、河南西峽、成都新津等地農民視頻連線慶豐收、迎盛會。 ^[4] 

2024年2月，歐盟委員會宣佈擱置減少農藥使用的計劃，以減輕農業壓力。與此同時，歐洲各地農民仍在繼續要求提高農產品價格，放寬歐盟環境規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最初提出的到2030年農藥使用量減半的提案“已成為兩極分化的象徵”，她要求委員會撤回該提案。此舉標誌着歐盟在環境問題上對農民作出了新讓步。馮德萊恩表示，應傾聽農民的聲音，但也強調歐洲農業需要轉向一種更可持續、更環保的生產模式。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