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潮

楊潮，又名楊廉政，號九寰，筆名羊棗、潮水、易卓，潮聲、楊丹蓀，1900年5月8日生於湖北省沔陽州城（今仙桃市沔城鎮）一個封建大家庭。楊潮兄妹10人，他排行第四，自幼與六妹楊剛（著名女記者）在家讀塾書。由於楊潮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14年隨父楊會康赴京求學，考入留美預備學校——北京清華學校。

1919年，北京爆發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楊潮抑制不住滿腔的愛國主義熱情，不顧學校的限制和父親的阻撓，毅然參加了學生的遊行示威。由於楊潮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清華學校開除了他的學籍，使他失去了赴美留學的機會。

1923年，楊潮以全系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交大。畢業後，他任職於上海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考工科。在此期間，楊潮想走實業救國的道路，業餘與同仁組織“儉德會”，醖釀辦“同仁影業”。1926年，先在上海閘北華界開辦了一個“百星”電影院。1930年，又在漢口開辦“百星”影院，開創中國電影事業的新局面。正當楊潮雄心勃勃，着手進一步發展“同仁影業”時，打擊卻接踵而至。先是1931年，漢口“百星”影劇院因開罪當地流氓被搗毀，損失慘重；不久，上海“百星”電影院又被外資影院擠垮。從此債台高築，借貸無門，同仁影業全部破產。無情的現實生活給楊潮以沉重打擊，他的實業救國的夢完全破碎了。

當時，正是中華民族陷入嚴重危難之時。1931年，發生了日本侵略軍搶佔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日軍又進攻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國難當頭，個人事業受挫。楊潮思想上陷入了苦悶、彷徨、徘徊之中。

1933年，楊潮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環境下，由六妹楊剛介紹，認識了上海左聯領導周揚和夏衍等中共地下黨員和一些進步作家。此後，楊潮利用自己的公開職業，將住所供左聯領導同志開小型秘密會議，並掩護被敵人追捕的同志，接濟經濟上有困難的同志，開始在地下黨的組織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1933年下半年，楊潮由周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春，楊潮任左聯宣傳幹事，參加文藝理論研究會。同年秋，左聯宣傳部長任白戈改任秘書長後，楊潮為左聯宣傳部負責人。在此期間，楊潮以楊丹蓀筆名翻譯《今日之蘇聯》一書，全面介紹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34年9月，楊潮的譯作《馬克思論文藝》刊登在《文藝新地》創刊號上。這篇譯作，從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把有關文藝的論述摘譯出來，經過梳理成為體系，便於青年文藝工作者學習、理解，對於指導中國革命文藝運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楊潮的譯著《馬克思論文藝》可謂是雪中送炭。同時，楊潮還寫了大量雜文和特寫，如《從孟姜女到漁光曲》《哲學家的風度》《心理的俘虜》《打倒文學》和《包作飯》等。

《包作飯》是楊潮深入到上海一家紗廠，瞭解童工生活後寫出的。楊潮用自己親眼所見到的事實，描繪了一幅女童工吃不飽，還要捱打捱罵的人間慘劇。他寫道：“她們的面孔乾癟，額角和顴骨三角式突聳着，兩眼和一嘴凹成三個坑，簡直是活骷髏呵。別的似乎很胖，但仔細一瞧，便知是浮腫，青一塊黃一塊，像爛透了的黃桃子。”“一個個女童餓着肚子，噙着眼淚，在那夥男監工的皮鞭下，拖着半死半活的身軀，搖搖晃晃地上工去了。一個女童工因飢餓昏倒在地上，男監工就揮動着皮鞭抽打着……”。讀來催人淚下。

1935年，三八婦女節這天，上海著名的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在文藝界引起了很大震動，許多文化人士紛紛寫文章，揭露和抨擊舊社會。楊潮也寫了一篇題為《心理的俘虜》的雜文，認為阮玲玉和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頗為相似。因此，他大聲疾呼：“在中國黑暗的國土上，像安娜·卡列尼娜、阮玲玉這樣悲慘命運的女子何止萬千，而這種悲劇正繼續着，其悲劇更可悲啊!”他滿懷激情地呼喚中國婦女，不要做心理的俘虜，要從封建的“三從四德”、“人言可畏”等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衝破一切束縛婦女的精神囚籠，走上謀求婦女真正解放的革命道路。

