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²：漢興，本恭儉³，革弊末⁴、移風俗之厚者⁵，以孝文為稱首⁶；儀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天子方忻然説之⁷，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⁸，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競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⁹，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

孝文之興，漢三世矣¹⁰。孤秦之弊未救¹¹，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¹²。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¹³，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斫雕¹⁴，衣綈履革¹⁵，務率敦樸，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¹⁶、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¹⁷，二十餘年矣¹⁸。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¹⁹。況是時方隅未寧²⁰，表裏未輯²¹，匈奴桀黠²²，朝那、上郡蕭然苦兵²³；侯王僭擬²⁴，淮南、濟北繼以見戮²⁵。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²⁶，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²⁷，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²⁸，而不克用²⁹。

又若鑑秦俗之薄惡³⁰，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³¹，憤優倡之為後飾³²。請設庠序³³，述宗周之長久³⁴；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加堂³⁵，所以憂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³⁶。諸所以日不可勝³⁷，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³⁸、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³⁹。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⁴⁰。然卒以不用者⁴¹，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⁴²，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⁴³，樸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於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嘆哉？

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⁴⁴。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⁴⁵，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⁴⁶，猶決壅裨墜耳⁴⁷。奈何俯抑佐王之略⁴⁸，遠致諸侯之間⁴⁹！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吊汨羅⁵⁰，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⁵¹，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⁵²，痛賈生之不用⁵³，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⁵⁴，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⁵⁵，逮與《春秋》褒貶萬一矣⁵⁶。謹論。 ^[1] 

漢朝建立以後，以謙恭節儉為根本，革除弊政，使風俗趨於淳厚的，應當首推漢文帝；而討論禮義樂章，制定新的制度，切中那時當務之急的，則賈誼最被人稱道。正當漢文帝非常喜歡賈生，依靠他，重用他的時候，賈生卻突然遭到周勃、東陽侯等人的毀謗，説他這個儒生把各種事情都弄亂了。因此，他被排斥，離開京城，終於憂憤而早死。班固的《漢書》用“賈誼壽短早死，雖沒有達到公的地位，也不算遭遇不好”來評價他。我很懷疑這個評價，且試着討論一下吧：

漢文帝即位，漢朝已經傳了三代。秦朝的弊政還來不及解救，諸呂篡位的危險又接着產生了。太尉周勃等奪得南北兩軍軍權，誅殺諸呂，京城爆發了大的流血事件。於是漢文帝從代王府到長安即帝位。這時天下剛剛安定，人心不統一，漢文帝正準備革除奢侈用品，穿粗衣，踏皮鞋，一心提倡敦厚朴實，推行謙恭節儉。所以沒有空暇來改革舊的禮儀制度，建立新的禮儀制度；從漢朝成立以來二十多年都沒有研究這一切呢。於是，賈誼感傷世事而痛哭長嘆，寫作政論。況且，當時四方還沒有太平，內外都不安定：匈奴兇悍狡詐，不斷侵擾，朝那、上郡等地被戰爭弄得殘破荒涼；同姓王侯不守規矩，胡作非為，淮南王、濟北王都因叛亂而被殺。賈誼便陳述了適合當時的措施，規劃了長治久安的策略：他願意擔任典屬國，試着用計謀制服匈奴的單于；又請求分封諸侯王的庶子，逐步地削弱諸侯王的勢力。可是，漢文帝空空地稱讚他的言論卻不能採用。

又如，他提出要以秦代的惡劣風俗為鑑戒，指責漢代還存在的奢侈風氣：嘆息平民穿得象帝王一樣，痛恨倡優打扮得如同皇后，他陳述周朝長久存在的道理，請求設立學校；分析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特別警戒專用刑罰。他又把人主比做大堂，大臣比做台階，百姓比做基地，勸皇帝優待大臣和百姓，講究禮節；還把天下比做重要器皿，應該放在安全的地方，不應放在危險的所在，勸皇帝及早察覺安危的徵兆。他向朝廷呈獻的建議，每天都不間斷。漢文帝終於能夠不動聲色地使天下潛移默化，得到治理，推行謙恭節儉，減輕刑罰，客氣地對待大臣百姓，其原因便在於將賈誼的建議略略施行了一部分。所以天下的人都認為賈誼可以擔任公卿，後來劉向也稱讚他遠遠超過了伊尹和管仲。但是，最終不能重用賈誼的原因，難道不是因為漢文帝即位日子不久，國家大權還掌握在宿將老臣手中嗎？這些人有的是奪旗殺敵冒死衝鋒的勇夫，有的是宰牲口、販布匹、做生意的商人，他們簡單粗疏，缺少文化，不瞭解大局，互相結合在一起非難、排斥賈誼，直到把賈誼貶謫到遠方。這麼看來，賈誼的不幸遭遇，真嘆息不盡啊！

而且，賈誼所陳述的治國方法，漢文帝只略略施行了一部分，便能夠治好天下，可以跟周成王、周康王的功德比美；如果能夠讓賈誼在朝廷擔任公卿，決定國家大事，那麼使漢朝的風尚遠遠超過三皇時代，就像決堤放水一樣容易。為什麼要壓抑他輔佐帝王的雄才大略，而把他遠遠地送到諸侯國中去呢？所以，賈誼貶到長沙時，作賦吊念自沉汨羅的屈原；司馬遷把賈誼傳寫在屈原傳之後，表明賈誼像屈原一樣忠誠卻遭到了貶謫驅逐。可是，班固不批評漢文帝疏遠賢才，不痛惜賈生不被重用，只推説他壽短早死。何況，賈誼是因為失意憂傷才意外夭折的，難道可以説是天生壽短嗎？由此看來，班固號稱善於寫史書，大概在褒貶人物方面只趕得上《春秋》的萬分之一吧！我很恭敬地作如上議論。 ^[3] 

