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道士

直到大曆年間顏真卿為李含光撰碑銘、貞元年間李渤《真系》為這一派追溯歷史時，也都是把這一系説成是道教的正脈，模彷彿教的傳燈一樣，把道教的正宗上溯到陸修靜、陶弘景，而列數到隋唐的王遠知（580—667）、潘師正（一682）、司馬承禎（647-735）、李含光（683—769）的，儘管這種光榮的系譜，很有可能是事後的構擬和想像 ^[3]  。茅山道教是中國道教上清派的發源地，也是中國道教茅山宗的搖籃，同時又是“三茅真君”築庵修道的棲身之處所。説到茅山道士，當然首先應該説一説“三茅真君”。

其實道教來源於古代的巫術和秦漢時的神仙方術。而鬼神崇拜、神仙信仰與方術及古代哲學確是道教前史上的主要思想內涵。道士所從事的活動內容十分龐雜，有壇蘸、佈道、符籙、禁咒、占卜、祈雨、圓夢、軀疫、祀神等。布起道來好像玄機無限，顯得十分深奧莫測，讓人摸不着邊際。茅山道士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可以娶妻生子。茅山道教是正一道符籙派，茅山是正一派道教的主要道場。道教分為全真道與正一道兩大系統。全真派的道士出家，在宮觀內過叢林生活，不食葷，重內丹修煉，不尚符籙，主張性命雙修，以修真養性為正道；正一派道士一般有家室，不忌葷，以行符籙為主要特徵，比如畫符唸咒、驅鬼降妖、祈福禳災等等。

因為有道教一宗發源於此，所以以此為修煉本處，後發揚出去的道教宗派稱之為“茅山宗”，人們便把其弟子呼之為“茅山道士”。

上清派祖師楊羲等和東晉煉丹家葛洪，都先後在此修煉過。南齊永明十年，做了十四年朝廷閒官“奉朝請”的陶弘景，突然提出辭呈，齊武帝準允後，他就到茅山做了隱士。在金壇華陽洞內住了下來，並給自己取了個道號“華陽隱居先生” ^[3]  。

茅山宗前身為道家的上清派，陶弘景繼承了楊羲、許謐所傳的上清經，悉心編纂了專門記述着上清派早期的教義、方術，以及歷史的《真誥》及《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的兩百餘卷道經，在此弘揚上清經法。後又經他及眾弟子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教理和組織逐漸完備，後人因以茅山為祖庭，才逐漸發展演變成了以後的“茅山宗”，亦是上清派以茅山為發展中心的別稱 ^[3]  。

在唐代，以傳授上清經法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著名天師張萬福，不過，可以順便提到的是，在後來的道教史冊中，身為天師道徒的張萬福，卻被越來越凸顯的上清系所遮蔽了。例如陽台道士劉若拙述、荊南葆光子孫夷中集，成書於北宋鹹平六年（1003年）的《三洞修道儀》，在記載道教科儀的歷史時就説，經歷寇天師、陸修靜以及“若隱趙先生、潘天師、澄源李先生、司馬天師、宗元先生吳天師、牛先生、葉孤雲、葉廣寒二天師、希和李先生，皆傳教之光明者，具載道門七葉圖”，並指出在唐代，“三洞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篆有一百二十，階科有二千四百，律有一千二百，戒有一千二百”，這裏列出張陵、寇謙之、陸修靜等等，而在盛唐時期，有了司馬承禎、吳筠等等上清派的道士，卻沒有了張萬福的位置，天師道的系譜下面卻接了上清派的人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道門七葉圖》這個書名，從中可以看到，道教可能也同樣有過這種後起新興的強勢門派改寫歷史的情況，而在改寫中，在上層士大夫中很有勢力的上清一系逐漸遮蔽了天師一系，而張萬福也漸漸在道教史上被邊緣化了 ^[3]  。

當然，那是後來的事。在當時即開元、天寶年間，張萬福很顯眼，道教也依然興盛。不過，在現代的道教史研究著作中，往往把這種興盛描述成上清一系的興盛。毫無疑問，現代的道教史研究常常受到古代道教文獻的制約，古代文獻提供了重新書寫歷史的中心和邊界，畢竟沒有文獻依據，研究者無法隨意編造道教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道教文獻又常常是懷有某種偏向和愛好的著作者所撰寫的，他們有意地凸顯和隱沒，對某些歷史的濃墨書寫和對某些歷史的故意冷淡，常常使得後來的道教史著作也只好隨着文獻留存的多寡和比重，來組織道教史的主要線索，於是層層積累下來的偏向彷彿物理學上的磁偏一樣，使道教史著作總是聚焦於一些歷史而模糊另一些歷史，不像沒有焦點的鳥瞰那樣能夠得到全景圖像 ^[3]  。

應當説，上清一系在當時確實成為引人矚目的道教中心之一，唐代初期以來，以茅山上清一系為中心的道教徒，漸漸在上層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佔據了一定的位置，到8世紀中葉，儘管事實上也有各家道教人物活躍在長安和洛陽，但是，在上層士人中間最有影響的，還是從司馬承禎到李含光的茅山上清派一系。

而《真系》又被閲讀道教文獻的人通常入手閲讀的《雲笈七籤》收錄，而號稱“小道藏”的《雲笈七籤》在關於道教歷史方面的那一部分中又僅以《真系》為主，所以，後世關於開元、天寶年問的道教史的回憶，就常常是以上清派的歷史為聚焦點的，似乎其他道教流派和人物的活動可以模糊成為背景。不過，如果我們重新回到那個時代去看道教，可以發現，盛唐時代的道教並不只是上清一系的天下，上清一系遠遠沒有到籠罩一切道門的地步。畢竟歷史文獻沒有全部湮滅，不同內容的歷史文獻、不同視角的歷史紀錄、不同層次的歷史書寫，多多少少可以給我們重新建構那個時代的道教面貌提供一些機會，像並非有意識的歷史記載的小説，和未經改寫的碑刻資料，就在不經意中留下了開元時代的道教風景，其中在開元、天寶年間最引人矚目，而且不屬於上清系的道士相當多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