1935年秋，楊潮為了到廣西開闢工作，辭去了鐵路局高級職員的職務，與夏徵農等到桂林，在陳望道主持的廣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任教。抗日戰爭期間，桂林成為有名的文化城，那裏聚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是新聞、出版、文藝等各項文化工作開展的最活躍的地方。陳望道、夏徵農、楊潮、鄧初民等都是進軍廣西的先行者。楊潮在桂林期間，仍然像在上海左聯那樣忘我地工作。他的政論文《現階段學生運動的檢討》和《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就是在桂林寫成的。

1936年6月，楊潮從桂林又回到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從事電訊翻譯工作。根據黨領導的抗日運動和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需要，楊潮轉而研究新聞時事，開始圍繞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鬥爭，撰寫軍事評論和國際政治論文。楊潮與艾思奇、夏徵農等合編《新認識》半月刊以及《文化糧食》半月刊，他自己還主編《國際知識彙編》，邀請惲逸羣、邵宗漢、馮賓符、鄭森禹等寫分冊；與夏徵農等共同編輯《抗戰文庫》。他在《新認識》上，連續發表了一組《國際科學講話》，包括《科學的國防與國防的科學》《獻給全國科學家》《科學家到前線去》等，激勵科學家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楊潮還利用在蘇聯塔斯社工作的有利條件，先後撰寫了三本書：《中國抗戰與蘇聯》《蘇聯的國防》《日蘇必戰論》，幫助人們正確認識蘇聯以及蘇聯的對外政策，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

1937年底，上海淪陷。上海許多左翼作家和青年學生紛紛到延安去，楊潮和許多同志的心情一樣，時刻都想着到革命聖地延安去。然而，根據革命鬥爭的需要，黨組織要他在上海堅持鬥爭。在堅守“孤島”的兩年期間，楊潮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和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新聞工作，成為國際新聞戰線一個堅強的反法西斯主義戰士。他積極協助以外商名義辦的《導報》《譯報》《譯報週刊》，為這些報刊撰寫社論、專論，分析抗戰形勢，鼓舞抗戰必勝信心。他的《張伯倫的放火政策》《兩年來的中日軍事》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與此同時，楊潮還參與夏徵農、艾思奇、夏衍等編輯《新青年百科叢書》，自撰《國防科學課本分冊》，向青年介紹抗日救亡知識；並參與範長江等發起成立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楊潮以頑強的戰鬥精神，堅持在“孤島”上宣傳抗日救亡，因而遭到日偽勢力的迫害，被漢奸特務追蹤襲擊，幸而機警脱險。1939年底，楊潮離開上海去香港。

1940年，楊潮在金仲華先生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任軍事記者，開始用“軍事記者羊棗”署名，撰寫部分社論和大量評論。同時，楊潮為《世界知識》半月刊撰寫國際政治、軍事評論，成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年初，日本新的米內光政內閣上台，叫囂對侵華戰爭要實現新的戰略。為揭露其政治陰謀，楊潮於1月寫了《米內內閣對侵華戰事的可能影響》，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兩面派的伎倆。9月，楊潮寫了《一年來歐戰軍事的檢討》等長篇論文，分析歐戰形勢，指出帝國主義侵略者必敗。皖南事變後，楊潮對國民黨頑固派非常氣憤，為揭露其反共投降陰謀，他與《星島日報》編輯部的進步人士一起，堅持以公正客觀的外電為主，報道事實真相，招致國民黨海外部嫉恨，4月，被逐出《星島日報》。

