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德均

葉德均，193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1944年在湖州中學任教，1945年在青年中學任教，1947—1948年在長沙湖南大學任副教授，1948年到1956年7月，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書，1956年7月6日去世，年僅四十五歲。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葉德均一生主要從事戲曲、小説和民間文學等所謂的“俗文學”研究，主要著作有《淮安歌謠集》（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9年版）、《曲品考》（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研究室1944年鉛印本）、《宋元明講唱文學》（上雜出版社1953年版）等等。葉德均去世後，他的著作由趙景深、李平整理，結集為《戲曲小説叢考》，收錄了葉德均一生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該書1957年12月已經整理完畢，但是直到1979年5月才由中華書局出版，2004年12月中華書局又出版了第二版（以下簡稱《叢考》，頁碼以中華書局2004年第二版為準）。葉德均的相關研究在其同時代學者中成就斐然，但是他死後卻頗為寂寞。雖然現當代學術界對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用，但是對其進行全面評價的論文卻頗為稀少。

20世紀20、3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民間口頭文學受到人們的熱情關注，興起了所謂的“歌謠學運動”。1920年在北京成立了歌謠研究會，1922年開始發行《歌謠》週刊，向全國公開徵集歌謠。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創辦了《民間文藝》週刊，次年更名為《民俗週刊》，發表了很多關於民俗和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的文章，葉德均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葉德均出版的第一部書《淮安歌謠集》，就是蒐集、整理的家鄉淮安的歌謠，1929年該書作為“民俗叢書”之一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這一年他才十八歲。該書的出版，激發了葉德均的研究熱情，此後數年他一直致力於民俗和民間文藝的研究，即使在研究戲曲、小説時，他往往也會借用民俗學或民間文學的方式和方法。他發表的民間文學方面的論文主要有《民間文藝的分類》（《文學週報》第6卷，開明書店1928年版）、《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過去及現在》（《草野》第5卷第3號，1931年4月25日）和《猴娃娘型故事略論》（《民俗》週刊第1 卷第2 期，1937年1月）等等。其中，《猴娃娘型故事略論》一文借鑑了鍾敬文《中國民間故事型式》（《民俗學集刊》第一輯，1931年7月）中的分類方式，論述了猴娃娘型故事發展演變的情況與原因，該論文影響較大，至今仍然被廣泛引用。

葉德均在講唱文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宋元明講唱文學》，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較早的一部關於講唱文學的專著，由上雜出版社1953年初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再版，中華書局1959年第三版。該書首先從韻文的文辭和實際演唱的情況，將講唱文學分為兩大類——樂曲系和詩讚系，然後論述了宋、元、明時期各種講唱文學發展的基本情況。例如樂曲系的講唱文學，他分別講述了宋代的小説、敍事鼓子詞、覆賺和諸宮調，元代的馭説、説唱貨郎兒，明代的陶真、敍事樂曲道情和敍事蓮花落等。詩讚系統的講唱文學，他論述了宋代的涯詞、陶真，元代的詞話，明代的彈詞和鼓詞等。在該書中，葉德均根據元雜劇中大量引用詞話的事實，認為“戲曲是從敍述體的説唱發展而來”（《叢考》第664 頁）；他認為“詞話的詞是應作‘文詞’和‘唱詞’的廣義解釋，既有詩讚詞，也有各種樂曲詞，但應以詩讚詞為主”（《叢考》第658 頁）等等，這些論述都很具有啓發意義。

葉德均的《歌謠資料匯錄》（1955年）是他從宋代以來的筆記、詩話、地方文獻、通俗小説和元、明、清以來的南戲、傳奇等資料中輯錄出的歌謠資料，目的是給研究口頭文學的人提供幫助，文中還輯錄了瑤歌、僮歌、苗歌等少數民族的歌謠，十分珍貴。另外，葉德均對於清代的彈詞女作家，也給予了關注。

