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英伯

謝英伯(1882～1939)，廣東梅縣人，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五月二十九日。7歲入本村私塾讀書，16歲開始學英語，翌年考進香港皇仁書院，接受西洋教育。

謝英伯從小受其父親的影響，愛自然，喜歡旅行，好歷史，特別對新聞事業有濃厚的興趣。他在皇仁書院就讀三年之後，就回廣州從事他喜歡的新聞事業，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被帝國主義和腐敗的清政府鎮壓下去之後，清政府與十一國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激起愛國的仁人志士在國內和日本先後出版大批書報、雜誌，宣傳反清思想，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對謝英伯影響極大。1902年，他擔任《亞洲日報》總編輯，奮筆評論時政，倡導女權。1904年又主辦《開智日報》。此後，他先後在《中國日報》、《東方報》、《少年中國報》、《拒約報》、《國民黨週刊》、《民國日報》等20多間報刊社任職。

謝英伯除任報社編輯、記者之外，還從事教育工作。1901年，謝英伯與黃晦聞等人，在廣州河南龍溪首約創辦“羣學書社”，蒐集書籍及中外報刊，設立羣眾閲書報處，並設編輯、辯論、體育三部。後又增設教育部，轉遷海幢寺，易名“南武公學會”，籌辦學堂。當時廣州讀書風氣日盛，政府的財力人力不足，獎勵紳民捐資辦學，於是，民辦的私立學校應運而生。清末，南武學堂、坤維女子學堂和廣東光華醫學堂，均是廣州較有名的私立學校。

謝英伯等人籌辦的學堂，初名南武兩等學堂，經省學務處立案批准，於1905年3月3日開學，校址在海幢寺園照堂。謝英伯為校長，由“南武公學會”同仁分任教職，任教的老師多為社會名流。校中男女同校，開辦後很得社會人士看重。謝英伯擔任校長數月，後由何劍英接任。他們不斷擴充校舍，增加設備，而且特別注重體育科。1912年，南武學堂更名南武中學，並附設小學，謝英伯再任校長。南武中學後發展為廣州河南最大的中學，培養了不少體育人才，其中有的成為廣東體育界元老。

1906年，謝英伯第一次離開南武中學之後，曾先後任教於梧州中華學堂、香港安懷女學校、聖約翰學校、保羅書院、檀香山華文學堂等校。此期間，他積極參加革命活動。

1907年，謝英伯在香港加入同盟會，並任香港支部主盟人，負責吸收同盟會員入會的主盟事務，經他吸收的會員，不少後來成了民國要人。

1908年，孫中山領導雲南河口起義失敗之後，600多名起義戰士突圍撤入越南，被法國當局解除武裝後押去新加坡，後輾轉到了香港。當時在香港的謝英伯千方百計設法資助，並積極籌款幫助起義戰士返回原籍。

1910年2月，謝英伯參加了廣州新軍起義的籌劃工作。1911年4月廣州起義(後俗稱黃花崗起義)，因實力懸殊而失敗。但此次起義影響極大，面對清政府的血腥鎮壓，激起革命者的強烈反抗。是年8月，黃興派遣東方暗殺團成員林冠慈、陳敬嶽，在廣州雙門底(今北京路)用炸彈傷鎮壓黃花崗起義的劊子手、水師提督李準。林冠慈當場犧牲，陳敬嶽被捕，後英勇就義。謝英伯因參加組建東方暗殺團，當林冠慈犧牲之後，已難以在香港立足，只得離港亡命檀香山，執教於華文學堂，並參辦《自由報》，對保重黨作抨擊。同時，他參加向華僑籌款，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1911年，武昌起義取得勝利後，孫中山回國，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其時，謝英伯回國晉謁孫中山，在南京停留不久，便奉孫中山之命，回廣州任同盟會粵支部部長。

1912年4月，廣東省議會正式選舉胡漢民為都督。胡即位後，請謝英伯當他的高級顧問。

1913年7月，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爆發，謝英伯在廣州主辦《討袁日報》，猛烈抨擊袁世凱。9月“二次革命”失敗，廣東局勢逆轉，袁世凱下令通緝孫中山等人，謝英伯只得又逃亡美洲。路經日本時，他拜會了當時已轉赴日本的孫中山。其時，中華革命黨在東京正式成立，謝英伯立即加盟中華革命黨，再次受孫中山之命任美洲中華革命黨組織員。此後兩年間，他與林森、馮自由、鄧家彥等人分赴美、加各地籌款，並創立五六十個中華革命黨分部。

謝英伯一向勤奮學習，他在美洲時一方面從事革命活動，一方面努力求學，先後進加州大學、和門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雅倫學校修習政法社會學科，尤其對勞工運動深有心得體會。