1940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世界局勢變化詭譎莫測，人們更加迫切要求瞭解國際形勢的發展，戰爭形勢的變化。楊潮以“本報軍事記者”的名義，為黨領導的《華商報》撰稿。7、8兩月，楊潮連續在《華商報》《世界知識》等報刊上，發表了《德蘇戰爭的軍事形勢》《希特勒的夢》《決定人類命運的大戰》《光明與黑暗的主力搏戰》等有關蘇德戰場形勢的軍事評論，以獨特的見解、精闢的分析，預言法西斯必敗。1940年9月18日，楊潮與薩空了、俞頌華等辦的《光明報》在香港創刊發行，楊潮出任《光明報》國際新聞版編輯，繼續寫作軍事評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環境日益艱難。1942年1月，我國文化界在香港的知識名人分東、西兩路逐漸疏散離港。楊潮隨同大批知名的文化人來到桂林。根據大戰形勢的發展，楊潮在桂林撰寫了《論太平洋大戰》《太平洋暴風雨》兩本書，全面論述了太平洋戰爭的戰略形勢。

1942年4月，經國新社介紹，楊潮到湖南衡陽任《大剛報》主編。在此期間，楊潮親自發稿、翻譯電訊、撰寫社論和國際評論。他的論文，邏輯嚴謹，行文流暢，説服力強，得到多方面讀者的普遍好評。在《大剛報》工作期間，工作之餘，楊潮總愛跟同事談形勢的發展，談工作經驗，談新聞寫作技巧和要點，為報社培訓了大批人才。他主持《大剛報》不到一年，報紙的發行量上升到日銷萬份，引起了社會的重視和國民黨恐懼。1943年5月，他以“左傾嫌疑”被報社辭退。楊潮離開報社後，並沒有放下他手中戰鬥的武器。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楊潮經常為大後方的報紙撰寫論文。如《魁北克會議以後》《太平洋戰略攻勢的開端》《敵寇的動向》等，這些文章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影響很大。

1944年6月，為加強東南地區革命文化工作，楊潮甘冒危險，從衡陽到福建永安，任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進入社會科學研究所後，一改該所過去從書本到書本的那種學院式的學風，面對現實，提出問題，紮紮實實地進行科學研究。在他的策劃下，辦起《國際時事研究》週刊，作為發表研究成果和討論學術問題的陣地。一份按周出版而容量多達三萬字的刊物，其中相當大的篇幅靠楊潮供稿。該刊物只出刊39期，楊潮的文章就達55篇之多，每期至少一篇，最多達四篇。長篇大論如《黎明的歐洲》分四期才能刊完。

楊潮在永安的另一陣地，就是擔任《民主報》主筆。自1944年8月至1945年7月近一年的時間，楊潮為《民主報》撰寫論文79篇，大部分是關於世界戰局的軍事評論，其中11篇是論述我國抗戰形勢的。如《只有犧牲才能勝利》《如何加強軍隊的戰鬥力量》《統一團結，粉碎敵人的攻勢》《論準備反攻》等。這些文章從標題上就可以看出，楊潮是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出發，針對我國抗戰中存在的問題，呼籲國民黨當局，堅持團結，準備反攻，以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楊潮除在上述一報一刊上發表文章外，還有許多家報紙約請他撰文。如《東南日報》《聯合週報》《改造》《民意》等，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楊潮為多種報刊撰文140多篇。

1944年夏秋之際，中國戰場節節失利，而歐洲戰場卻頻傳捷報：蘇軍越過國境，展開戰略反攻，向東歐和柏林挺進；美英聯軍也在諾曼底登陸，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解放了法國並迅速向德國進攻。這個時期，楊潮以敏鋭的洞察力，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局變化，撰寫了許多國際問題專論，評述行將結束的歐戰，並對戰後歐洲出現的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作了精闢的分析和預測。9月，楊潮寫了《德國會投降嗎?》，他斷言：希特勒不會投降。事實證明，對德戰爭一直持續到1945年5月2日，德國已成為一片焦土，希特勒最終也服毒自殺，蘇軍把勝利的紅旗插到柏林的國會大廈的頂端，德國統帥部才不得不舉起白旗。楊潮在他的長篇論文《從柏林到東京》一文中，科學地回答了人們最關注的問題：日本可能投降。並根據科學計算，預計出日本投降的時間。楊潮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預測，雖然洞若觀火，但是，一場大的文字災難，正悄悄地向他襲來。

