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芳

董秋芳，1898年8月21日生於浙江省紹興縣青壇村。他的父親董沛生是務農的，有四五畝水田，兼做一點茶葉生意餬口。他的生母失名，後母朱玉英，無兒女。她倆均不識字，董秋芳的生母，在他三四歲時就去世了。這使董秋芳自幼失去了母愛，但另一方面，也從小養成了他獨立思考，強勇敢的性格。董秋芳生於窮苦的山溝，從小看到父親和許族人掙扎着謀生的苦難情狀，親見了山區人民的不幸和痛苦，對勞動人民懷有深厚的同情心。

董秋芳在七八歲時，一邊參加農業勞動，一邊進入隔河的六翰村私墊唸書。1913年，董秋芳十五歲。他考入了紹興第五師範讀書。他的同學後來有成就的，還有陶元慶、許欽文等人。

1919年“五四”時期，正是董秋芳師範畢業前夕。他在愛國思潮激盪下，堅決支持北京愛國學生的正義鬥爭，在學校組織並發動學生宣傳“五四”運動的意義，反對封建軍閥賣國的罪行。他發動學生和市民實行署課罷市，抵制日貨，並任抵制日貨副會長。在他的積極組織與帶動下，第五師範成了紹興“五四”運動的中心。不久，浙江第五中學等許多學校也紛紛起來響應，董秋芳成了紹興“五四”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之一。

1919年7月，董秋芳在第五師範畢業後，曾在紹興鄉村任宋家店小學教員一年，並繼續從事新文化工作。在小 學教書時，他認識了魯迅先生的熟友宋紫佩先生。 .

1920年夏，董秋芳結束了在紹興的教書生活，於秋天考上北京大學英語系。 黃秋芳在北京大學時，學習異常刻苦，常常早起晚睡， 博覽羣書，並結識了許多革命家和學識洲博、品格高尚、追求進步的教授和學者。

1923年，董秋芳和許欽文等文學青年一起，組織了名叫“春光社”的文學團體，並邀請魯迅、郁達夫等作指導。

1924年秋後，董秋芳升入北京大學正科第二年的第一學期學習。他在同鄉宋紫佩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城西三 條衚衕，會見了正在教育部工作的魯迅先生。

1927年，董秋芳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爭自由的波浪》一書作為《未名叢書》之一印行，魯迅親自為該書寫了《小引》。

1928年，在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以“冬芬”為筆名，給魯迅寫了《文藝與革命》的長信，魯迅公開復信給以肯定與指導。

1929年春，回北京大學繼續學業，同年秋畢業後去山東省立濟南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其間結識胡也頻與丁玲。 ^[1]  國學大師季羨林是其當時的學生。 ^[3] 

1932年下半年，轉入天津鐵道部部立扶輪中學高中部教語文。

1933年許欽文在杭州因“窩藏共黨罪”被軍人監獄關押一年，董秋芳正在杭州市立中學工作，曾多方奔走並給以生活上很多幫助。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董秋芳辭去杭州市立中學教員之職，應郁達夫之邀去福建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創作發表了大量的散文、政論，扶植和培養了一大批革命的青年作家，為東南沿海進步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5年7月，董秋芳被五名特務以“赤化分子”罪名逮捕入獄。直到1946年2月，董秋芳等十二人才被釋放。出獄後，董秋芳和葉康生兩人被派到福建省《改進》出版社工作，擔任綜合刊物《改進》編輯，並編輯中小學的教科書。

1946年四月下旬，董秋芳離開福建，回到了浙江紹興，後到紹興稽山中學擔任國文教師和英文教師。

1947年秋，董秋芳去紹興簡易師範學校兼課，後任校長。

1949年5月7日，紹興解放，簡師奉令停辦，併入蕭山湘湖師範學校，董秋芳重新回到紹興稽山中學任教。

1950年，稽山中學由私立改為公辦，董秋芳到杭州高級中學任國文教員。

1954年初，董秋芳奉調到杭州浙江師範學院任教。四月，即調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與葉聖陶、張畢來、 張傳宗、吳伯蕭、計志中等同志一起工作，並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學語文教材編輯組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兼中學語文課本編輯委員。

