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

青年時期受進步思想影響，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讀書時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 ^[3]  。1925年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季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任共青團南洋大學支部書記及上海法南區團委書記。同年秋調團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中國青年》。

1927年5月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27年起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共青團駐少共產國際代表。長征時，在紅軍第一方面軍“紅章”縱隊政治宣傳部工作，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屆中央委員 ^[6]  ，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他寫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老山界》編入蘇教版八年級上冊第3課。《老山界》編入上海版七年級上冊第十九課。《老山界》編入長春版七年級上冊第八課。

在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衞即將叛變革命的危急關頭，陸定一根據任弼時同志主持召開的團中央緊急會議精神，參與起草了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請求黨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開展對國民黨右派的堅決鬥爭。隨後，陸定一以共青團代表身份參加了在中國革命緊急關頭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八七會議。這期間，他以犀利的文筆撰寫了大量文章，鞭撻黑暗勢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堅韌不拔地進行鬥爭。

1928年初，陸定一根據團中央的指示，到廣東幫助廣東團省委工作，協助組織了1000多名青年參加紅軍。1928年秋，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陸定一被選為團中央委員，仍擔任宣傳部部長，主編《中國青年》。他撰寫了《中國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闡述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在理論和宣傳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1928年底，根據黨的決定，陸定一赴蘇聯莫斯科，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少共國際執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此期間，陸定一與瞿秋白、鄧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錯誤進行了鬥爭。

1930年陸定一回國後，繼續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

1931年，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後，陸定一被錯誤地撤銷了團中央委員、團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

1934年10月，陸定一隨中央第二縱隊幹部隊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當年28歲。遵義會議後，他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主編《紅星》報。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參加了東征、西征，後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陸定一歷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

1940年底，陸定一奉命回延安。

1942年4月，延安整風運動期間 ^[4]  ，他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撰寫了《從實際出發》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同年8月，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他撰寫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強調新聞要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堅持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提出新聞的定義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在新聞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5年，陸定一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6年，陸定一作為中共代表團團員，赴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在周恩來領導下，為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同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了堅決鬥爭 ^[5]  。

1947年1月，他發表了《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文，透徹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當時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關於美國反蘇戰爭口號的實際意義是侵略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關於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等戰略思想，在全國和世界上引起廣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陝北時，陸定一兼任中央直屬隊政委，隨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轉戰陝北，做出了出色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陸定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7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毛澤東同志赴莫斯科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958年倡導創辦新中國第一所農村職業中學。

1959年，陸定一任國務院副總理。

1960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劉少奇、鄧小平同志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

1962年，他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長。

陸定一長期負責黨的宣傳文教工作，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建設和發展黨的宣傳文化教育事業，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文化大革命”中，陸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幫”的嚴重迫害，被關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陸定一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被增選為副主席。同年9月，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

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

1983年6月，在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副主席。在黨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陸定一同志學識淵博，對古典文學和歷史造詣較深，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他的英文水平較高，青年時代翻譯了不少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在延安時期，曾參與毛澤東同志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翻譯工作。他注重調查研究。

1991年他85歲高齡時，還主持編輯了他從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親自撰寫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簡練的文筆頌揚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著有《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老山界》等等。

陸定一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具有高度的黨性，顧全大局，一切服從黨的安排，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黨的宣傳思想和教育文化事業。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懷，對黨外民主人士坦誠相待。他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為人民政協事業和黨的愛國統一戰線做出了貢獻。他作為早期從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終十分關注共青團的工作，對青年一代寄予了無限期望。

陸定一在中央蘇區時任蘇區共青團宣傳部長，長征時任《紅星報》主編、總政宣傳部部長、陝甘支隊政治部宣傳部長等職，對長征的政治宣傳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這位出身於詩書世家的職業革命家文章寫得很好，他還善於寫詩。在長征途中，陸定一寫了許多詩歌。在革命戰爭中，這些詩篇適應了鬥爭的需要，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但很可惜，這些不同尋常的作品除了少數幾首外，大都沒有保留下來。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北渡大渡河，同紅四方面軍會合。為此，紅軍必須經過大涼山，借道彝族(當時稱為“ 夷”)聚居區。由於歷史上反動政府長期歧視與壓迫少數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漢人，加上語言不通，更易造成誤解。因此，通過彝族聚居區成為一個難題。中央決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關係，要求全軍模範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為此，部隊上下開展了一場黨的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對內，教育指戰員瞭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風俗，嚴守紀律，做到秋毫無犯；對外，發佈告，貼標語，向羣眾宣傳，講明共產黨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釋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根據中央的精神，陸定一撰寫了一份佈告，以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發佈，佈告全文如下：

