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復禮

袁復禮，河北徐水縣人。 字希淵。1893年12月31日出生於河北徐水縣,1987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1913至1915年袁復禮在清華大學高等科學習。1915年留學美國，先後在伯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教育學、生物學、考古學和地質學，1920年獲碩士學位。1921年10月回國後，把當時新興的地貌學引入國內。在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期間，參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發掘工作。1921年底至1922年初，積極參加中國地質學會的籌建工作，是該學會的創始會員之一。

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肅作地質調查時，首次確定了我國具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層，並採集到袁氏珊瑚等許多新化石種屬，對我國石炭紀地層劃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1927-1932年，他作為成員之一參加了由中、瑞合作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到西北考察，並任中方代理團長3年。在長達5年的蒙新地質考察中，全靠騎馬、步行，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

他在新疆的工作，影響最大的是，1928年在新疆吉木薩爾縣三台大龍口首次發現了水龍獸、二齒獸和袁氏闊口龍等三疊紀爬行動物化石。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稱讚。為此他獲得了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北極星獎章”，大大提高了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1932年，他參加創辦了清華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和系主任工作。

1937年，日本入侵我國後，他在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任教授。全國剛解放，他應燃料工業部的要求，與北大地質系配合，積極組織教學力量，培養了200多名新型地質人才，為建設初期地質工作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地質學院教授。開設《地貌學和第四紀地質學》課程；編出了中國第一本《中國第四紀地質學》教材；首次提出了中國第四紀地質特點和分區。成為我國地貌和第四紀地質學的創始人。

85歲高齡時，他還孜孜不倦地指導培養研究生，並參加編譯了《現代科學技術司典》《韋氏大辭典》；審校了《英漢常用地質詞彙》《英漢地質詞典》等外語工具書；重新回憶整理發表了西北考察回憶錄。袁復禮教授為祖國培養了幾代優秀的地質學家，堪稱“桃李滿天下”。

1912年　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

1913—1915年　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習。

1915—1917年　美國布朗大學學習。

1917—1920年　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

1921 年回國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技師。

1927—1932年　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

1932—1937年　任清華大學地學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教授。

1946—1952年　任清華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

1952—1969年　任北京地質學院教授。

1964年　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8—1987年　任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

袁復禮，河北省徐水縣人，祖輩為官宦人家，父親曾中過秀才。祖母彭氏出身於蘇州名門世家，讀過私塾，為供幾個孫子上學，她先後到天津師範學校和奉天師範學校教書。袁復禮1908年到1912年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祖母的教養和期望對他影響很大。 1913年袁復禮考入了清華學堂高等科，1915年被保送美國。開始在紐約建築學校辦的暑期學園學習，後進入布朗大學學習英文、世界歷史、生物學、植物學等課程。一次他聽了有關海濱地貌的講演，由於大自然的奇異現象使他對地質學發生了興趣，1917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學習地質學，1918年獲學士學位。在學習期間，他廣泛汲取各種先進知識。他幫助一位數學老師翻譯了《永樂大典》中的“中國山水地形”（郭璞《葬經》）。他十分注重實踐，在夏夜裏，刻苦地進行天文測量，還到過得克薩斯州進行三角測量，到俄勒崗州學習潮汐觀測，還參加了紐約市地下鐵道的工程地質工作。他研究了哈德遜河西岸玄武岩的重力分異，第一個在那裏劃分出了橄欖岩，他於1920年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美國布朗大學教世界史的老師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袁復禮跟他學到了許多考古知識。研究生學習期間，他協助導師整理採自世界各大礦牀的岩石和礦石標本。6年豐富的學習生活，為他一生從事地質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1年11月袁復禮因母病提前回國，被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聘為技師。1921年12月應江蘇省實業廳邀請到南京鳳凰山鐵礦指導勘探工作，第二年提交了儲量報告。1921年冬，袁復禮同瑞典學者J．G．安特生（Andersson）到河南澠池仰韶村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獲得了重要發現。1923年5月到1924年8月他到甘肅作地質調查，首次確定了中國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層。1923年到1926年曾在北京大學兼課，1927年在清華大學任教。1925年冬到1926年夏，2次到山西夏縣西陰村作考古工作。

