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柳堂

翻閲志書會發現，北京歷史上有三個萬柳堂:一在崇文，一在豐台，一在海淀。

崇文區的萬柳堂在廣渠門內崇文門外。《日下舊聞考》在“城市”卷下有:“萬柳堂在廣渠門內，為國朝大學士益都馮溥別業。康熙時開博學鴻詞科，待詔者嘗雅集於此。檢討毛奇齡曾制萬柳堂賦。今其基周圍一頃餘，內有小山，即昔蓮塘花嶼也。”文中提到的毛奇齡，在他所著《萬柳堂賦》的序中，進一步説明了萬柳堂就在崇文門外。以前，這裏有濕地數頃。後來漸漸污泥一片，充滿積水，又不宜種植莊稼，於是馮溥便省下早飯，用很少的錢買下這塊地作為坻場。之後加以改造，挖土成山，蓄水為池，建起房屋五楹，種上各種花草，修上圍牆。外面植上萬株楊柳，排列成行，起名萬柳堂。

豐台區的萬柳堂在右安門外草橋附近。這可見《日下舊聞考》，先在“城市”卷中載:“元廉希憲萬柳堂在今右安門外草橋相近。”後在“郊坰”卷中記:“萬柳堂在府南，元廉希憲別墅。”“廉希憲園名花幾萬本，號為京城第一。”同時加了按語:“萬柳堂，朱彝尊原書因遺址無考，故入城市存疑條下。今按劉侗帝京景物略稱在草橋豐台之間，謹移入郊南以識其事，而舊跡無可訪矣。”文中點出萬柳堂名花為最。

海淀區的萬柳堂在釣魚台。此説見《長安客話》:“元初，野雲廉公希憲即釣魚台為別墅，構堂池上，繞池植柳數百株，因題曰萬柳堂。池中多蓮，每夏柳蔭蓮香，風景可愛。”文中所指地點就是玉淵潭的釣魚台，綠柳、蓮花分外妖嬈。

萬柳堂難道真有三處？

先看崇文的萬柳堂。朱彝尊在《萬柳堂記》中説:“度隙地廣三十畝，為園京城東南隅……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燕遊舊地以名之也。”毛奇齡的《萬柳堂賦》序中也説:“至若元時豐台有萬柳堂，與此地異。雖其名同，非以襲其事也。”《日下舊聞考》的作者于敏中在“城市”卷下説明:崇文的萬柳堂是“臨朐馮溥別業，蓋慕其名而效之者也。後歸倉場侍郎石文桂，有御書樓，恭懸聖祖御筆額曰簡廉堂。聯曰:隔岸數間斗室，臨河一葉扁舟。”所謂“慕其名”是馮溥慕元代廉希憲別墅之名，然後仿效。看來，崇文的萬柳堂，不過仿效前人而取名。

豐台的萬柳堂，見劉侗、於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把萬柳堂移入“草橋”條目下:“草橋去豐台十里，中多亭館，亭館多於水頻圃中。而元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慄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彌望間，無址無基，莫詳其處。”他認為萬柳堂在草橋與豐台之間的不遠處，起碼站在草橋可以遙望，遺憾的是文中沒有指明確切的地點。

海淀的萬柳堂見《長安客話》。作者蔣一葵認為是在釣魚台附近，文如前引，並進一步説明，“萬柳堂今廢，曲池殘樹，遺蹟依然。”萬柳堂在明代時早已不復存在，而且也把周圍環境描述為:“元人別墅，萬柳堂外有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淵亭，今俱廢。”作者斷定在釣魚台，相比鄰的玉淵潭、玉淵亭為元代丁氏修建，自不必説。另幾個亭有元人王惲的《匏瓜亭》詩:“君家匏瓜盡罇彝，金玉雖良適用齋。為報主人多釀酒，葫蘆從此大家提。”虞集的《南野亭》詩:“門外煙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目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王士熙的《玩芳亭》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畫亭。闌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撲畫扃。褰衣對蘿薜，涼月照人醒。”詩以亭名，可以斷定，萬柳堂的周圍確曾有過這些名亭。很明顯，兩人各執一詞，卻都認為是元代右丞相廉希憲的別墅，而且描述萬柳堂的周圍環境也相似。這就麻煩了:主人是一個，地點卻不同。只能斷定，後兩個萬柳堂是同一個，不會在兩地。選擇《帝京景物略》與《長安客話》很有代表性，這兩本志書共同之處:兩個作者都生活在明代，都是當時的大文人，都好考證，且都有各自的依據。這就為後人的質疑和猜測留下可能。誰的對？

兩人相比，劉侗離清代近，對後世的影響較大。清代的大量志書中，《日下舊聞考》是重頭著作。作者于敏中是對《日下舊聞》作考證。其作者並沒肯定在豐台。朱彝尊在《萬柳堂記》中説，萬柳堂“故老相傳在今豐台左右”，只是聽説而已。于敏中在編者按中説:“玩芳亭，朱彝尊原書入存疑條下。今按劉侗帝京景物略移入郊南，而舊跡已失其處矣。”看來，《日下舊聞考》中《帝京景物略》觀點的延續，認為在豐台。

吳長元的《宸垣識略》也同此意，把萬柳堂放在了“郊坰”卷的右安門外草橋附近記述:“野雲廉公希憲，于都城外創造園亭，名花幾萬本，京師號為第一。”在後面的記述中又載:“豐台在右安門外十八里，居民向以藝花為業。草橋河接連豐台，為京師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於此。”書中也無確切的依據，卻引出京城西南一帶，多有私人的宅院或別墅。孫承澤的《天府廣記》説得也是模糊:“萬柳園，元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接着又寫，“匏爪亭，趙參謀別墅”，“玩芳亭，元慄院使別墅。亭多花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賞者，多有題詠。”他只説，萬柳堂在城西南一帶，採取了泛指的方法。很遺憾，後人對前人留下的存疑，並沒有考證清楚，只是相互轉引。也難怪，時代的久遠，萬柳堂至清代已無痕跡。