“佈告詩”

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人貧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夷人太毒；苛捐雜税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夷民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羣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

紅軍總司令朱德這張佈告為“六言韻文”，或者稱為“佈告詩”，六字一句，一韻到底，通俗簡明，朗朗上口，易記易傳。佈告深刻揭露了四川軍閥的罪行，準確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宗旨、任務、政策、紀律，在當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傳作用，許多彝族羣眾就是通過這個佈告瞭解到世界上還有共產黨和紅軍的。紅軍先遣隊司令劉伯承在動員時，也特別強調要執行、宣傳這個佈告。他對部隊宣佈：“彝人會射箭打槍，疑忌漢人，和我們語言不通，但他們不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他們和國民黨軍隊不是一回事。我們要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廣泛宣傳朱總司令安定彝民的佈告，爭取和平通過彝民區。”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紅軍一路上不僅沒有和彝民發生衝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羣眾參加紅軍。還應當指出的是，這一“佈告詩”是第一次使用“紅軍萬里長征”這一具有光輝歷史意義的特定用語的。也就是説，“萬里長征”這個詞，是陸定一的創造，並經過朱德總司令的首肯而傳播開來的。

兩大主力軍會合歌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翻過夾金山，同先期到達懋功地區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遠道而來的戰士噙着熱淚，在雪山腳下翹首佇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擁抱，兩軍都沉醉在狂歡的熱潮裏。慰問品源源不斷地送到了紅一方面軍指戰員手中，戰士們高昂的歌聲震撼山河。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是紅軍長征史上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使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兵力達到十多萬人，為開創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兩軍會合後的行動方向應當指向哪裏？是就地發展，還是繼續北上？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將長征與抗日聯繫起來；而張國燾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在這種形勢下，陸定一寫下《兩大主力軍會合歌》，歌詞如下：

兩大主力軍邛崍山脈勝利會合了，/歡迎四方面軍百戰百勝英雄弟兄。/團結我們工農武裝不可摧毀的力量，唉！/團結我們工農武裝不可摧毀的力量，/堅決赤化川陝甘。/萬餘里長征經歷八省險阻與山河，/鐵的意志血的犧牲換來偉大的會合。/為了實現抗日救國解放民族的事業，唉！/為了實現抗日救國解放民族的事業，/高舉紅旗向前進。

這首《兩大主力軍會合歌》熱情奔放、鏗鏘有力，不但謳歌了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偉大勝利，而且將中央的精神寫進了歌詞，通過傳唱，使每個紅軍戰士明瞭會師後的主要任務。這對於統一全軍的思想無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打騎兵歌

紅軍進入川西北後，經常遭到反動騎兵的襲擾，並屢屢受挫，這是長征以來遇到的亟待解決的新問題。為此，中央軍委於1935年8月6 日頒佈了《關於對敵人騎兵作戰的指示》，詳細講解了騎兵的基本特徵及缺點，在各種情況下與騎兵作戰的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項；劉伯承、葉劍英等分別講授打騎兵的基本知識；紅軍各部也掀起學習打騎兵戰術的熱潮。為了配合鬥爭的需要，陸定一與楊尚昆的妻子、紅軍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戲劇教育家李伯釗合作寫了一首《打騎兵歌》，將打騎兵的要點編成歌曲，在部隊中傳唱。

《打騎兵歌》的歌詞如下:敵人的騎兵不需怕，/沉着勇敢來打它，/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齊放易射殺。/我們瞄準它！/我們打垮它！/我們消滅它！/無敵的紅軍是我們，/打垮了敵人百萬兵。/努力再學打騎兵，/我們百戰要百勝。歌詞寫成後，李伯釗配了曲，在《紅星報》上發表，立即引起了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興趣，很快傳遍了紅一方面軍的各 個連隊。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也很喜歡這首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劉瑞龍回憶道：“這首《打騎兵歌》，寓戰術要領於歌曲，情趣盎然，朗朗上口，廣大指戰員都喜歡唱。”歌曲獲得如此廣泛的反響，更激發了李伯釗的創造熱情，於是，她又編了《打騎兵舞》，紅軍政治部通知各宣傳隊派人到毛爾蓋學跳這個舞。歌舞結合，歡快熱烈，紅軍戰士們學習的興致更濃了。一首好的歌曲所起的效果是難以估價的，據紅一軍團宣傳隊幹部回憶：“《打騎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廣普及，的確發揮了應有的效用，以後紅軍遇到騎兵，再也不感到驚慌失措了，一排子槍打過去，打得敵人人仰馬翻。”

