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徵農

1904年1月31日，夏正和（夏徵農）出生於江西豐城縣鈔塘鄉夏家村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志向遠大，讀了 8 年私塾後，進入南昌心遠中學學習。 ^[2] 

1919年，夏徵農作為小學學生代表參加了“五四”運動。1925年，又作為高中學生代表參加了支援上海五卅慘案的活動。 ^[1] 

1925年秋，21歲的夏徵農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得以接觸《共產主義ABC》、《三民主義》等進步書刊，並於次年10月秘密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受黨組織派遣，夏正和來到江西新建縣開展農民運動。7月27日，他接受了黨組織要求其參加武裝起義的任務，將已派到農村的各個工作組召回來加入起義部隊。 南昌起義爆發當天，夏正和組織農民參加運輸物資，還奉命在昌北的牛行車站附近挖戰壕和工事，準備阻擊九江來的敵人援軍。南昌重新被敵人佔領後，夏正和前往上海尋找黨組織。 ^[2] 

來到上海後，本來組織上考慮讓他去蘇聯留學。他卻不願意，説道：“幹革命就要在中國幹，到外國去幹什麼？”最後，在陳望道的幫助下，夏正和進入復旦大學，邊讀書邊從事地下工作。在校期間，他擔任復旦共青團支部書記，與進步同學公開辦起了《青鳥》雜誌，刊登進步文章，號召學生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那時起，夏正和取了個筆名叫“夏徵農”，以後這個筆名竟取代了本名“夏正和”。

1929 年8 月，夏徵農在組織復旦學生參加集會時被捕，被反動當局判刑一年，與彭湃等革命志士一同關在龍華監獄。次年，他被轉移到蘇州監獄關押，隨後加入了監獄特別黨支部並任委員，發起了絕食抗議鬥爭。1930 年底，夏徵農出獄，先後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宣傳部長、江蘇省團委秘書等職。他在《海上青年》雜誌工作期間，翻譯了史沫特萊的《蘇區見聞》等報告文學。

1933 年初，深受魯迅影響的夏徵農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學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夏徵農受上級委派，前往各高校幫助大學生文藝團體開展進步演出活動。此外，他還參加了《春光》《讀書生活》等進步雜誌的編輯工作。 ^[2] 

1933年秋，他參加了李公樸主持的《申報流通圖書館》的工作。他在《申報》寫的“答問”散論，連續發表了數十篇。如《文學學習步驟及其它》《關於接受文學遺產》《文章可以報國嗎?》 ^[3] 

1934年夏，國民黨對上海文化界開始大掃蕩，柔石、殷夫以及《申報》總編史量才等多位“左聯”成員先後遭到殺害。 ^[2] 

1934年底，正在辦(太白》雜誌的陳望道得知夏徵農辭去《讀書生活》社的職務，即邀請他參與《太白》的編輯工作，並介紹夏徵農與魯迅見面。這以後因為《太白》幾乎每期都有魯迅的文章，於是徵農在一段時間裏與魯迅的接觸頻繁，這期間既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也從中獲得不少教益，並撰寫《魯迅研究》(1937年出版)。 ^[3] 

夏徵農冒着危險每期都向魯迅先生約稿，魯迅用"公汗"的筆名發表文章。夏徵農在1936年成為“左聯”後期領導人之一，那時“左聯”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編輯出版了《魯迅研究》等著作，與後方的文化精英一起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 。 ^[2] 

抗日爆發以後，按黨的需要，他一直從事軍政領導工作，轉戰南北，還到了南昌組織江西省青年服務團，進行抗戰宣傳活動。 ^[3] 

1938年，夏徵農到皖南參加了新四軍，任政治部統戰部副部長兼民運部部長。1941年1月6日，9000餘名新四軍戰士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遭到8萬餘國民黨精鋭部隊的伏擊。經過7晝夜的激戰，終因彈盡糧絕，除少數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當時，夏徵農隨葉挺軍長一起乘着夜色向外突圍，遭到敵人居高臨下的炮轟，形勢十分危急。

夏徵農回憶道，第二天天亮時，滿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敵人，同時傳來高音喇叭聲“你們快出來投降吧，你們的軍長已經被捕了”。接着，軍部就遭到敵人密集炮火的掃射。他帶着7位戰士突圍到荒無人煙的大王坑山頭上。由於擔心人多太顯眼，他讓一個參謀帶着兩位同志先行轉移，自己則率其他3位同志，白天靠採野果子充飢，晚上就露天宿營，好幾次都與搜山的敵人擦肩而過。

夏徵農頑強地堅持到第7個夜晚，等搜山的敵人撤退後才平安下山，在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保護下，化裝成茶商和教會人員從蕪湖登船轉移到南京、上海，然後再到江蘇鹽城的新四軍軍部。此後，夏徵農擔任過慄裕的秘書並隨軍轉戰南北。

新中國成立後，夏徵農長期主持思想宣傳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革”結束後，夏徵農回到母校復旦擔任黨委第一書記。他為撥亂反正、推動學校恢復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夏徵農認為, 對於大學生不僅要讓他們學到豐富的科學知識, 還要培養他們的民主作風、獨立思考和辦事的能力。在他的鼓勵下，學生成立了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小組，各系科都辦起了學生自己主編的牆報。在復旦工作近一年時間裏，夏徵農先後發表了《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談起》《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重視知識分子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民主辦校》等一系列重要文章。