他著有《〈再生緣〉續作者許宗彥梁德繩夫婦年譜》，文章在考察了《再生緣》作者陳端生的家庭情況後，詳細考證了梁德繩夫婦的生平、經歷和續寫《再生緣》的基本情況。他對於彈詞《筆生花》的作者邱心如、彈詞《夢影緣》的作者鄭澹若、彈詞《精忠傳》的作者周穎芳等人的生平經歷也都有些新的發現。

戲曲研究是葉德均一生學術研究的重點，他在這方面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具體説來，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 重視戲曲資料的蒐集、整理，尤其是重視劇目的清理與調查：20 世紀初，我國的學術界出現了兩位著名的戲曲研究家，一位是王國維，一位是吳梅。王國維著有《曲錄》（1908 年）、《戲曲考源》（1909 年）、《古劇角色考》（1911年）、《宋元戲曲考》（1912 年）等著作，吳梅有《奢摩他室曲話》（1907 年）、《顧曲麈談》（1914 年）、《中國戲曲概論》（1926 年）等著作，在當時的學術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王國維、吳梅研究戲曲的方法和路數頗有不同。王國維研究的重點在戲曲資料的蒐集、整理，他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宋元戲曲考》，該書在戲曲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王國維在《序》中曾經十分自豪地説：“世之為此學者自餘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吳梅研究的重點在戲曲的格律，在此基礎上研究如何賞曲、譜曲；在戲曲史方面，他在王國維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把研究重點轉向明清的傳奇和雜劇。在這兩種研究範式中，葉德均更加欣賞王國維的研究方法。他稱讚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曲錄》等作品“不僅考證精確，而且奠定了戲曲史研究的基礎”；他對於吳梅的戲曲研究則多有批評，他認為吳梅“決非一個現代的戲曲史家，而是致力於作曲、訂譜的傳統文人”，“他以畢生精力虛耗在無用的作曲、度曲方面，以至在戲曲史方面所得有限，這是頗可惋惜的”，他還批評吳梅研究戲曲時“治學方法的隨意和考證的疏忽”（《叢考》第484—494 頁）。

與王國維大約同時，另外一位戲曲研究者——姚華，也很受葉德均的推崇。葉德均在《姚華的〈菉漪室曲話〉》一文中，稱讚姚華“用治經史的校勘、輯佚的樸學方法來治戲曲”，其研究成果“精密獨到”（《叢考》第480頁）。其實，這也是葉德均本人最為欣賞、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的《曲品考》（1944年）、《曲目鈎沉錄》（1949 年）、《祁氏曲品劇品補校》（1955年）等都是這方面的作品。《曲目鈎沉錄》是葉德均用力頗勤的一部古代戲曲目錄。該文在凡例中聲稱，“凡元明清諸家曲目、曲評之書已著錄之曲目”、“明清公私家藏書目及匯刻書目所載者”以及“凡諸家曲目未著錄而今尚存傳本者”等概不收入，而所收錄的“大抵取材於詩、文、詞集、詩話、雜著、方誌、書目、小説、戲曲諸書，以未見著錄且無傳本者為限”。據筆者統計，葉德均從大量的資料中共鈎沉出明代的雜劇十五條（十五種），傳奇十九條（三十五種）以及雜劇、傳奇未明之屬十一條（十五種）；清代的雜劇十五條（三十一種），傳奇四十三條（五十四種）以及雜劇、傳奇未明之屬二十一條（二十六種）。這種研究工作，需要翻閲大量的資料，披沙揀金般去尋找自己所需要的內容。在一般學者看來，這是一種費時費力而又不討好的工作，即使付出了艱鉅的勞動，其研究成果也很難在學術界引起重大的反響。但是，這種工作對於我們全面地瞭解明清時期的戲曲創作、流傳情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不是一個熱愛戲曲、淡於名利的人是絕對不會做這種工作的。葉德均在《曲目鈎沉錄》中，不但鈎沉出了許多古代戲曲劇目，而且對於同一題材或同一劇名的相關劇作進行了總結，使我們看到某一題材的作品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域的傳播情況，達到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如他在談到清代王莘圃的《再生緣》傳奇時，就列舉了明代蘅蕪室主及清代張雍敬、張玉谷、槐庭、程北涯以及無名氏的同名劇作等等，使我們看到了明清時期的人們對此類故事的濃厚興趣（《叢考》第115 頁）。

