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維特

維特的家族是來自波羅的海德國人，在彼得大帝時期就歸化俄國，他的父親尤利·費多羅維奇·維特在普魯士學過採礦和農藝，在高加索任職時認識了俄國貴族多爾戈魯基家族的葉蓮娜·巴甫洛夫娜·，因此放棄新教，信奉東正教，疏遠了同家族的聯繫。1849年6月17日，謝爾蓋·維特於生於第比利斯，他很小就受外祖父家庭的強烈影響，他還有一個姨表姐，就是著名的神秘主義者布拉瓦茨基夫人。 ^[2] 

他畢業於敖德薩諾沃羅西斯克大學數理系。靠交通大臣鮑勃凌斯基公爵的幫助，於1869年進入敖德薩鐵路局、然後在基輔鐵路部門任職。他不是工程師，不擔任鐵路運輸工作，但很快就取得私有鐵路巨頭的信任，表現出自己是個卓有才能的組織者。

1871年進入帝國政府部門服務，成為黑幫組織“聖軍”的正式成員，1883年他寫了一本《鐵路運費原則》，主張為了維護工業和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必須由政府控制鐵路的運費。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看了他的書之後，便決心提升他的官職，從1886年到1888年任西南鐵路分局局長。1888年，他被任命為俄國鐵路廳廳長和運費委員會主席 ^[1]  。1889年成為財政部鐵路司司長，1892年2月﹐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接替推休的維施涅格拉德斯基任財政大臣。

維特是專制制度的忠誠衞士﹐又是善於根據資本主義發展需要而改變統治方式和政策的“自由主義官僚的大臣”。財政大臣任內﹐與德國簽訂關税條約﹐大量引進外國資本。採取鞏固國家財政金融﹑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力措施﹐諸如實行保護關税﹑酒類專賣﹑改革幣制（採用金本位）﹑加速鐵路建設（包括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改組和興建銀行等﹐對俄國躍居世界帝國主義強國之列起了重要作用。

他對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庸碌無能的外交大臣蘭斯多而弗時期，他的影響更大，他擁護法俄同盟，在遠東的擴張政策中他的意見舉足輕重。他提出三國干涉還遼，讓日本吐出甲午戰爭獲得的遼東半島，誘使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在中國成立華俄道勝銀行和修建中東鐵路。1898年﹐參與強租旅順﹑大連的活動。密約的簽訂和築路權的攫取﹐為沙俄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國東北三省提供了各種方便﹐大大加強了沙俄在遠東爭奪霸權的地位。

他和俄國陸軍部那批想把國境線推進到長城的瘋子不同，他認為南滿中國人口太多，無法消化，他的意見是隻佔領人煙稀少的北滿。鑑於軍事上的軟弱和國內革命運動的高漲，主張在遠東通過某些領土的讓步，與日本達成協議。利用財政—經濟擴張來實現俄國的實現殖民利益，這一政策遭到宮廷中極端好戰分子的反對，這些好戰分子是由仰仗尼古拉二世支持和信任的別佐勃拉夫領導的，1903年8月維特被解除了財政大臣的職務，轉任有名無實的“大臣委員會”主席。

日俄戰爭開始時，他問向他辭行的俄軍遠東陸軍司令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有什麼計劃，庫羅帕特金説他準備把部隊收縮到哈爾濱附近，再進行反攻，維特也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但如果想打勝仗，第一步就是把遠東總督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阿列克塞耶夫關起來，直接押送聖彼得堡，要不然攻守不定，非輸不可。庫羅帕特金卻認為他在開玩笑，大笑着告別。

到了1905年夏天，由於爆發了俄國1905年革命，沙俄顯然已經無法將戰爭打下去了，尼古拉二世雖然很討厭他，但為了制止革命風暴，仍然派他與日本代表小村壽太郎談判和約，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戰後被封為薩哈林伯爵。在談判的同時，他在法國談妥了一筆新的貸款來挽救政府的財政。1905年10—12月﹐他説服沙皇尼古拉二世發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許諾給人民一定政治權利﹐同資產階級的代表進行入閣的談判﹔一面派兵鎮壓塞瓦斯托波爾﹑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1906年4月，為俄國籌措到22.5億法朗的國外貸款，幫助沙皇政府渡過危機。感恩不盡的尼古拉二世對他頒發了獎狀，把借款活動説成是維特畢生活動中最光輝的一頁。其實，這是對他的臨別贈言，幾天以後，在第一屆國家杜馬前夕，發表了對他的免職令，由斯托雷平接任。因為革命既然已經被鎮壓，他也就沒有利用的價值了。儘管尼古拉二世説要派他出國當大使，但後來始終沒有任何表示 ^[3]  。1915年3月13日去世。其所著《維特伯爵回憶錄》3卷﹐為研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俄國曆史提供了有益的數據。

在尼古拉二世登基時，發生莫斯科霍頓卡礦區羣眾踩踏事件，死了大約2000人。消息傳來，時維特正與李鴻章交談。李鴻章評論説：“記得我做總督的時候，我所統轄的省份約有一千萬人死於黑死病，但我們皇帝一點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給他添無用的煩惱呢？”維特評論：“我自己想，我們畢竟還是比中國人先進。”

維特當總理大臣時（1906年）有一次接到索洛古勃總督的一份電報，其中談到日瓦爾區鎮壓叛亂所採取的措施，請求維特對討伐軍的隊長裏希特加以善言規勸，因為他連一點合法的樣子也沒有，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戮人民。維特把原信呈給尼古拉二世看，沙皇看後交還維特，在描述那位隊長屠殺人民事蹟的幾行對面草草批了幾個字：“幹得好！是條好漢。”

維特自己説：“我既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僅僅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我不能只因為一個人的思想和我不一致，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我也不能僅僅因為一個人不和我在同一個教堂裏做禱告，就剝奪他的公民權。”因為這一原因，他在各個派系裏都有許多敵人。在朝廷上，在保守派中，在自由派裏，在民主黨派中到處都把維特伯爵看成是“圈子之外的人”。他試圖完全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為祖國效勞，但始終只有很少同伴。實事求是地説，他非凡的政治才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上，他的這一才能受到俄羅斯帝國各層各界的重視。然而，如上所述，沒有另一個政治家像他那樣受到這麼多的各式各樣的反對、甚至是頑固激烈的攻擊。朝廷方面責罵他屬於共和派，激進派卻説他想為了皇帝的利益而罔顧人民的權利。地主階級説他想為了農民的利益而讓他們破產，而激進派卻譴責他懷着為了地主的利益而欺騙農民。他作為俄國曆史新開端的十月憲法的作者遭受了過度的陰謀和誹謗；另一方面，不能輕易地把大政治家的複雜與多方面的性格化成一個簡化的公式，因此就容易引起一些誤解，有時這種誤解是出於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