1915年底，謝英伯聞訊雲南護國軍起義討袁，他即經日本返國，翌年夏抵達上海。在上海期間，他經常到環龍路(今南昌路)63號與孫中山會晤。其時，孫中山正在專心苦讀，希望尋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論、方針和政策。

1917年7月，謝英伯追隨孫中山南下護法，17日抵達廣州。9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職，建立反對段祺瑞反動政權的中華民國軍政府，謝英伯被任命為大元帥府秘書。1918年，謝又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是年春天，陸榮廷、唐繼堯等西南軍閥加緊策劃推翻孫中山軍政府的活動，5月，孫中山被迫辭去了大元帥職務，離開廣州。但謝英伯仍堅持留在廣州，其後因發動電燈公司及自來水廠工人罷工，桂系軍閥要捉他歸案，謝英伯只得匆忙逃離廣州赴香港。

1920年8月12日，陳炯明率軍回粵，兵分三路進攻桂軍，廣東民眾紛紛響應。經兩個月的戰鬥，驅逐了桂系勢力。粵軍返粵後，謝英伯又回到廣州，積極開展勞工運動，組織互助社，開設醫院，並主辦《廣州日報》、《互助日報》。此時他成為隱藏不露的勞工運動領袖之一。

1922年6月，陳炯明突然發動武裝叛亂。陳炯明叛亂後，自稱為客家人，陰謀利用海員中人數不少的客家人支持自己。謝英伯對此廣泛印發傳單，揭露陳炯明並非客家人這一事實。

1923年，謝英伯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廣州市分會會長。該會組織救護隊到戰地救護傷兵、定期贈醫施藥、開辦療養院等。

孫中山總結了從事革命40年來的經驗教訓之後，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行國共合作。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第二次組織政府，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職。1924年1月，孫中山主持召開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國民黨進行改組。謝英伯與馮自由等，在會上公開反對孫中山的政策。國民黨一大閉幕之後，謝英伯等迫於形勢向孫中山作了書面檢討。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便正式打出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旗號，這批人稱為“西山會議派”。謝英伯也參加了西山會議，積極參與反共活動，後又擔任上海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滬、漢、寧三黨部合一，他又擔任了海員工會清黨委員，並用一個月的時間，將海員工會由廣東遷去上海。

1927年秋，謝英伯思想開始有些轉變，他親眼看到國民黨內暗潮起伏不已，精神、身心都很頹喪，想找新的寄託，便一心轉向搞律師工作。1928年春，他回到廣州，從事律師及新聞教育工作，並開始研究考古學、佛學。1928年，謝伯英創辦“廣州黃花考古學院”，出版《考古雜誌》創刊號。他又在廣州惠福東路168號創設中國新聞學院，任院長。次年，該校歸廣東全省新聞記者聯合會主辦，並遷往東堤國民黨廣州市黨部舊址。該校秋季起除設預科、本科外，並附設附屬中學部、華僑新聞學速成科、新聞學函授部。謝英伯仍任校長。

1932年7月，謝英伯主辦《三民日報》。1936年，謝英伯出任廣東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他仍留在廣州執業，直至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夕，他才全家移居廣寧。因頻年積勞，糖尿病復發，於1939年10月逝世，終年57歲。 ^[3] 

一、謝英伯在香港搞革命反清反帝制

1910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香港組織暗殺團，以當時廣東清吏張鳴岐、李準、鳳山三人為目標。這三個人是掌握廣東軍政大權的人物，是鎮壓革命人民的劊子手。謝英伯是該暗殺團員12人中之一，其餘11人，能記憶的是：劉思復、高劍父、陳炯明、李熙斌、丁湘田、梁倚神、鄭彼岸等人。這個暗殺團為小組活動：第一組負責執行暗殺計劃並製造炸藥炸彈，供第二組暗殺行動使用。謝英伯、高劍父、劉思復、梁倚神、李沛基、林冠慈屬於第一組成員；李沛基、林冠慈、梁倚神就是由港來粵炸死清吏鳳山及其衞隊20餘人的壯士。這次戰役成功，震動全粵，也震動全國。這是1911年6月4日之事。

謝英伯在孫中山先生組織同盟會領導革命運動時，任香港同盟會主盟人，又一度兼任澳門同盟會主盟人，負責港澳同盟會革命工作，制訂革命行動計劃和策略以及籌款。他在香港主持同盟會時，策劃在往來港澳和省港輪船上進行反清反專制的宣傳，他們以賣藥問卜為名掩護，讓盟員在輪船上一邊賣藥，一邊作反清反專制的革命宣傳。謝還在文學方面宣傳革命反清、反帝制，主持香港同盟會時，先後出版了《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和《有所謂報》等等刊物，在香港還設立一個《民生書報社》間接宣傳革命。謝自己常撰寫文章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闡揚同盟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與民生息”的革命主張。當時香港、澳門有康有為、梁啓超的保皇會黨活動，也辦有刊物，社會上也有其一部分的頑固勢力。謝英伯等同盟會同志，同康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利用實踐女校為聯繫場所，運用培基學校的演講會，作為宣揚革命的講壇，謝和其盟員在該兩校兼任教師。不少青少年受到革命教育，起而參加政治活動，趨向革命道路。