1966年，董秋芳在北京寓所中風病倒，旋恢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董秋芳被污覆為“叛徒”“特務”“惡霸”“地主”“三十年代黑線人物”，從1967年起到1969年，被揪鬥達整整三年之久。直到1969年，才作為年老閒散人員遣散回原籍紹興。 ^[1] 

1971年董秋芳回到紹興定居。

1973年被任命為紹興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1977年2月11日病逝。

董秋芳的學生、國學大師季羨林，稱董秋芳為“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他説：“董秋芳先生的指導對我影響最大，他的指教決定了我一生的寫作活動。自那以後60多年來，我從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與文章寫作雖風馬牛不相及，但一有靈感則拿筆寫點什麼，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輟，完全出於董先生之賜，我畢生難忘。”“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3] 

1929年春，在魯迅的關懷勸説下，董秋芳回北京完成學業。他撰文揭露叛變後的國民黨與反動軍閥一樣反動。如：《可怕的夜》（《語絲》4卷23期）、《幻滅的愛》（《語絲》4卷47期）、《號聲》（《語絲》5卷1期）、《吃了西瓜以後》（《語絲》5卷29期）。

1929年秋至1937年春，他在山東濟南高中、天津扶輪中學、杭州市立中學任教。這時他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巴舍那耶街的罪案》（《現代社會》2卷2期）、猶太作家梅樨古的《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等作品。 ^[2]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董秋芳聯絡福建省內外文化界人士及大、中、小學的教職員，組織了“福州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協會一致推舉郁達夫為理事長，董秋芳任秘書長兼組織組長，許欽文為宣傳組長。抗日救亡協會成立後，為了加強宣傳工作，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投入抗日鬥爭，舉辦了《救亡文藝》。這刊物的名稱是郁達夫取的。刊物附在一家名叫《福建民報》的報紙 的第四版上，由作家、翻譯家樓適夷任該刊編輯。《救亡文 藝》最受人歡迎的每週一篇的郁達夫的短文，董秋芳、樓適夷等也在該刊上發表了不少激勵抗日將士的文章。 ^[1] 

1938年隨福建省會的搬遷到永安後，任省政府公報室編譯兼省政府圖書館館長。他對辦好圖書館工作頗有研究，發表了《怎樣建設內地的國防文學》、《文化鬥爭中的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之今昔》等文章，致力於傳播民主革命思想。

董秋芳在籌辦省政府圖書館時，年紀已四十有餘，他精力充沛，不遺餘力，凡是能買到的新書，尤其是宣傳抗日的進步書刊（以生活書店出版的書為多）無不購進出借。他任省政府圖書館館長期間，儘管國民黨頑固派特務重重監視，仍利用各種渠道把當時的“禁書”、“禁報”，如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以及魯迅的大量作品，借給要求進步的青年閲讀，且把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暗中借給要求進步的青年閲讀。

1942年5月，《新華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部分，董秋芳通過圖書館這條有利渠道，在永安的文藝界和愛好文學的革命青年中廣為傳播。《講話》關於文藝“為工農兵創作”、“為工農兵所用”、“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善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等精闢論述，對當時永安文化界和愛國進步青年有着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在這偏僻的永安山城，在這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透進了一股清鮮的空氣。董秋芳曾經饒有風趣地説：“金聖嘆以雪夜圍爐讀禁書為樂事，可惜福建無雪無爐只有書。”董秋芳的言行，引起了人們尤其是革命青年對他的欽佩和敬意。因而省政府圖書館在董秋芳數年的苦心經營下，卓有成效，使廣大革命青年受到黨的團結抗戰思想的薰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