另外，在談到無名氏的《西湖雪》時，就將清代以馮小情故事為背景的其他三部戲曲作品列出：郎玉甫《萬花亭》、張道《梅花夢》、錢文偉《薄命花》（《叢考》第135 頁）。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學術線索，便於學者們進行某一領域的專題研究。《祁氏曲品劇品補校》是葉德均的又一部戲曲目錄學方面的著作。祁彪佳的《遠山堂曲品劇品》共收曲目七百零九種，其中有二百九十五種未見其他戲曲目錄，因此受到戲曲研究界的高度重視；而且利用該曲目可以訂正呂天成《曲品》以及其它曲目的某些錯誤。葉德均的《祁氏曲品劇品補校》是以黃裳校注的《遠山堂曲品劇品校錄》（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為基礎，“擇其可補充、商榷者二百四十餘則，為之補校一過”。葉德均在補校過程中，將同一個作者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者的同名劇作放在一起來展開論述，條目非常清楚。在該文的《後記》中，他又詳細地闡述了《遠山堂曲品劇品》的學術價值，認為該書“不僅豐富了明代傳奇、雜劇的數量，也提供了明代戲曲史一些重要資料，而最主要的是對編纂明代傳奇、雜劇的曲目的，提供許多從來不知道的資料”（《叢考》第305頁）。

此外，他也指出了黃裳校本中的一些失誤，如他“不按照曲目書籍成書先後來處理，反而先提出晚出的姚、王兩家的曲目，結果除了臚列不同説法外，並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於還有‘治絲益棼’的情況，這樣做對於讀者是很難有所裨益的”（《叢考》第312頁）。葉德均不但認真蒐集劇目，而且重視索引的編制。他在《關於〈新曲苑〉》一文中，曾經為任訥輯《新曲苑》（中華書局1940 年出版）叢書三十五種編制了詳細的索引，將該叢書中引用的一百四十一種書目按朝代先後次序一一列出，大大方便了使用該書的學者。他還曾經為蔣瑞藻《小説考證》的引用書目做過索引。這種不計個人名利，甘心“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學術精神是非常可貴的，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葉德均重視戲曲資料的版本問題，他認為“現在編印古書，最低限度是必要舉出所據的版本，並以古本為主”（《叢考》第467 頁），他的《曲品考》就是這方面的作品。

《曲品》是明代著名戲曲理論家呂天成的著作，其中著錄的一百九十一種傳奇目錄和一些已佚傳奇的內容，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但是，葉德均當時能夠見到的《曲品》的版本情況十分複雜，特別是這些版本往往將呂天成的《曲品》與清代高奕的《新傳奇品》以及無名氏的《古人傳奇總目》合刊，使人們分不清楚哪些是呂天成《曲品》原有的內容。

葉德均對此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縝密的考證，力圖恢復《曲品》的真相和原貌。在《曲品考》中，他首先列舉了當時能夠見到的五種重要的《曲品》版本：暖紅室刊本、吳梅校本、《曲苑》初編本、《重訂曲苑》本和《增補曲苑》本，並根據這五個版本的來源和校補情況，將其分為《曲苑》本、暖紅室本兩個系統，指出了兩個系統的主要差異在於排列分卷和增補註釋兩個方面。