謝英伯等同盟會員在香港還開展了“剪髮穿華服”的宣傳，極得到社會上層人士擁護支持，不久，香港公眾場所，有長髮，長辮的人逐漸減少了。風氣一來，澳門也在同盟會宣傳下，成立了“澳門華服剪辮會”。從此港澳剪辮之聲有如雷響，無異是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先聲！ ^[2] 

二、謝英伯在澳門主持同盟會和活動

謝英伯與其盟友參加1911年3月29日，“黃花”之役失敗後，回去香港、澳門，深受青年學生、知識界和工商界人士歡迎。謝英伯乘這個革命思潮高漲，去澳門發展組織同盟會支部，組織澳門《濠鏡閲書報社》，吸引人們看書閲報，從中宣傳革命；在社員中進行發展同盟會員，凡同意反清反帝制的，並遵守同盟會的誓約的，都可填表加入；謝極重視青年工作和婦女工作，力求在青年中和婦女界徴求同盟會員。他自己設法到培基學校任教員，暗中宣傳革命，反清反帝制運動，首先積極徵求教師和學生加入同盟會，加入者不少，雖都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界的子女，如趙蓮城、古桂芬、馮印雪、區鳳韶、梁秋雪、何國材等人。但對革命熱情意志堅定，始終而一，能經受艱苦考驗，參加武裝光復廣東和參加武裝北伐。

謝當時利用《濠鏡閲書報社》成立大會時，撰寫好反清反帝制的宣傳講話稿，交盟員女同志趙蓮城在成立大會上演講，在這篇演講稿中有一段是大聲疾呼，提倡女權，爭取男女平等，在當時封建社會重男輕女社會里，轟動一時，港澳報刊大登特登，社會上傳為奇談怪事。有人説：一個女子敢公開在叢人廣眾中講什麼反清，反帝制，又要提倡女權，那還了得？！也有人説：這是“洪秀全世代”又來了，這些加入同盟會女同志還向各親友募捐經費，以維持《濠鏡閲書報社》的發展，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謝奉派去美國檀香山，一面向華僑捐款以接濟港澳同盟會活動經費，一面在海外發展同盟會，華僑加盟者不少。 ^[2] 

三、謝英伯領隊回粵光復石龍和廣州會師

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全國影從。廣東方面的同盟會員陳炯明、王和順等新軍在東江起義；港澳同盟會員也組織隊伍，以“光復廣東”為己任，由港出發至廣九鐵路的石龍，配合陳、王武裝隊伍行動。這支“光復廣東”隊伍，由香港分兩路分別入粵省（為惠州和石龍）會師進攻廣州，陳自覺、陳逸川等率領的同盟會員的目的地為惠州（現惠陽縣）；謝英伯、高劍父率領的同盟會員的目的地為石龍，這支隊伍有趙蓮城、韓玉珍、梁雪軍等男女同志百餘人，其中工人居多數，商人、學生教師、新聞界、醫務人員都有。謝英伯、高劍父佈置安排他們於夜間人靜時，分批在香港灣仔海邊偷渡乘上準備好的小電輪駛向寶安縣境登岸，取道黃崗、黎村、塘下等地繞道跋涉過嶺步行到石龍。石龍、廣東光復後謝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1914年黎元洪被袁世凱趕走，謝亦南迴閒遊於廣州、香港、澳門之間，寄食友朋之家。高劍父則寫畫賣字於省港澳過活並在寫畫界有一定的名望。謝、高同其他盟員一樣，無所事事，大有“無官一身輕”之慨！ ^[2] 

四、謝英伯做律師和談佛學

謝英伯從北京卸了黎元洪總統府顧問職後，閒遊省港澳。常與省港澳和尚、僧人、尼姑往來，談佛經之密，講觀音世道，大論其虛無人生哲學，吃素餐過活。約於1916年，在廣州向政府領取律師執照，在惠福東路梁氏宗祠（現向陽路起義路東北角）掛起“謝英伯大律師事務所”招牌，執行律師業務，生意興旺。對婦女界因受男人壓迫請求離婚者常免費代為進行合法申訴，指導女律師蘇漢生出庭為女當事人出力。謝英伯接受的訟事，除非案情重大，他不親自出庭，而委託其他律師如蘇漢生、黃鴻海（這名或有錯，因記不清）等代出庭。當時廣東稱律師界有“四大天王”綽號，謝英伯是其中之一，其餘三人：葉夏聲、陳大年、張某（忘其名）。 ^[2] 