1943年9月，一份本省頗有影響的《民主報》從建甌遷永安出版。該報副社長兼總編輯顏學回聘請董秋芳主編副刊。董秋芳高興地接受了。董秋芳早年在北大讀書時常在魯迅、孫伏園等辦的《語絲》週刊上發表文章。《語絲》的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斥。”董秋芳繼承了《語絲》的傳統，把《民主報》副刊定名為《新語》。 ^[2] 

《新語》創刊以後，董秋芳利用這個文藝陣地，熱情地鼓勵和指導一批既愛文學，又勇於探索人生道路的進步青年努力掌握和運用好文學這一武器，並引導他們走向革命的道路。在《新語》創刊的刊頭語裏，董秋芳開宗明義地宣佈兩條：一條要求民主，一條培養青年。他寫道：“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徵是新鮮、活潑和真實。新鮮是陳腐的反面，活潑是呆滯的對立，真實是虛偽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鮮、活潑和真實，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説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這種精神的，無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屬青年的人。”因而《新語》創刊後，迅速吸引了一批純潔而熱情的進步青年和文學愛好者經常為其寫稿。《新語》並非是純文藝性的副刊，凡是對文藝、政治、社會等方面的言論，只要文字較生動，有進步意義，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視和歡迎。《新語》的寫稿人有老作家、學者，但更多的是熱血青年。他們的文章大都喜歡用魯迅筆法，揭露和抨擊當時社會的種種黑暗，諷刺社會的腐敗和醜惡。1944年4月，董秋芳還發起組織了“新語讀者會”，發展青年文藝作者達100多人。該會宗旨是團結青年作者和讀者，宣傳抗日，學習魯迅，倡導戰鬥性的文藝創作，反對“無病呻吟”，反對“漢奸文藝”。

《新語》不僅吸收和發動了當時不少有名望的作家、學者，如許欽文、許傑、谷斯範等為其寫稿，同時十分重視青年作者的來稿。經常為其撰稿的青年作者就有劉金（筆名柳無垠、茅塞、夢旦等）、曾列明（戈揚）、周璧（李風）、張漢城（筆名張菁、金斗節子等）、陳耀民（夏侯）、劉仁勇（公劉）、伯驥、許文辛、餘敦、劉 曾（晏石）、陳炳岑（燦抒）、金紀賢（金來）、呂沁（呂逸風）、張垣、賴丹（賴肇增）、沈顯南（饒非）、賴元衝（司徒慧）、郭永榕（簡範）等。不少青年作者稿件採用數量相當可觀。僅劉金一人在《新語》上發表的文章就有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常用“冬奮”、“秋航”等筆名發表了許多文章。由於稿件多，編務繁忙，董秋芳自1944年1月到12月請了改進出版社的助理編輯周璧協助其編稿工作。 ^[2] 

1924年秋後，董秋芳升入北京大學正科第二年的第一學期學習。他在同鄉宋紫佩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城西三 條衚衕，會見了正在教育部工作的魯迅先生。在這以前，黃秋芳對魯迅就很仰慕和敬佩，並已知道他的兩位師範同鄉同 學許欽文和陶元慶，早和魯迅有着密切的交往，魯迅對他們的寫作和美術創作，有很多的幫助和指點。從這以後，他就經常去聽魯迅的課。星期天，只要有可能，他也常常到魯迅先生家裏去串門請教。