古代的詩文不妨拿來參考。《宸坦識略》中引用了湯右曾的《自黃村歸經草橋》詩:“按鷹台北接春郊，信馬閒行未覺遙。尺五城南好光景，到天煙色柳條條。右安門外舊池亭，別墅參謀堂右丞。今日草橋清淺水，還留一縷照衰興。”此詩非常明確指明瞭右安門外有廉希憲等人的別墅。很巧，《長安客話》則引王嘉謨《遊萬柳堂有感而作》詩:“城西勝蹟已塵埃，池水東流何日回？荒樹遠迷白馬寺，寒雲還復釣魚台。綺羅積翠留春草，文采風流託酒杯。滿目山川自愁思，千秋雅抱恨難裁。”此詩又指明瞭萬柳堂就在城西的釣魚台。文人詩作，各有主觀描述，也難做定論。

古人修建別墅一般都選擇在內城之外。這裏的地方廣闊，可以隨心所欲地修建成主人喜歡的有特點的園子。山水花木，頤養心性。明清時，更是興起了修建私人花園的風氣。比如虎坊橋的梁家園，什剎海的劉茂才園，泡子河的方家園、張家園以及米萬鍾的勺園、梁夢龍的夢園、楊文敏的杏園等。為什麼達官貴人要在城外建私人別墅呢？朱彝尊曾有過一個詮釋。掌管國政的大臣，重任在身，耗費心力，需要有調整心力的良好環境，以“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

廉希憲是何許人也？他是元代的朝廷重臣，文武全才，尤好讀經史，手不釋卷。他19歲時，一天正讀《孟子》，元世祖召見，來不及放下，攜書進見。忽必烈很賞識，送給“廉孟子”的雅號。他曾多年出鎮關中，任京兆、四川道宣撫使，為忽必烈立下了汗馬功勞。一生中在中央和京兆、山東、北京、江陵等地任職，顯示了廉希憲的軍事才能和政治遠見。其間成績卓著，而升任為平章政事、中書平章政事等要職。廉希憲為人正直，作風清廉，多次力薦元世祖要遠小人，用賢臣。廉希憲五十歲去世，追封為魏國公，贈清忠粹德功臣、恆陽王等榮譽稱號，諡號“文正”，這是對大臣功績的最高評價。因此得到後人，以至像清初馮溥大學士的追念和效法。卓著的政績讓廉希憲多次得到元世祖的嘉獎。《元史·廉希憲》記載，他三十歲時，平定隴蜀回京，元世祖曾稱讚:“希憲真男子也。”提升為平章政事，並“賜宅一區”。再後來，荊南戰事告急，元世祖鑑於廉希憲在那裏的威望，委以重任後，“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至於宅在哪裏，田在何處，並沒指明，所以無法確定是否與萬柳堂有關。卻也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元世祖兩次賜給廉希憲地產。

歷史上，西郊的釣魚台有四處:南釣魚台、東釣魚台、西釣魚台、玉淵潭的釣魚台。東釣魚台在藥王廟村以東、三里河村以南；西釣魚台在馬神廟的西南；玉淵潭釣魚台就是非常熟悉的國賓館；南釣魚台，就在白雲觀以西的會城門村，緊鄰金代會城門的護城河，這裏離豐台已經不遠，若按《天府廣記》“釣魚台在阜成門外南十里花園村”的記述也很接近了。這幾個釣魚台都曾有達官貴人修建住宅的歷史。其中有的花園修建的時間相離較近，所以西三環外現有西釣魚台的地名。從西山向東而來的這一條河道多有別墅、花園。

再來仔細分析兩個作者。前文所引蔣一葵《長安客話》的記述是“萬柳堂今廢，曲池殘樹，遺蹟依然”，而劉侗《帝京景物略》的記述是“萬柳堂……無址無基，莫詳其處。”蔣一葵是明萬曆時代的人。劉侗、於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刊行於明末崇禎年間。兩書相隔幾十年之遙。蔣一葵離元代更近些，所以還能看見萬柳堂的遺蹟。後人就沒這個“眼福”了。

《長安客話》還記載了一段故事:“野雲廉公于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疏齋、松雪兩學士。歌姬劉，名解語花，左手摺荷花持獻，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千里思。’”詩中可以得知，萬柳堂種有大片荷花，且離京城近在咫尺。對於明代的城牆來説，釣魚台的距離比較合適。

也有另一種可能。如前文所引《長安客話》，對萬柳堂在釣魚台文字記敍的同時，另行提到一個概念:“野雲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別墅，當時稱曰廉園，花園村之名起此。內有‘清露堂’匾。”文中還描述了時人的遊宴情景。可見，廉希憲還有一處別墅稱廉園，地點在城南，對於看到過萬柳堂遺址的蔣一葵來説，方位不會搞錯。《日下舊聞考》在記述萬柳堂時，引用的只是這段文字，從而認定在城南。

海淀的萬柳堂，以荷花見長；豐台的廉園，以百花居多。後人的詩作中也有描寫:“梁園千頃牡丹紅，不及廉園花萬叢。未老先歸賢相國，肯將花事媚東宮。”花事之多，有如花鄉。草橋附近確實有花園村之地。後人把兩個別墅混同一起，也有可能。萬柳堂究竟在豐台還是海淀，古人不好確定，時至今日就更難考證。筆者分析，萬柳堂至少綠水環繞，柳樹成行，景色宜人，果真有一個，還應是玉淵潭釣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