1927年5月到1932年5月參加中瑞合作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任中方代理團長3年，發掘到各類爬行動物化石72具。1932年到1937年在清華大學地學系任教授、系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9月學校南遷到長沙，他在長沙臨時大學任教。1938到1946年，袁復禮一直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地質人才。抗戰勝利後，1946年學校遷回北京，他繼續在清華大學任地質系教授，再次擔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調整，袁復禮到北京地質學院任教授。此時，他年逾花甲，不再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專心從事教學工作。同時，他在冀東完成了遷安、盧龍、灤縣簡測地形圖，並在遷安鐵礦進行過鐵礦評價及圈定礦體的工作；他參加了長江水利綜合考察和三峽水利樞紐的選址工作；參加了黃河中、上游水利考察和三門峽、劉家峽的選址工作；曾為北京地鐵選線獻計獻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雖然已是85歲，還培養了多名研究生，並以深厚的外文功底和廣博的地質知識，參加編譯了《現代科學技術詞典》、《韋氏大辭典》和《英漢辭海》；審校了《英漢常用地質詞彙》、《英漢地質詞典》等外語工具書；重新回憶整理發表了西北考察回憶錄。

袁復禮參加創立中國地質學會後，從1922年起即為該學會會員，曾任理事、名譽理事。還曾任中國地質學會第四紀冰川及第四紀地質專業委員會名譽委員，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理事，李四光研究會名譽理事長。曾任燃料工業部顧問（1950年），河北省政府工業廳顧問（1951年），河北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1950年），河北省第一屆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1951年），河北省第一、第二、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1958年、1963年），第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4年）。

倡議成立中國地質學會，首次發現中國早石炭世地層

1916年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教員與畢業生合影

1921年11月，袁復禮從美國留學歸來，與1920年從美國學成回國的謝家榮交談認為：欲發展地質科學，當務之急應建立一個學術團體，以便進行國內外的學術交流，開闊視野，跟上時代。他們向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和礦產股長翁文灝提出建議，得到了他們的贊同。丁文江責成他們用英文起草了《中國地質學會章程》，經外國學者葛利普修改和審定，最後由翁文灝譯成中文。1922年1月27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成立最早的學會之一，為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和中國地質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成立會上，他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編輯。在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時期，袁復禮做了大量基礎地質工作，而最重要的是1925年在甘肅武威（現劃歸天祝）西南35公里的“臭牛溝”發現了豐富的海相化石，其中有許多新的屬種，如袁氏珊瑚（以袁復禮姓氏命名）、大長身貝等，其時代與西歐的“韋憲期”相當，為此，他第一個確定了中國有早石炭世地層，為中國南、北方石炭紀地層、古生物對比和古地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袁復禮應用豐富的野外實踐經驗和幾十年教學科研工作中積累的資料，開出了新中國第一門《地貌和第四紀地質學》課程，編出了中國第一本《中國第四紀地質學》教材，首次提出了中國第四紀地質的特點和分區。他是中國地貌和第四紀學科的創始人之一。