五、謝英伯在廣州辦新聞學院

謝英伯在執行律業以後，約在1923年籌辦了一間《廣州新聞學專科學校》，地點在梁氏宗祠，與律師事務所同在一起。以後改名為《廣州新聞學院》，地點在東堤八旗會館，謝自兼校長和院長，並定校訓“筆強於劍”，聘中山大學教授謝哲邦兼教務主任，其他教授也多數請中山大學教授兼課。該學院設有一個“新聞通訊社”為學生實習採訪、發稿供各報社採用，謝英伯自任社長，介紹學生到各報社見習，學生都感有趣。先後辦了八屆畢業班，現多在海外各地和港澳新聞界工作。這個學院無固定經常費，全由謝英伯個人向人募捐或借貸來維持的。每屆學期結束無法完欠債時，謝英伯常向當時財政界、工商界人士借錢應付完債，付清教職工薪水。他曾先後向當時的廣東財政廳長範其務、馮祝萬、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以及廣東省銀行行長霍寶樹，工商界人士霍芝庭及其他藥房的老闆劉卓凡等借過錢來辦新聞學院。

1929年謝英伯發起組織本省各縣市新聞界人士組織《廣東省新聞記者協會》成立時，他被選為該協會理事長。謝英伯辦理新聞學院期間，曾請過無政府主義人物江亢虎和所謂“哲學名流”胡適演講。江亢虎一連講了二次，援經引典，講者口沫橫飛，聽者欲睡！胡適因受當時廣東軍閥陳濟棠反對，中山大學頑固教授左直向鄒魯校長苦諫，不能讓胡適反孔人物來廣東講學放毒，因此，胡適到了香港受阻不能來廣州。陳濟棠、左直都主張尊孔，讀《四書》、《五經》，而當時的胡適則有主張新文學反孔的一面。之後，謝英伯還請了左直到新聞學院演講，講得不三不四，語無論次，聽者皆説：“公開見醜的愚人”，左直字“公愚”也。有人問謝英伯：左直反對胡適來粵講學，為什麼又請左直來講呢？謝答：正因為左直反胡，所以請左來，試看左教授有何“高見”？如左有卓識高見，我們聽了有益，多見多聞嘛！否則，讓他在眾人面前現醜也好吧！好壞由你們評論。

約在1925~26年間，國共第一次合作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主張聯俄聯共，扶植工農政策，俄國顧問鮑羅廷和加倫將軍來粵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工作。謝英伯也先後邀請過鮑加兩位到新聞學院演講，他們的講話內容，記不清楚，但大意是講馬列主義和革命理論，打倒帝國主義的調子，當時師生們聽了覺得新鮮！謝英伯還請過鮑羅廷在陶陶居午餐，請加倫在惠和茶樓晚餐，有一部分教師和婦女界作陪，談笑風生不在話下。

謝英伯1934~1938兼做廣州市博物館館長，即現在的“五層樓”。館內古物少得可憐，謝英伯以私人藏物拿來充數，也只是屈指可數。知道有外來參觀，就預先向本市古物收藏家借些來擺場面。該博物館總的經費每月僅二百元，包括一切人事和管理及購置費，舊社會之不重視文物、文化，於此可見！謝常自慨嘆：博物館“剝無館”。 ^[2] 

六、謝英伯走入仕途

1935年的一天，謝英伯接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委派他但任廣東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的公文，有人問他何以官運飛來？謝笑答：“我素來不求官，視富貴如浮雲，也不知從何來，只可説：‘目睡鳥自有飛來蟲’”！但據謝英伯親自對我説：“或許是立法院長孫哲生（孫科）知我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有年，念我現在經濟生活和辦學有困難，我曾寫信向哲生借錢維持新聞學院，因此，哲生自動推舉到司法行政部亦未可定。”真實情況如何？寫此史料者無所知矣！

謝在任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上任之初，他們親友欲向他求一官半職者不少，各有權勢的人物介紹的人也多，謝亦親筆作復。大意説：“借重有心，羅致乏術，若有機會，再行奉聞”云云。謝任廣東省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僅二三年，且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華緊張之際，社會動盪，人民不安，未聞有什麼善政，也不悉其有什麼苛行。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我國，先後侵佔了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各地。1938年10月，日敵侵犯廣州，廣東高等法院撤退後方至廣寧縣，日敵飛機追逐轟炸掃射機關人員，謝在撤退至廣寧時犧牲了。 ^[2] 

謝英伯的祖父、父親均在香港經商。 ^[4]  謝英伯育有一男一女，男在美國經商開餐館，女嫁易姓在港做小生意，家庭婦女。謝英伯一生對家庭子女淡薄，家無恆產，沒有田地，沒有一間房舍，這或許與他學佛有關。 ^[2] 

謝英伯論著不少，多散見於海內外報刊。專著有《人海航程》、《中國古玉時代文化史綱》。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