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的尷尬

在我們的閲讀生活裏，常常會遭遇誤讀的尷尬。劉振凱認為，在接受美學看來，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説藝術作品主題的多義性，即人們對於同一部藝術作品或同一個藝術形象，會作出不同的理解和闡釋，這種理解和闡釋，有時是相似的，有時又是相反的，呈現出千姿百態，甚至是千奇百怪。這就需要我們提高鑑賞素養，真正弄懂作品，對作品作出準確的解讀。

談到如何避免誤讀，他寫道：我想起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著名的文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季鎮淮先生少年時曾是朱自清先生的學生，對於《左傳》中一篇文章裏的一個標點（即如何句讀）的看法，師生之間並不一致。若干年後，兩人在京華相逢，朱先生還不曾忘掉這件事，向學生坦承自己當年的意見是錯的。季先生特此撰文稱讚朱先生的為師之風，但我們讀出的還有朱自清先生對於誤讀的那種認真態度，令後生感佩不已。

誤讀的尷尬

在我們的閲讀生活裏，常常會遭遇誤讀的尷尬。

曾記否，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在央視熱播的那陣子，楊洪基演唱的主題歌嘹亮、悠遠、渾厚、深沉，極富感染力，久久地在我們的耳畔縈繞、迴盪。仔細聽來，唱的就是小説《三國演義》的開篇詞《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主題歌者，作品的主題思想之謂也。這首《臨江仙》詞是《三國演義》（包括小説《三國演義》和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主題嗎？否，這是對《三國演義》的誤讀。

大家知道，小説《三國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而小説的開篇詞卻不是羅氏所作，是出於明代文學家、翰林學士楊慎之手。羅的生卒年（約公元1330年—約1400年）與楊的生卒年（公元1488年—1559年）相去甚遠，即羅老先生要比楊老先生大了一百五十多歲，雖然兩位同在明季。説來此類張冠李戴的情形在那個年代並不鮮見，比如羅貫中的另外兩部小説《隋唐志傳》、《殘唐歷代史演義》就被後人改得更加面目全非。原因很簡單，那時的印刷業落後，更談不上版權的被尊重，手手相傳相抄，好事者為我所用，有增有刪，方弄成如此體統。

關鍵還在於這首開篇詞的主題是與《三國演義》的主題不一致的，二者甚至是相悖的。我們從開篇詞中讀到的更多的是一種老莊的出世思想。楊慎曾在嘉靖年間，以“大禮”之議觸犯明世宗，下獄，謫永昌衞（今雲南保山）。其詩文甚多，被謫後則多感憤之作。這首《臨江仙》很可能是寫於被貶之後。因為，在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處於逆境時，順境、逆境的反差使他看破了“紅塵”，此時也最易從老莊哲學裏尋找精神武器，以使自己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平衡。而《三國演義》則是把蜀漢當作整個作品的主導方面，尊蜀漢為正統（陳壽在《三國志》裏則尊魏為正統），鮮明地表現了擁劉反曹傾向。作者把劉、關、張、諸葛亮當作小説的中心人物。全書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園結義至諸葛亮死於五丈原這五十一年間的事就佔了一百零四回。我們知道，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是儒家思想，人們又往往把這種思想具體化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種比較積極、入世的思想。《三國演義》的主題是與這個主導思想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小説《三國演義》問世後的幾百年裏，許多後世的讀者都在推想作者羅貫中應該是封建社會里的一位有理想、有抱負且具有相當的軍事、政治鬥爭經驗的人物。這種推想不無道理，因為羅貫中已經在小説《三國演義》裏亮出了自己的哲學觀。由此，我們才可以進一步作出這樣的判斷：楊慎的《臨江仙》詞是無法揭示小説《三國演義》和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主題的。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編導把開篇詞作為該劇的主題歌，貌似忠實於小説原著，實際上卻是對小説《三國演義》的一種誤讀。

在接受美學看來，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説藝術作品主題的多義性，即人們對於同一部藝術作品或同一個藝術形象，會作出不同的理解和闡釋，這種理解和闡釋，有時是相似的，有時又是相反的，呈現出千姿百態，甚至是千奇百怪。《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説層巒疊嶂中的高山，高山仰止。《紅樓夢》的主題究竟是什麼，賈寶玉的典型意義安在，在紅學界還沒有停止爭論。有人説《紅樓夢》寫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賈寶玉就是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有人説《紅樓夢》影射的是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戀愛故事；有人則説《紅樓夢》描述康熙朝的政治，作者曹雪芹抱民族之痛，目的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有人更直截了當地説《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敍傳，賈政就是曹頫，賈寶玉就是曹雪芹；作家劉心武把探討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誰作為切入點，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內容。上述新老紅學家們的不同見解，有些顯然是對《紅樓夢》的誤讀，有些則是“一千個賈寶玉”中的一個，是《紅樓夢》多義性中之“一義”而已。魯迅筆下的阿Q的典型性，同樣是眾説紛紜，是農民的典型抑或落後農民的典型，依然莫衷一是。對藝術作品的誤讀和藝術作品的多義性並非可以畫等號的兩件事，但二者又經常聯繫在一起。這就需要我們提高鑑賞素養，真正弄懂作品，對作品作出準確的解讀。

要避免誤讀，亦非易事。比如，對於浩然恣肆的楚辭，我們並不陌生，但“離騷”二字如何解釋，卻沒有那麼輕鬆。離騷，離之騷也，即屈大夫離開楚國後所發的一番牢騷。一般作如是解讀。但傳統的訓詁派楚辭學家周谷城就此曾對毛澤東同志解釋過：“屈原的《離騷》就是牢騷，‘離’、‘牢’同聲。”説法還有很多，遠不止於此。我們曾經把經典著作中的“揚棄私有制”誤譯為“消滅私有制”，把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誤譯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後改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才妥），這也算得上是一種重大的誤讀吧！建國初期，郭沫若曾對毛澤東同志的詩句“枯木朽株齊努力”作出了錯誤解釋自然也是一種誤讀。大家非常熟悉的兩句唐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有人説是宋之問寫的，有人説是劉希夷寫的，其實宋是劉的舅舅，為了這兩句詩，宋之問還害死了劉希夷，這是尚無結論的唐代著作權方面的一個疑案。此事對於我們來説，當然談不上是誤讀。

最令人不愉快的還是時下的那種知識性一類的誤讀。比如，把“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説成“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把風馬牛不相及的撒旦和凱撒扯在一起，弄成笑話（假如作為相聲中的笑料尚無不可）。撒旦是基督教傳説中的魔鬼，凱撒則是古羅馬帝國的統帥、政治家、作家。還有，把“空穴來風”、“六月流火”、“夜以繼日”、“日以繼夜”等詞語的本義完全弄反了，還堂而皇之見諸“大作”，十分遺憾。如此謬種流傳，會貽誤我們的子孫後代。這反映了人們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浮躁心態，事情本身還關乎捍衞祖國語言純潔性的問題。寫到這裏，我想起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著名的文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季鎮淮先生少年時曾是朱自清先生的學生，對於《左傳》中一篇文章裏的一個標點（即如何句讀）的看法，師生之間並不一致。若干年後，兩人在京華相逢，朱先生還不曾忘掉這件事，向學生坦承自己當年的意見是錯的。季先生特此撰文稱讚朱先生的為師之風，但我們讀出的還有朱自清先生對於誤讀的那種認真態度，令後生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