1978年，74歲的夏徵農繼舒新城、陳望道之後出任《辭海》第3任主編。他提出了“10年修訂一次”的決策，因此有了《辭海》1989年版、1999年版。在修訂《辭海》的過程中，夏徵農親自審閲、核對重要條目，並且提倡“求實”的原則：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實事求是地解決各種難題。《辭海》的編校質量越來越高，形成“一絲不苟、字斟句酌”的“辭海精神”。

2002年，編纂《大辭海》的工作開始啓動。虛齡近百歲的夏徵農，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編。夏徵農從74歲主編《辭海》，編到101歲。

2002年11月，夏徵農以99歲高齡，出席黨的十六大。 ^[2] 

1941年1月6日下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民黨軍隊8萬多人在皖南涇縣茂林一帶對新四軍9000多人發起了圍殲性的伏擊。當時的夏徵農正隨軍長葉挺一同轉移，在將近十倍的敵人面前頑強地拼殺了好幾個晝夜，數次突圍卻遭到敵人的堵截。為了衝出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葉挺軍長下令給每人發50塊銀元，分散突圍。

按照葉挺的囑咐，夏徵農冒雨突圍。在山上連續攀爬了好幾個晝夜後，他已筋疲力盡，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心一橫，找了個山洞，把揹包往洞口一睹，身子往草上一倒便睡去了。天剛矇矇亮時，夏徵農被一陣悉悉嗦嗦的響聲驚醒，起初認為是野獸回洞，後來才認定是患難中的戰友。在那個特定的歲月，正經歷着難以想象的艱難，戰友重逢，歡樂、激動，一股熱血沸騰的暖流，衝散了山野清晨的寒氣。“這下好了！”“現在我們是四個人三隻槍，頂呱呱的武功隊，只要渡過青弋江，我們就魚躍大海了。”

在夏徵農的帶領下，他們經過一週的晝伏夜行，來到承流峯下的殷衝澇柳村。正當他們為如何走出這個是非之地發愁時，他得到了一位馮姓青年的幫助。在小馮的協助下，他們和遠在茂林村的中華聖公會陸會長取得了聯繫。在他們的建議下，夏徵農化名“柳青山”化妝成中華聖公會，跟隨小馮去往蕪湖。

初春的金色陽光，暖洋洋地灑在彎彎曲曲的山徑小道上。夏徵農跟隨着小馮上路了。白天他們沿着碧青見底的青弋江岸，起早摸黑，走村串户。白天，他們輪番着象唱山歌似的吆喝着：“染衣嘍！染衣嘍！祖傳秘方，永不褪色！”晚上，他們亮出中華聖公會證件，安安穩穩吃飯，舒舒服服住店，絲毫不露破綻。皖南的隆冬，打個瞌睡就過去，轉眼之間，明媚的春光已把大地喚醒。夏徵農跟隨着小馮，經過一個多月的晝伏夜行，有驚無險地通過了一道又一道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終於在3月12日下午，勝利到達蕪湖市，順利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車，成功脱險。 ^[1] 

1998年6月的一個夜晚，96歲的夏徵農還在伏案。突然，電話鈴響了。夏徵農拿起電話，那端傳來江澤民總書記的問話。他問夏徵農：“為什麼《康熙詞典》收詞有4萬多，《辭海》只有1萬多?”夏徵農答道：“因為《辭海》是面向大眾的普及型、實用型工具書。因此，一些冷僻的、專業性很強的詞就不收了。我們還準備編一部《大辭海》，供學術工作者使用。這裏的收詞就多了。”在修訂《辭海》的過程中，夏徵農親自審閲、核對重要條目，並且提倡“求實”的原則：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實事求是地解決各種難題。《辭海》的編校質量越來越高，形成“一絲不苟、字斟句酌”的“辭海精神”。

2002年，編纂《大辭海》的工作開始啓動。虛齡近百歲的夏徵農，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編。有人以為，他也就是掛個虛名而己。其實不然，雖然具體工作有他人做，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辭海》的工作會議，他都參加。夏徵農從74歲主編《辭海》，編到101歲，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生於1904年、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夏徵農，黨齡長達82年。改革開放後，他雖已過古稀之年，但是仍思想敏捷，目光犀利。他清醒地看到：經濟發展以後，各種誘惑勢必給共產黨人帶來新的考驗。因此，他在多種場合提出：共產黨員，尤其是受黨多年培養的老同志，一定要“保持革命晚節”。事實上，夏老的這根“馬克思電筒”棒，不光是用來照別人，也是照自己的。他有13個子女，大多數是工薪階層。對子女，他説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們要老老實實做人，出了事，我是不會幫你們開脱的。”

2002年11月，夏徵農以99歲高齡，出席黨的十六大。他吟詩一首獻給十六大：“六入京都為黨謀，敢因衰老不分憂？歡呼祖國愈強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對霸權成眾志，清除腐敗解民愁。相期後浪超前浪，高舉紅旗萬萬秋。”這裏的“六入”，指的是他曾經6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他説：“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產黨。當時我莊嚴宣誓：永遠跟黨，永不叛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我一輩子記住我的入黨誓言，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