陸定一同志的著名新聞學論文《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是1943年春天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產物，也是以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為標誌的中國第一次新聞改革的產物。它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與方法，闡述了無產階級新聞學最基本的問題，即新聞的本源問題，同時闡明瞭“新聞如何能真實”的問題。論文提出，新聞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僕”；辦報的人要有羣眾觀點，辦報要走羣眾路線。這些觀點與當前我國中央領導要求新聞工作“三貼近”（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羣眾）正是一脈相承的。我們正面臨着新一輪的新聞體制改革。但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不管事業怎麼開拓創新，陸定一同志的《基本觀點》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與辦報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堅持走羣眾路線的思想，永遠是我們搞好新聞工作、加強自身修養的思想準則與行動指南。

陸定一珍貴照片集(15張)

第一，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與方法，闡述了無產階級新聞學最基本的問題，即新聞的本源問題。“唯物論者認為，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質的東西，乃是事實。就是人類在與自然鬥爭中所發生的事實。因此，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新聞是事實的報道，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事實在先，新聞（報道）在後。這是唯物論者的觀點。”並且進而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論的“性質説”，闡明事實與新聞政治性的關係：一定要認識事實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質”、包括“政治性”在內，與事實比起來都是派生的、被決定的、第二性的。在闡明新聞本源的同時給“新聞”下了一個唯物主義的定義。陸定一同志當時在文中強調的：“一定要認識我們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而且尊重事實是與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實的，那怕裝得象很‘革命’，實際上一定是反動的傢伙。”“只有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才能做個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新聞工作者。”這一系列至理名言與精闢論述，不僅在當時是揭批德意日法西斯造謠的“新聞理論”、國民黨反動特務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理論”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與“假、大、空”文風的鋭利思想武器，還是我們新聞工作者加強自身修養的準則。論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重讀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第二，是闡明“新聞如何能真實”的問題。論文基本肯定了資產階級新聞學中新聞必須具備“五要素”（即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因等）的觀點，也基本肯定了資產階級新聞學主張記者採訪必須“親自踏看”是對的，但同時指出這是很不夠的。因為“五要素”俱全的新聞中還是有可能出現假新聞，因為記者“親自踏看”還是有可能只見表面與片面，乃至被假象矇蔽，而且記者不可能事事都能到現場。因此陸定一同志提出：“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報紙，與人民有密切聯繫的報紙，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具體要求：專業的記者要與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結合。這些原則、觀點與傳統，至今繼續有效。特別當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報、辦廣播電視、辦網站等，都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來指導工作，萬萬不能以為是老生常談而麻痹大意。

唐義貞

陸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唐義貞比陸定一小3歲，出生於湖北武昌金口鎮一箇中醫家庭。唐義貞14歲進入董必武主持教務的湖北省立女子師範讀書，那時正是大革命時代，新文化運動活躍。她接受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冒着危險在車站、港口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給市民傳遞北伐軍節節勝利的消息。1927年7月15日，汪精衞在武漢向革命者舉起屠刀。18歲的唐義貞被黨組織送到蘇聯，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裏，她遇見了也在莫斯科的陸定一，那時他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兩人一見如故，在1929年結為夫婦。 1930年夏天，陸定一先她回國。不久唐義貞也來到了上海，與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一起工作。1931年春天，在顧順章叛變革命的最嚴峻時刻，陸定一夫婦在住所接待了周恩來。1931年5月，唐義貞要求去蘇區工作的願望得到批准，她和陸定一分別後，和何叔衡扮作父女坐海船在汕頭登岸，沿着秘密交通路線，到達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定。7月，國民黨軍隊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唐義貞協助蘇維埃政府準備轉移，不意有一天竟遇見陸定一，兩人大喜過望。陸定一告訴愛妻，他被打成奉行調和路線的人，已被撤銷了團中央宣傳部長和中央委員職務，幾經輾轉，才從上海來到這裏。9月，隨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唐義貞隨陸定一到了瑞金。此時陸定一已由團中央巡視員改任蘇區團中央局宣傳部長。他們在葉坪附近一座廢廟裏安了個家，第一個女孩也是在這裏降生的，她被取名“葉坪”。