1945年7月，正值八年抗戰取得最後勝利的前夕，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指使特務大批逮捕進步的文化人士，第一批名單上有40多人，楊潮的名字也列在黑名單上。楊潮是美國新聞處的高級職員，特務們不便直接逮捕他。7月13日上午8時，他們借劉建緒的名義，約楊潮去省政府開會。楊潮進入會議室，感到情況有異。於是，他機警地將西裝往衣架上一掛，裝着去上廁所，若無其事地走出會議廳，然後急奔郊外荒山，潛伏山溝，爬行前進，直到深夜11點才到達認為可以得到保護的美國新聞處。這時他的衣褲已破損，滿身傷痕，疲憊不堪。特務們久等不到楊潮，連呼上當，四處搜尋，終於得知楊潮已躲進美國新聞處。7月15日，特務們包圍了美國新聞處，強要交出楊潮。儘管他的美國朋友出面擔保，但國民黨還是以“案情嚴重”為由扣押了楊潮。隨後特務們將楊潮押到江西鉛山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去了。

楊潮被關在鉛山的一間小牢房裏，酷熱的暑天，牢房像蒸籠，楊潮在獄中以頑強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難，從事翻譯工作。經過兩個月的埋頭苦幹，終於將美國作家克倫斯·戴氏的長篇小説《我的爸爸》翻譯完畢。後由夏衍作序，直到他死後的1946年11月才由生活書店出版。在獄中他還翻譯了《今日之戰爭》《未來的戰爭》等。

楊潮堅信馬列主義，特務們要他寫悔過書，他嚴詞拒絕了；特務們又威逼他加入國民黨，他嗤之以鼻。利誘不成，特務們又對他進行殘酷的迫害。精神與肉體的折磨，終於使楊潮重病在獄中，卻不能得到及時醫治。1946年1月3日，楊潮自知死神臨近，此時他已不能提筆，不得不請同獄的諶震代筆，給妻子留下最後的遺言：“強：我真不想死，因為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做。現在我只希望你堅強的活下去，希望六妹再接再厲為中國學術文化多盡點力。我從事譯著十餘年，此刻回想起來，真覺得太少。我一向集中力量做當前的工作，並不曾打算先替自己留點永久的業績，更沒有想到就這樣死了。不過總計這些年，寫的東西如蒐集齊全也有四五百萬字，雖説算不了什麼，總是我一生留下的腳跡，希望六妹為我集輯出版，那我也就不虛此生了……”。八天以後，也就是1946年1月11日早晨，楊潮去世了。 ^[2] 

楊潮死訊傳出，輿論譁然。重慶的《新華日報》、上海《聯合日報》等紛紛發表社論，抨擊國民黨當局對楊潮的迫害。上海文化名人聯名發表向國民黨抗議的聲明。楊潮的胞妹楊剛在美國聽到楊潮的死訊後，在《大剛報》上發表公開信，質問顧祝同，嚴詞抗議，並指出他們要對楊潮的死負完全責任。楊潮的死，也激起了國際輿論界的強烈反響。美國新聞界的史坦因·愛潑斯坦、史沫特萊、懷特等24人，從紐約致電國民黨政府，對楊潮被迫害致死表示強烈抗議。 ^[2]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和新聞界1000多人，在國泰殯儀館舉行楊潮追悼會，由郭沫若主持。會上，馬敍倫、梁漱溟、許廣平、金仲華、田漢均紛紛致詞，對楊潮在軍事評論上的遠見卓識，作了高度評價，並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罪行進行了控訴。 ^[2] 

楊潮著作有《羊棗政治軍事評論選集》《歐洲縱橫談》等。

1946年5月15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共一千餘人，在國泰殯儀館舉行楊潮烈士追悼大會。追悼大會由郭沫若主持，他憤激地曉：“我們誓和—切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分子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完成死者未完我的任務。”接着是馬敍倫、梁漱溟．熊佛西、金仲準、許廣平、田漢等注追悼會上講話。會場拄滿了輓聯。郭沫若送的輓聯是：天下得澄清，黨鋼無端戕孟博

江南餘瘴病，招魂何處哭靈均

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送的輓聯，概括了楊潮烈士革命的一生：

新聞鉅子，國際專家，落落長才驚海宇：

縲紲蒙冤，圉圄殞命，重重慘痛絕人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