在國內第一次發現大量爬行動物化石

1927年10月，中國和瑞典聯合組成了西北科學考察團，瑞方團長斯文赫定（SvenHedin）博士和中方團長徐炳昶教授，將袁復禮在新疆最初發掘到七具完整的三疊紀爬行動物化石的消息向國內外通電後，北京《晨報》、天津《大公報》和國外的一些報紙都在顯着位置刊登了這條消息，引起了國內外有關學術界和文化界的重視。3年前，美國人R．C．安德魯（Andrews）在蒙古發現了恐龍化石，他曾嘲笑中國人無能。袁復禮歷經磨難，不畏艱險，終於不負眾望，在北疆等地共發現和採集了72具爬行動物化石，其中比較完整的新種有：新疆二齒獸（Dicynodonsinkiangensis）P2；布氏水龍獸（Lystrosaurusbrooni）T1；赫氏水龍獸（Lystrosaurushedini）T1；魏氏水龍獸（Lystrosaurusweidenreich）T1；袁氏闊口龍（Chasmatosaurusyuani）T；袁氏三台龍（Santaisaurusyuani）T；奇台天山龍（Tianshansauruschi－taiensis）K1；寧夏結節繪龍（PinacoSaurusninghsiaensis）K等。發現如此眾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動物化石，不僅有中生代白堊紀、侏羅紀和三疊紀的，而且有古生代晚二疊世的，這在當時是轟動中外的重要發現。在古生物進化史上，早期獸形類動物化石的發現和它們的地理分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以前，外國學者在非洲的卡魯羣中找到了二疊、三疊紀的水龍獸和二齒獸等化石，後來在烏拉爾山西北坡也找到了，這次在新疆也發現了同類化石，這對早期獸形類動物的分佈和演化中心的研究，對確定當時幾個古大陸的再造，以及全球構造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義。從此，中國古脊椎動物的研究進入了國際先進行列。袁復禮為中國二疊、三疊紀陸相地層和古脊椎動物的研究，為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後人談到袁復禮在西北考察中的功績時，都十分敬重他的精神。30年代的新疆，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都十分嚴酷，許多地區盜匪橫行、野獸出沒、渺無人煙、四野荒涼。袁復禮在新疆5年，靠駝運和步行，在“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的險惡環境中考察。1928年9月下旬到10月末，袁復禮帶領的小隊在三台以南5公里的大龍口，發掘到了分屬42個爬行動物個體的袁氏闊口龍和袁氏三台龍等化石。1930年夏第二次進入大龍口，又採掘到分屬15個個體的赫氏水龍獸等爬行動物化石。12月6日，他們在奇台縣北70公里的白骨甸，在晚侏羅世泥質砂岩的一個風蝕殘丘上，又發現了兩架大型恐龍骨骼，當時天寒地凍，朔風呼號，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發掘。後來袁復禮給古生物學家楊鍾健的信中，追述了他們發掘天山恐龍的過程：

“該地無人無水，弟在冬季11月28日抵該處，見化石層即停止（該處最宜秋季開採，夏季大風，炎熱，温度37℃，無水）。次日大雪，弟等取雪煮水，作飲食之用。後3日大風，將地雪融化，只得令駝夫每2日至煤窯取水4駝筒。12月中旬．雪又綿延，水無問題，而發掘則成問題。因此次大雪以後，地面岩石將凍堅固，無法使用錐斧及其它細小工具，只有採左近瑣瑣柴，在一個帳房內煉木炭並煮水，及做大鍋麪糊，在一個帳內採天山龍，無帳房，飛大雪，柴不燃，水亦不熱。採掘方法系將木炭燒紅，佈滿地上，在地上已融化之石渣中，遇骨骼，即將開水注入，使骨與沙分離，並加小鑿鑿出，立刻用熱麪糊及麻紙白布裹好，常常不幹即凍。3月中旬回迪（即烏魯木齊），運到迪化後，將凍包放日光下，布紙漿糊一起解凍，石沙亦有墮落。如此，所採恐龍四五大包，曬了1個多月，布又洗過再重新包好。”

為了發掘一個大型的恐龍骨架，他們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連續工作了約4個月。恐龍發掘出來了，而袁復禮的腳卻凍傷了，回到烏魯木齊後，經過手術和休養3個月才痊癒。

新疆考察結束，各團員都取道西伯利亞乘火車東歸。袁復禮則選一條新路線，於1931年11月離開烏魯木齊，繼續考察東歸。他為了尋找1927年西行時發現但沒有來得及做工作的紅沙層，自己帶一小隊人繞道往南追索。1932年3月4日，在人煙稀少的沙丘中，又發現了一具大型恐龍“寧夏結節繪龍”。