其次，他通過兩個版本系統的詳細的對比和校勘，列出了暖紅室本、吳梅校本的一百一十八處增改、註釋的情況，並一一指出它們的優缺點，他認為暖紅室本的增改“不僅混淆原文和註釋，而且還有遺誤讀者之嫌。至於改名為字，形式雖然一律，也殊失本來面目”（《叢考》第164 頁），並且有些新增的註釋是錯誤的。在此基礎上，他根據《曲品》的體例，分析了諸本共同的錯誤和《曲品》本身的簡脱情況。再次，他分析了與《曲品》合刊的《古人傳奇總目》的情況，認為該書和呂天成無關，並非《曲品》卷中，認為其作者當是“《曲品》的讀者或傳抄者”，“其時代當為清初或中葉”（《叢考》第175—176 頁）。最後，他論述了《曲品》對於黃文晹《曲海目》、姚燮《今樂考證》和王國維《曲錄》等書的影響，並指出了各書在引用《曲品》過程中的錯誤和不足之處。葉德均的《曲品考》考證細膩，論證充分，結論允當。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六冊收錄了呂天成的《曲品》，該版本在分卷方面採納了葉德均的意見，將高奕的《新傳奇品》和無名氏的《古人傳奇總目》從《曲品》中分離出來，不再作為《曲品》的一部分，但是該版本沒有説明所用的底本，有時以暖紅室本為底本，有時以“清河郡本”為底本，前後體例很不一致，又造成了新的混亂。《曲目鈎沉錄》、《曲品考》、《祁氏曲品劇品補校》是葉德均在戲曲目錄學方面的重要著作，這種研究工作對於我們完整的古代戲曲史的編寫意義重大，在學術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2. 對戲曲家生平經歷的關注：葉德均十分注意蒐集戲曲家的生平資料，他在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白樸年譜》（1949 年）、《元代曲家同姓名考》（1949 年）、《讀曲小紀》、《清代曲家小紀》等專門研究古代戲曲家的論文。《白樸年譜》寫成於1949 年，該文根據《遺山先生文集》、《天籟集》以及其它戲曲文獻，勾勒了白樸的生平經歷與主要作品，是較早地全面研究白樸的文章。

葉德均的《元代曲家同姓名考》則在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等研究的基礎上，考察了元代曲家同姓名者四十三人，其中曲家二十人，與曲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二十三人。《讀曲小紀》則考察了明代曲家張鳳翼、龍膺、王􀀀、黃鈞宰等十餘人的生平和作品。《清代曲家小紀》考察了劉赤江、王復等人的作品。上述材料的蒐集和整理雖然還不成系統，但是對於我們深入瞭解明清時期的戲曲家和戲曲創作的情況很有幫助。

3. 關於明代南戲五大腔調的論述：葉德均的《明代南戲五大腔調及其支流》是論述明代南戲聲腔方面的作品。該論文以南戲各聲腔出現時間的早晚為順序，論述了温州腔、海鹽腔、餘姚腔、弋陽腔和崑山腔等五大聲腔興起、發展、興盛、衰落的時間、地域以及具體演唱時的情況。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比較關注各聲腔實際演唱時的情況，如某一聲腔是否嚴格遵守聲調、格律，演唱時是否有樂器伴奏，如有樂器伴奏，以什麼樂器為主等等問題。他認為早期南戲主要是以清唱為主，偶爾有用管絃樂伴奏的，在演唱過程中有時採用“幫合”唱的唱法；海鹽腔則主要是清唱，用拍板或拍手節拍；弋陽腔採用幫合唱、滾唱等演唱方式；崑山腔則用笛子做主要伴奏，演唱時“特別注重抑揚頓挫，具有清柔、曲折、婉轉的特色，而用喉轉音到細若遊絲的地步，更是精緻、細膩”（《叢考》第45 頁）。其次，他還注意到戲曲聲腔的產生、流傳與當地經濟發展、城市繁榮之間的關係，五大聲腔的產生幾乎都在當時商業經濟比較繁榮的地區。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他借鑑陳寅恪“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以小説中的資料來考證戲曲。如在談到海鹽腔時，他就採用了《金瓶梅詞話》中有關材料來論述海鹽腔在萬曆時期的實際演唱情況。在該論文中，葉德均在論述宜黃腔時，注意到了湯顯祖與宜黃當地優伶的密切關係；他針對湯顯祖戲曲的不合音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湯氏《牡丹亭》等‘四夢’是供宜黃演員演唱的腳本，也是按照他們唱南曲具體情況作曲、度曲的，這自然和崑腔的唱法不同”（《叢考》第57 頁）。此一觀點，後來引起學術界的一段公案，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紛紛對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徐朔方先生在《湯顯祖年譜》中又重新提出這一觀點（中華書局1958年版），後來他又陸續著文闡述之。高宇在《我國導演學的拓荒人湯顯祖》（《戲劇研究》1979年第1期）一文中支持徐朔方先生的觀點。錢南揚在《湯顯祖劇作的腔調問題》（《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2期），詹慕陶在《關於湯顯祖的導演活動和劇作腔調——與高宇先生商榷》(《戲劇藝術》1980年第1 期)，程芸在《也談湯顯祖戲曲與崑腔的關係》（《文藝研究》2002 年第1 期）等論文中則反對這一觀點。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這一問題仍然沒有統一的意見或看法。但是，葉德均提出的這一問題，卻促使學術界深入討論了湯顯祖劇作的“失律”問題，使人們對於湯顯祖劇作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在學術界，有時提出一個有重要價值的學術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有意義。