1925年8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爆發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魯迅和其他進步教員一起，堅決支持這一正義鬥爭。重秋芳站在魯迅一邊，也積極投入反對軍閥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鬥爭。他當時雖然在陳源當系主任的英文系讀 書，與陳源天天見面，但當他看了陳源在《閒話》中歪曲 “三・一八”慘案中愛國人士修死的真相，以及對魯迅的惡毒攻擊，實在忍無可忍，便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孫伏園主編的《京報副刊》上，寫下斤責陳源的短文，痛斥陳是段 祺瑞走狗，是“狗彘不如”的“畜生中畜生”。在這期間, 董秋芳還寫了不少憤怒斥責軍閥政府及其走狗文人的文章， 主要有《漫談》（載《京報副刊》第三六三號）、《中國的女子》（三六二號）、《大屠殺後》（四四八號）、《吊劉 楊二女烈士記》（四五〇號）、《可怕與可殺》（四五四 號）等。董秋芳的文章發表以後，系主任陳源惱羞成怒，對董秋芳實行報復。他擅自決定扣發黃秋芳的英文翻譯本（他擔任英文翻譯課），使董秋芳得不到翻譯分數（“翻譯”是英文系畢業的必修科）而畢業。董秋芳為此曾與陳源口角，並當面據理力爭。他還寫了三張申訴啓事，分別張貼在北京大學三個學院門口，請求全校師生主持公理，申訴書一貼出，絕大多數教員和學生都支持他，同情他。只有蔣夢麟等站在對立的方面，幫助陳源開脱罪責，説學生寫文章反對教師，總是學生的不是云云。陳源還指使幾個受矇蔽的學生，攻擊董秋芳是“語絲派”，一切行動是“受魯迅指使的”，實行卑鄙的人身攻擊，並以此詆譭和攻擊魯迅。事後，董秋芳把經過情況告訴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默不作聲，面色卻顯得十分陰沉，他氣憤地説：“他們説你受我指使，那你可以問問他們，段祺瑞殺死劉和珍等四十多個青年，又是誰指使的呢？”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立即密令嚴拿懲辦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等五人。不久，又擴大通緝面，魯迅的名字也在其內。為了避免軍閥官僚們的突然襲擊，在親友們的敦勸之下，魯迅決定暫時出走，離家避難。在困難的日子裏，董秋芳不畏強暴，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險，住在魯迅家裏代魯迅照管家庭，看守西三條衚衕的房子，共達兩個多月之久，受到魯迅先生的信賴。董秋芳在這期間，開始學寫小説。他曾寫了《紅光從東方升起來了》，在北大二十九年大會特刊上發表。但是寫得不很理想。他還寫過幾篇反映工農生活的小説，送給魯迅疊。魯迅笑着説：“還是不要寫小説罷！你學的是英語，不如去搞點翻譯，恐怕會更切實些的。”在魯迅的指引下，董秋芳從寫作小説的路上走了回來，開始從事翻譯。

1926年7月，魯迅接受廈門大學國文系的聘請，8月28日魯迅乘車南下廈門，董秋芳等前往車站送行。在上車前，魯迅還一再叮哼鼓勵他把翻譯過並在《京報副刊》、《語絲》雜誌上發表過的俄國短篇小説和散文仔細校閲一遍寄給他，為它找書店出版。

魯迅離開北京後，董秋芳抓緊暑假時間，對譯文重新整理校閲了一番，並於九月裏寄給了在廈門大學的魯迅。魯迅收到譯稿後，當即在百忙之中親自予以編校、訂正。例如《大心》作者但兼珂，董秋芳原來譯成“丹欽科”，是魯迅給予改譯成“但兼珂”的。集子原來取名為《大心》（GreatHeart），是心胸恢大的意思，是以但兼珂的篇名作書名的。但譯文結集出版時，國民革命軍正準備北伐，工人農民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中國革命正處在新的高潮中。魯迅在編訂時，就同意改用高爾基的小説《爭自由的波浪》的篇名，作為這本集子的書名。

1926年10月20日，魯迅把《爭自由的波浪》校訂結束後，寫信給陶元慶，要他給這書做封面裝幀。11月14日，在一個“風雨之夜”，魯迅正式編定了《爭自由的波浪》一書，並作《小引》一篇。魯迅説：“我其實毫不解急，一面發牢騷，一面編好《華蓋集續編》，做完《舊事重提》，編好《爭自由的波浪》（秋董芳譯的小説），看完《卷葹》，都分頭寄出去了。”