發現如此眾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動物化石，當時在世界上實屬少見，斯文赫定（SvenHedin）在世界各地演講，談到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功績時，總是把袁復禮的發現放在第一位。袁復禮為此獲得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北極星獎章”。

中國考古事業的先驅之一

仰韶文化

1920年秋天，在北洋政府農商部任礦政顧問的瑞典學者J．G．安特生（Andersson），派人到河南採集古生物化石時，在澠池縣仰韶村向村民買到了許多石器，引起了他的注意。經中國政府批准，袁復禮和安特生於1921年10至12月到仰韶村開展考古發掘工作。袁復禮在參加發掘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據袁復禮回憶，他和同事們在仰韶村對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進行發掘，收集到帶土的實物十餘箱，其中有許多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中多是粗陶，但也有一種素陶，內外都磨得很光滑，外部紋飾十分精美，上有人、獸形的蓋紐。1923年安特生將發掘的成果，以《中國的早期文化》（AnEarlyChineseCulture）為題發表。袁復禮把其節要譯成中文，取名《中國遠古文化》。1924年他應清華大學校長之請，為學生作了《石器時代》的報告。此項發掘，揭開了中國史前社會研究的序幕及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第一頁，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進而推動了國內的考古工作，在黃河流域也陸續發現了同樣性質的村落遺址一千餘處。人們為紀念最初的發現，都以“仰韶文化”來命名同一時代的文化。“仰韶文化”成了一個世界性的研究課題。

1925年冬和1926年深秋，一支由李濟和袁復禮兩位青年學者組織的小型田野考古隊第二次前往山西省南部夏縣的西陰村進行考古，挖掘一個他們上次調查到的名叫灰土嶺的遺址。2個月內，他們採集了76箱出土文物，帶回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研究。在發掘中，採用的工具雖然簡陋，但操作十分精心，採集到的陶片沒有工具摩擦的痕跡。對出土文物，採取“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等方法登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主持進行的用現代考古學方法所作的遺址發掘。以後學術文化界充分肯定了這次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所佔的重要地位，認為它是考古學上中國傳統文化和近代科學方法結合較好的一個實例，推動了近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

從事地質教育，培育了幾代地質學家

早在1922年9月，袁復禮就在北京大學兼課，講授地質學。從1932年起，袁復禮在清華大學任教，擔任地學系系主任，當時圖書設備較缺，他四處奔走籌集經費，添置標本、圖書和儀器；師資力量缺乏，他多方聘請人才來校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校被迫南遷。1938年2月，他和聞一多、黃子堅、李繼侗等10多位教師組成“湘黔滇旅行團”，爬山涉水抵達昆明。一路上，他不顧旅途勞累，指導學生採集各種標本、觀察地質現象和測制路線地質圖。學校遷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此時辦學條件極為困難，他以加強基礎理論教學和傳授廣博的知識來加以彌補。同時通過各種途徑，從西康、四川和雲南等省承攬一些地質調查或勘查礦產的任務，讓學生增長實際知識和學會野外工作方法。他不僅關心學生的學習，而且十分關心學生的生活和畢業後的出路。當時，昆明開展了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袁復禮堅持站在進步學生一邊。有一次，他出校門時，特務認出他是聯大教授，要他表明對罷課的態度，他表示堅決支持學生罷課，遭到了特務們的毒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濟建設急需地質人才，他領導清華大學地質系與北京大學地質系合作培養了200名新型地質人才（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留下的地質人員的總數）。並給海外的留學生寫信，號召他們回來報效祖國，邀請分散到各地的優秀畢業生來校任教。袁復禮知識廣博，講授過地文學、地理學、地貌學、地形測量學、地質製圖學、普通地質學、礦牀學、岩石學和地史學等課程。他培養的許多學生，已成為知名的地質學家、教授和高級工程師。

1、《甘肅平涼奧陶系筆石層》．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5，4（1）：19—20．

2、袁復禮．《甘肅東部地質略記》．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5，4（1）：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