葉德均早年主要從事民俗和民間文學研究，他的小説研究也受到其民俗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如他的《無支祈傳説考》就是在魯迅《稗邊小綴》（魯迅《唐宋傳奇集》後附錄）和黃芝崗《中國的水神》（生活書店1934 年版）的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了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探討了淮渦水神無支祈故事發展演變的過程。葉德均認為，無支祈傳説起源於唐代，在唐代流行一時；在南宋，鎖無支祈的人物由禹和庚辰改變為唐代的真實人物僧伽，僧伽降服的人物又有無支祈、水母兩種説法；在元代傳説中，無支祈變成了女性；在清代，無支祈和水母兩種傳説聯繫更加密切。在此基礎上，他分析了無支祈從水神變為水怪的原因，並認為該故事與印度《拉馬耶那》（現在一般翻譯為《羅摩衍那》）中的猴子故事無關。從民俗的角度來研究小説，為小説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葉德均的《水滸傳和宋元風習》一文，則選取《水滸傳》中關於“燈市”、“酒庫”、“錦體”、“圓社”等社會風習的描寫，將其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等資料中的相關描寫對照，發現《水滸傳》中的這類描寫和宋元時期的實際情形大致符合。這種研究方法對於探討《水滸傳》的成書過程和成書時間，有着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鑑意義。葉德均注意對小説家生平的研究。

他的《凌濛初事蹟系年》（1947年）根據嘉慶十年（1805）刊刻的《淩氏宗譜》以及《湖州府志》、《烏程縣誌》等相關材料，較為詳細地勾勒出了凌濛初的家世、生平、交遊、創作等情況，是一篇影響較大的研究凌濛初的文章，被有的學者稱為20世紀研究凌濛初家世最突出的兩項成果之一。他的《瞿佑史料輯》則在魯迅《小説舊聞鈔·剪燈新話》的基礎上，分別從郎瑛《七修續稿》、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清《浙江通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七種材料中輯錄出了有關瞿佑的材料，為我們全面評價這一人物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葉德均在《西遊記研究的資料》一文中， 考證出吳承恩與淮安太守陳文燭交遊的時間在隆慶四年（1570）到萬曆二年（1574）之間，吳承恩與總督胡宗憲交往的時間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這為進一步考察吳承恩的生平提供了依據。他在該文中還對吳承恩是否為小説《西遊記》的作者，提出了質疑，他説：“天啓《淮安府志》卷一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一二均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此《西遊記》是否即通俗小説，不無可疑，但在尚無確證可以推翻吳作説之前，仍不妨認他為《西遊記》的一個修訂者。”這一問題在20 世紀80 年代，受到學者們的普遍關注，章培恆、蘇興等著名學者紛紛對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形成研究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目前，學術界對這一問題仍然沒有定論。