1927年1月，在魯迅的關懷、指導和推薦下，董秋芳的翻譯作品《爭自由的波浪》一書，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作為《未名叢刊》之一印行。這篇《小引》深刻闡明瞭俄國革命專政的寶貴經驗與教訓，熱情讚揚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時代精神，努力鼓勵中國革命者獻身於革命鬥爭的洪流，為爭取自由解放，為摧毀黑暗的巖壁而戰鬥。這篇《小引》階級鬥爭觀點十分鮮明，它既是對俄國革命的肯定和讚頌，也是對作者、翻譯者的器重和稱讚，對董秋芳樹立階級鬥爭觀點，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有很大的意義。

1926年董秋芳翻譯了外國文學作品《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很讚賞，並親自為該書寫了《小引》。1927年1月，該書由北新書局出版，作為《未名叢書》之一印行。這本書中的小説和散文，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戰鬥性，對當時的中國青年無疑有着較好的啓示和鼓舞作用。除此之外他還翻譯了劇本《太子的旅行》等20多篇譯文。

1927年1月16日，魯迅離開廈門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四・一二”事變後，魯迅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憤而辭職，於9月27日離粵，10月3日到達上海，定居於閘北東橫浜路景雲裏23號。這時，董秋芳又設法找到了魯迅，並在文學創作上和文藝思想上，得到魯迅極其寶貴的指導。他曾多次前往四川路一座低矮的二層樓屋，前去拜望主編《語絲》雜誌的魯迅先生。魯迅多次親予接待，並經常介紹他看一些革命和進步的書籍，還多次鼓勵他給《語絲》寫稿。

1928年初，在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由於創造社、太陽社部分成員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缺乏深切的瞭解，曾錯誤地指責與攻擊魯迅。繼之，資產階級文人梁實秋等又發動了對魯迅的全面圍攻。董秋芳親眼看到這種情況，感到思想苦悶，排徹歧途，出於對梁實秋等人的義憤和創作社、太陽社部分同志攻擊魯迅的行為不滿，於1928年 3月24-25日，以“冬芬”的筆名，在上海給魯迅寫了題為《文藝與革命》的一封長信，向魯迅先生請教。 魯迅收到董秋芳的信後，當即以編者答覆讀者來信的形式，於4月4日寫了一千五百多字的回信。並把他的來信全文附發。魯迅以《文藝與革命》為題的這封回信，無疑是一種剖析“文藝與革命”關係的答案，既是寫給董秋芳的，實際也是寫給當時整個文藝界和全社會的。這封信用階級鬥爭一的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對文藝與革命、文藝與宣傳、文藝的內容和形式等許多根本問題，作了精闢的論述，並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部份成員在文藝理論方面的某些錯誤傾向，對梁實秋等所宣揚的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進行了猛烈坪擊，同時，對所謂“超階級”的文藝論和天才論也作了有力的批判。魯迅在信中，號召革命文藝家面對現實， 積極戰鬥，敢於向舊社會猛烈開火。 魯迅《文藝與革命》一文，最初發表在1928年4月16日《語絲》第四卷第十六期，後由作者收入《三閒 集》。文章刊出後，在社會上反響較大，使梁實秋之流受到沉重打擊。當時，董秋芳雖開始接觸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並受到深刻的思想影響，但總的説來，還沒有樹立明確的無產階級文藝觀點。正如他後來在《回憶魯迅先生寫<文藝與革命>等兩篇雜文的時候》一文中所説：“這篇文章對於我的文藝觀點，也是十分中肯的分析與坦率的指正，使我深受教益。”