1932年初，唐義貞擔任紅軍衞生材料廠廠長，並加入了黨組織。這年9月，中央軍委設立總衞生部，唐義貞任下屬的藥材局局長，並仍兼任廠長。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將孩子寄養在當地一位工人家裏。一天，她突然接到陸定一的信，原來蘇區團中央局在“左”傾思想指使下，指控陸定一犯了“右傾”錯誤，又撤銷了他現任職務，他重新被派回上海去當團中央組織部幹事。就在這之後不久，唐義貞還意外地遇見被押解着的面容憔悴的鄧小平。她請看守將他帶到自己的住處，用僅有的一個銀元買了兩隻雞，讓鄧小平打了一回牙祭。臨走還讓鄧小平將沒吃完的雞帶回他的禁閉室。 1932年下半年陸定一從上海經贛東北又回到中央蘇區，他的案子也得到中組部平反，一對患難夫妻再次相聚。1934年10月，由於“左”傾錯誤路線的惡果，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唐義貞還有一個月就要生產，被留了下來。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蹣跚的她，陸定一依依不捨。唐義貞清楚這可能是最後一別，但兩人都盡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紅軍主力撤出中央根據地後，把持蘇區的當權者卻在宗派主義影響下，無端開除了唐義貞的黨籍。1934年11月，她隨被派往閩西的福建省委秘書長毛澤覃一行人前往長汀。11月19日，唐義貞在鄧子恢母親楊老太太陪伴下，到達長汀圭田，20日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小定。十幾天後，她含淚和新生嬰兒分別，回到自己的隊伍。1935年1月中旬，部隊處境日趨險惡，他們決定往江西方向轉移，去尋找陳毅的部隊。隊伍通過兩山夾峙的一座獨木橋時，有人為切斷追兵，拆毀了這座橋，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敵36師迅速包抄過來，唐義貞預感形勢危急，向身邊的少共福建省委宣傳幹事陳六嬤託付自己身後事説：“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圍出去。我送你一對銀鐲留作紀念。我若犧牲了，日後有人問起，就告訴他：我丈夫叫陸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個男孩，名叫小定，送給圭田鄉的範其標、聰秀妹夫婦撫養。”經過一場殊死戰鬥，困在烏蛟塘大山中的唐義貞等二十餘人，終因寡不敵眾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堅貞不屈的唐義貞倒在敵人的槍口下，當時她還不滿26歲。

1943年11月，陸定一在延安得知唐義貞壯烈犧牲的消息時心都碎了。他失眠半個多月，在那些不眠之夜，懷念着英勇獻身的親人，思念着不知流落何處的骨肉――女兒葉坪以及不知性別和名字的另一個孩子。陸定一後來回憶説：“最壞的事情發生了。我失眠半個多月。從此，不論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淚來了。”

嚴慰冰

陸定一和嚴慰冰的婚姻，是陳雲作主介紹的。嚴慰冰是一位才女，能詩擅詞。她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開學時正逢抗戰爆發，她就毫不猶豫地奔赴延安，進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即上了前方。與陸定一結合後，她撫養了3個孩子。 “文革”開始後，嚴慰冰成了林彪上台“祭刀”的第一個犧牲品。她寫了封匿名信，懷疑林彪夫人葉羣歷史有問題，被打成要兇惡地“謀害林彪全家”的現行反革命分子，1966年4月被捕入獄，身陷囹圄13年。寫匿名信是嚴慰冰個人行為，但也株連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的陸定一。嚴慰冰的母親過瑛老人，在抗戰初期帶着三個女兒，歷盡艱難，行程萬里，到達延安。這位對共產黨作過貢獻的革命老人，七十高齡，竟也被抓進南京老虎橋監獄，並於1968年冬天死於獄中。嚴慰冰的三個妹妹：嚴昭、嚴梅青、嚴萍，也無一倖免地被關進秦城監牢。陸定一的兒子也被抓進監獄六年，批鬥時眼睛被打傷，還被打斷兩根肋骨。嚴慰冰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於1978年12月無罪釋放。陳雲80壽誕時，嚴慰冰前去祝賀，陳雲親筆書寫條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贈給嚴慰冰。一身是病的嚴慰冰於1986年辭世，終年不足70歲。