葉德均對於小説的本事研究也比較關注，他的《古今小説探原三則》、《三言二拍來源小補》以及《聊齋志異的本事》等，都是這方面的文章。《古今小説探原三則》主要探討了《古今小説》（又名《喻世明言》）中《陳御史巧勘金鈿釵》、《窮馬周遭際賣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三個故事的本事來源。《三言二拍來源小補》則是在孫楷第《三言二拍來源考》、趙景深的系列論文《〈喻世明言〉的來源和影響》（1940年）、《〈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1936 年）、《〈醒世恆言〉的來源和影響》（1937年）、《〈拍案驚奇〉的來源和影響》（1933年）、《〈二刻拍案驚奇〉的來源和影響》（1946年）的基礎上，補考了五篇的來源、增補了十四篇未及入的文獻。從整體上來看，葉德均在“三言二拍”研究方面所用的工夫，不如孫楷第、趙景深先生為多。與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十四章的相關研究相比，葉德均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零星的、不成系統的，但是也為探討“三言二拍”的故事來源做了一些添磚加瓦的基礎工作。他在《聊齋志異的本事》一文中，運用了民間故事的概念和術語，指出了《聊齋志異》中四十餘則故事的本事和來源。如他認為《聊齋志異》中的《夜叉國》屬於“熊妻型”民譚，《慧芳》屬於“螺女型”民譚，《王六郎》屬於“水鬼漁夫型”民譚，《賈奉雉》屬於“仙鄉淹留型”民譚。《關於儒林外史》一文也指出了《儒林外史》中五則故事的本事和來源。其實，這種探討小説本事的工作，看似簡單，其實需要閲讀大量的資料，才能夠找到一條所需的資料，箇中苦辛，只有深入這一領域的人才能夠明白。

葉德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這一時期對原先為人們所重視的詩歌、散文的研究相對比較寂寞，而那些原來難登“大雅之堂”的戲曲、小説和民間文學開始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如20 世紀初葉王國維、吳梅等人對於戲曲的研究，魯迅、胡適等人對於小説的研究，鄭振鐸、鍾敬文等人對於民俗和民間文學的研究，這些研究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向下看”的傾向，向普通民眾看齊，深入發掘藴藏於中下民眾中的文化因子。

葉德均一生主要研究戲曲、小説和民間文學，是和這種時代背景分不開的。葉德均的學術研究，深受趙景深教授的影響。趙景深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戲曲史和小説史研究家，也是我國著名的民間文學研究家。趙景深在20世紀20年代末對民間故事研究頗多，曾經出版過《民間故事研究》（復旦書店1928年版）、《民間故事叢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30年版）等著作。20世紀30年代，趙景深開始將研究興趣轉向戲曲、小説方面，先後出版有《宋元戲文本事》、《元人雜劇輯逸》、《大鼓研究》、《彈詞考證》、《小説戲曲新考》等著作。葉德均與趙景深關係密切，他比較早的一篇關於民間文藝的論文《民間文藝的分類》，就發表在趙景深主編的《文學週報》上（當時葉德均十七歲）。

20世紀30年代初，趙景深在復旦大學任教時，葉德均正在復旦大學讀書，得到過趙景深教授的親自指點。葉德均從復旦大學畢業以後，也一直與趙景深教授保持着通信聯繫。特別是在1946—1948年，他與趙景深教授來往密切，他的許多文章都發表在趙景深主編的所謂“滬字號”《俗文學》週刊上，據有的學者統計，發表在上述刊物上的文章多達四十三篇。除了趙景深教授以外，葉德均與當時的著名學者陳汝衡、陸萼庭、戴望舒等人亦有交往，他的《曲目鈎沉錄》中的一些材料，就曾經得到這些朋友的幫助。1948 年葉德均到雲南大學以後，由於遠離了當時的學術研究中心，加上研究資料的匱乏，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葉德均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也限制了其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從葉德均的全部著述來看，他研究的重點不在於戲曲史、小説史的宏觀把握和整體評價，也不在於戲曲、小説作品藝術價值的探討，而在於戲曲史、小説史基本資料的蒐集、校勘和整理。他從一個個具體問題出發，逐層深入地解決之。