董秋芳在寫這信以前，曾去拜訪魯迅先生，並徵求今後生活的打算。魯迅先生從關懷愛護出發，建議他離開上海去北京。原來，當時董秋芳已被浙江通緝，雖來上海，但杭州與上海近在咫尺，如果行蹤為浙江省政府探悉，仍有被捕的危險。魯迅先生為策安全計，提議董秋芳去北京、到北京大學繼續完成學業。董秋芳後來感激地 “魯迅先生毫不考慮自己的安危，而為他人想得那麼周全。這種愛護青年的忘我盛情，怎麼不叫我銘記永生呢！”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耗傳來，董秋芳萬分悲痛。他當即寫了長達萬字的回憶文章《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發表在11月1日出版的上海《多樣文藝》 上。董秋芳在這篇長文中，崇敬地稱魯迅先生為“人類中偉大的精神鬥士”，是“敢於辛辣地刺破歷史現實的醜惡的精神鬥士”。他對中國無產階級新文學失去開山祖而感到無限的悲痛，並決心踏着魯迅的足跡繼續前行。 ^[1]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國民黨《中央日報》（福建永安版）連續發表了《白話文的危機》、《從“子曰”到“魯迅説”》、《威爾斯眼中的高爾基》等一系列署名文章，掀起了一股宣揚復古倒退，攻擊和侮蔑魯迅和高爾基的逆流，矛頭對準永安進步文化界。董秋芳組織《新語》作者對這些文章進行了批駁，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同情和支持。參加論戰的作者有懷淑、茅塞、李風、戈揚、修士、公劉、柳無垠、會稽細民、金斗節子、伯驥、夏侯、冬芬、張揚、王碩甫等，共發表了批駁文章達30篇之多。但是，《中央日報》的署名文章卻故意一步步把“論戰”拉到魯迅、高爾基身上去，政治問題上去。董秋芳覺察到了。他説：“人家已經把話題引到高爾基身上去了，再爭下去就會引到莫斯科、延安去。我們不是要中他們的圈套麼？”於是他及時剎車。後來董秋芳在給參加“論戰”、寫過《打落水狗原來不是痛快的事》的閩西青年作者金斗節子（即張垣）的信中這樣寫道“現時行情不定，物價暴漲，於市不利，轉告同行，莫再寄款，切記。”這是因為，1945年3月13日、14日《中央日報》發表了《肅清危害黨國的毒菌》等殺氣騰騰的社論，董秋芳聞到了國民黨頑固派磨刀霍霍之聲。然而《新語》在3月15日仍發表了最後一篇“論戰”文章。

果然，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大逮捕事件——“羊棗事件”。在羊棗（楊潮）等被捕一個星期後，在白色恐怖籠罩永安城的時刻，董秋芳於1945年7月19日在《新語》上發表了他的最後一篇雜文《沉默之美》（刊登在《新語》602期上）。他在文中説，從前讀過一本讚美沉默的書，那時候象一個飽經風浪的航海者，要找一個隱蔽的港灣，給被顛簸的身心一個休憩的機會；於是為這沉默之美所沉醉。他在文章中又説：當他的“理智轉過來”的時候，就覺得“沉默之美”是代表“黑暗之夜”，沒有動力，沒有生氣，沒有歌聲。如果讓黑暗永遠佔領世界，那麼我們的世界就成了沒有陽光的死的世界。他斷然宣告：“沉默之美對於那些在生活的旅途上奔走得疲乏了的人會是一種迫切的需要，而對於那些要求在現實中創造出宏壯的生活的人，會是一種華美而空虛的幻影”，“有生命力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他們所需要的是動的美，健康的美，蓬勃的生氣的美。這是陽光普照下的人間的美呵！”他呼籲：“讓我們的掙扎、戰鬥，爭取這種人間的美吧！”這是董秋芳對於國民黨頑固派在永安扼殺進步文化活動、逮捕進步文化人士暴行的辛辣諷刺和強烈抗議。文章發表後的第三天，即1945年7月22日，董秋芳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6名《新語》的青年作者也被捕了。1946年1月，羊棗被虐死獄中，全國文化界、新聞界掀起了抗議怒潮，4月，國民黨特務不得不釋放董秋芳等大部分被捕者。

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戰鬥了七年半之久。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在培養青年的事業中，在和“黑暗之夜”的抗爭中是那麼堅定，那麼頑強；時至今日，他那為爭取“人間之美”的吶喊聲仍在我們心中迴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