本來1949年全國解放時，他就動過去江西尋找失去前妻及兒女下落的念頭，但是由於公私兩方面的原因，沒有成行。到了晚年，他思念愈熾，總覺得這種牽掛，生前該有個了結。他拜託了江西、福建兩省有關政府部門。他們為尋找革命前輩和烈士留下的兒女，盡了最大的努力，詳細研究唐義貞烈士的生平事蹟，到處查找有關線索。所幸唐義貞託孤的陳六嬤仍健在，最先找到的是當年撫養在範其標家的兒子小定，隨後才在江西贛南一個縣裏，找見了他的女兒葉坪一家。 1985年春天，長汀縣人民政府在唐義貞烈士英勇就義的四都下賴村，豎起了一座漢白玉紀念碑。與陸定一失散五十餘年的一雙兒女也被尋找回來，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兒女。陸定一知道這喜訊後，和兒女們取得了聯繫。農家出身的知識分子、他的外孫賴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從未見過面的外公。外公仔細看了他們寄來的各自家庭和孩子們的照片。當看到女兒葉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孫女，一個風華正茂的女青年時，老人眼睛定住了，隨即老淚縱橫，不能自持。因為，這孩子的容貌、神氣，太像她的外婆唐義貞了！對於將要到來的團聚，老人和兒女、孫輩，彼此都很慎重。兒女和孫輩考慮到老人已過八旬高齡，體弱多病，不能讓他太激動。而老人方面，又覺得和失散多年的兒女、孫輩團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紀念的大事，要選擇好日子和好地點。他選擇了在江西南昌見面。 1987年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在南昌一家旅舍，陸定一和失散多年的親人們重聚。按陸定一的要求，外孫女穿着紅絲絨旗袍同他見面。相見的那一剎那，真似五十多年前青春煥發的唐義貞形象的復活。外公擁着自己的外孫女痛哭失聲，滿座的人都默默飲泣。在唐義貞墓前的石碑上，留下了陸定一的親筆題辭：“義貞知己，我的夫人。”

位於無錫市西河頭28號，為清末民初建築，房屋前後三進，有數十間房屋，第三進為轉盤樓結構，帶有後花園。 陸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在無錫西漳，在1925年“五卅運動”的波濤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後，他先後歷任團中央、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八路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此宅原是美國鋼鐵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長在1918年用建協和醫院的剩餘材料為其父母建造的一所住宅，直到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後才離去。1946年1月，這裏成為軍調部國民黨代表駐地，後為龍雲家所有。新中國成立後，陸定一居住在此，去世後仍歸龍家。

該宅院現存建築面積近千平方米，坐北朝南。院西牆中南部闢一大門出入。門南側有一座四角攢尖頂方亭子。院內房屋稀少，北部五級水泥台階上為宅院的主體建築，為一幢中西合璧式房屋，“工”字形平面，混凝土結構，地下一層，地上一層，中式大屋頂，中間為廡殿頂，四角為四角攢尖頂，均為灰筒瓦屋面。南部中間有一露台。院中栽植海棠、蘋果及槐樹等花草果樹。庭院中甬路呈S字形。院內散落有石獅、石觀音等雕刻，西南處地面上有圓形龍紋石刻。

1984年1月10日公佈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保護情況較好。

1996年5月，陸定一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無錫太湖邊的華僑公墓。

2016年9月29日，經中央批准，陸定一骨灰遷入八寶山革命公墓新墓地。

陸定一同志學識淵博，對古典文學和歷史造詣較深，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他的英文水平較高，青年時代翻譯了不少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在延安時期，曾參與毛澤東同志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翻譯工作。他注重調查研究。1991年他85歲高齡時，還主持編輯了他從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親自撰寫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簡練的文筆頌揚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

陸定一同志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具有高度的黨性，顧全大局，一切服從黨的安排，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黨的宣傳思想和教育文化事業。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懷，對黨外民主人士坦誠相待。他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為人民政協事業和黨的愛國統一戰線做出了貢獻。他作為早期從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終十分關注共青團的工作，對青年一代寄予了無限期望。

陸定一同志對革命和建設事業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嘔心瀝血，忘我工作。他認真執行黨章，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政治生活準則，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維護黨中央的權威。他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廉潔奉公，生活樸素，不爭名利。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愛護幹部，維護團結。他對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表現出人民公僕的本色。

陸定一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奮鬥的一生，是為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奮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的逝世，是黨和人民的一大損失。我們要學習陸定一同志的革命品德和優良作風，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為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

陸定一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