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運用清代乾嘉學派治經史時校勘、輯佚的方法來研究戲曲和小説。如他對於古代戲曲劇目的鈎沉和戲曲目錄的整理，對於古代小説來源的考察等等。葉德均的這一研究，在我國戲曲史、小説史的初創時期是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也是20 世紀上半葉治戲曲史、小説史者經常採用的一種方法，如王國維的《曲錄》, 魯迅的《小説舊聞鈔》、《古小説鈎沉》, 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 馮沅君的《古劇説匯》等，都是如此。新中國成立以後，葉德均也曾經嘗試用新的方法來研究戲曲和小説。如他的《明代南戲五大腔調及其支流》就試圖對明代南戲各聲腔的發展概況做一宏觀的鳥瞰，該文長達數萬字，與他解放前的研究路數有所不同。在該論文中，他用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來分析、評價南戲各聲腔的價值，如他認為，“海鹽腔是以地主階級為服務的主要對象”的，弋陽腔是“以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要服務的對象”，並且在戲曲領域形成了“人民大眾的餘姚腔、弋陽腔和以地主階級為主要對象的海鹽腔、崑山腔兩個壁壘”（《叢考》第25頁、第29頁、第50頁）。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種分析雖然有簡單化之嫌，但是他運用新方法的努力還是顯而易見的。再如他的《歌謠資料匯錄》，選錄的歌謠主要包括兩項，“第一項是反映封建社會政治黑暗和當時人民的痛苦和願望的民謠”，“第二項是一般歌謠”（《叢考》第771 頁）。從選錄的標準來看，他是把歌謠的階級性、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強調文學的階級性和人民性，是建國以後到20 世紀80 年代以前，我國的學者們較為普遍地採用的一種評價標準。葉德均研究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對於作家生平資料的重視，無論是戲曲家、小説家、彈詞家還是説書人等，他都注意蒐集其生平資料，鈎稽其生平事蹟，或為之作年譜，或為之作傳記。葉德均做這類研究時，除了關注傳記、墓誌銘等直接的材料外，還特別注意從宗譜、方誌、題跋及相關詩文集中搜集材料，而這些材料以前是不大為學者們所重視的。

如他的《凌濛初事蹟系年》，其核心材料即來自於嘉慶年間刊刻的《淩氏宗譜》，再證以同治年間的《湖州府志》、光緒年間的《烏程縣誌》、乾隆年間的《徐州府志》等材料，加上凌濛初刊刻的相關書籍中的一些題跋，較為詳細地勾勒出了凌濛初的生平情況，其研究成果甚為學界重視。再如，為了查找彈詞女作家邱心如的生平資料，他“曾查過光緒《淮安府志》，同治《山陽縣誌》，民國《續纂山陽縣誌》，王錫祺《山陽詩徵續編》等書”（《叢考》第743 頁），此外，他還查了民國十一年（1922）的《邱氏族譜存略》等書。

另外，葉德均讀書時，心細如髮，經常能夠發現並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學術問題。不過，葉德均提出的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學術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如關於湯顯祖戲曲的“失律”問題，葉德均提出該問題的時間應該比徐朔方略早，學術界卻多以為是徐朔方首次提出並引起討論；再如關於吳承恩是否為小説《西遊記》的作者問題，葉德均較早地提出質疑，可是直到1983 年章培恆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時，學術界才深入地探討；還有，葉德均在《水滸傳和宋元風習》一文中，運用宋代的文獻資料來考察《水滸傳》的成書過程，這種研究方法在石昌渝的《從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滸傳〉成書研究之一》一文發表後，才為學術界較多地採用。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葉德均所提的問題具有超前性，當時的其他學者尚未意識到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更為主要的一面，在於他論述問題的方式。葉德均論述問題時，往往重視直覺的體悟，缺乏嚴密的邏輯分析，因此説服力不強，難以引起學者們討論的興趣。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葉德均的相關研究，儘管還存在着種種不足之處，但是他在我國古代戲曲、古代小説研究史上的地位還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對於這樣一位學者，應該投入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