此篇大約作於天聖五年至八年（1027~1030），為歐陽修應進士考試之論。宋代科舉考試除考詩賦外，還試策論。策是對問題提出解決辦法，論是對事件作出評判，以此考查學生的學識。

賈誼，漢初人，博學而有才華，文帝召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並欲任為公卿。但遭功臣周勃、灌嬰等讒毀，出任長沙王太傅。後以失志憂傷而橫夭”，年僅三十三歲。對於賈誼的不遇於時，後世有兩種議論：一是認為漢文帝不能擇賢而用；一是為皇帝辯解，歸咎賈誼短命。著《漢書》的班固即是持後一種看法的代表人物。

歐陽修處於宋王朝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際，切望皇帝能以歷史為鑑，招賢納諫，改革弊政，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故在作這一試題時，力斥班固的議論，指出賈誼不至公卿的根本原因在於“文帝之遠賢”。 ^[6] 

此文是一篇駁論。“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不使差忒，乃可傳信”（洪邁《容齋隨筆》）。作者針對班固“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的觀點，詳引史事，反覆論辯，具有很強的説服力。

第一自然段為序論部分。作者交代歷史背景，表明孝文帝能在漢代皇帝中“稱首”，與賈誼“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密不可分。點明賈誼不至公卿的緣由。是“遭周勃、東陽之毀”，“由是斥去，竟以憂死。”這一事實與班固“誼天年早終”“未為不遇”之説形成鮮明對照，表明班固之説不符事實，站不住腳。

第二、三自然段為本論部分。作者援引大量史實，力駁“未為不遇”。作者通過兩個方面的事實材料予以批駁：其一，第二自然段，以秦末漢初治亂之史闡明，漢文帝即位於動亂之際，卻對賈誼的治國之策，“徒善其言而不克用”。此為“誼之不遇”之一例。文帝即位時，漢已經高祖、惠帝二世。秦末漢初動亂頻仍，內憂外患交迫。作者以秦暴政未糾，諸呂謀亂，太尉周勃騙得印信，斬南軍統領，盡殺諸呂，製造“京師新蹀血之變”為例説明，文帝即位於動亂之際，“天下初定，人心未集”，立足未穩，危機四伏。其外部是匈奴侵擾，邊境不寧，戰亂地區荒涼殘敗；內部是“侯王僭擬”，為所欲為，野心勃勃。就在文帝即位前三年，淮南、濟北兩王因謀叛失敗，“繼以見戳”。作者歷陳這樁樁觸目驚心的史實，籍以闡明，文帝本應接受漢二十七年來“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的歷史教訓，招賢納諫，圖謀治國，然而卻對賈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徒善其言而不克用”。賈誼“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不僅指陳當世之宜，還規畫長治久安之策，並願親任典屬國之官，以平外患，削弱侯王勢力以除內憂。其耿耿忠心卻“不克用”，此“不遇”於時也。

其二，以賈誼之策文帝“略施”，則國家興盛為例，闡明賈誼勝任公卿而有餘，卻橫遭讒毀，此“不遇”之二例也。賈誼任梁懷王太傅時，曾上《治安策》，作者引述其要，表明賈誼“鑑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以歷史為鑑，針砭時弊，提出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興禮義，施教化的一系列建議。“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陣，略施行矣”（漢書《賈誼傳》），則使“孝文為稱首”。賈誼之策“略施”即有如此成效，無怪乎“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作者引證上述議論，讚揚賈誼之賢能不僅可勝任公卿，而且超過古代賢相伊尹、和管仲。然而卻由於文帝“初立日淺”、權力握在宿將老臣手中，他們或出身下層，或只有武夫之勇，不懂政治，缺少文化，排斥賈誼，而使其“卒以不用”，“至於謫去”。賈誼之不遇於時及其原因得到了充分的論證，作者情不自禁地慨嘆:“誼之不遇，可勝嘆哉!”

最後一段為結論部分。作者用類比、假設、比喻等方法總結上文，高度讚譽“誼之所陳”，譴責文帝“奈何俯抑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並以《史記》為據，説明賈誼“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誼之不遇”已白紙黑字載入史冊，不容置疑。至此，班固之言已被駁得無立錐之地。作者於此反駁為立，痛斥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誼之“早終”，是“以矢志憂傷而橫夭”，並辛辣地諷刺其《漢書》所謂“善志”，是非褒貶不及《春秋》之萬一。

詳實的論據，透闢的分析，辛辣的筆調，使文章具有很強的論辯力。此外文章大量運用排比、駢偶句式，駢散錯落，讀來上口，給人一氣呵成之感，增強了政論的氣勢。 ^[6] 

井岡山大學教授李小蘭、劉德清：全文既有理有據，又給人痛快淋漓之感。由於此篇為應舉“時文”，受體例所限，講究偶儷和用典，加上作者早期的創作風格未臻成熟等原因，文章略有生硬滯重之感，當為瑕疵之處。（《唐宋八大家文品讀辭典上》） ^[7]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説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公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