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論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湯顯祖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原居臨川文昌裏(今臨川文昌橋東太平街湯家山)，後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內有攬秀樓、清遠樓、毓靄池、金柅閣等)，故又自號清遠道人，晚年又號繭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書、好文;祖父湯懋昭，字日新，博覽羣書，精黃老學説，善詩文，被學者推為“詞壇名將”;父親湯尚賢是個知識淵博的儒士，為明嘉靖年間著名老莊學者、養生學家、藏書家，重視家族教育，為弘揚儒學，他在臨川城唐公廟創建“湯氏家塾”，並聘請江西理學大師羅汝芳為塾師，課教宗族子弟，生子湯顯祖、湯儒祖、湯奉祖(湯鳳祖)、湯會祖、湯良祖、湯寅祖;伯父湯尚質酷愛戲曲，還從事過戲曲活動，母親自幼熟讀詩書 ^[1]  。

湯顯祖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湯懋昭好老莊、喜談神仙，父親湯尚賢嚴正，從小便飽讀詩書，性格剛正不阿。萬曆五年(1577年)湯顯祖進京趕考，因不肯接受首輔張居正的拉攏，結果兩次落第。萬曆八年(1580年)，湯顯祖第四次往北京參加春試。張居正三子張懋修去看望湯顯祖，湯顯祖也曾回訪而不遇。直到萬曆十一年(1583年)他33歲時，即張居正死後次年，才考中進士 ^[1]  。

湯顯祖中了進士後，仍不肯趨附新任首輔申時行，故僅能在南京任虛職。在職期間，與東林黨人交往甚密。萬曆十九年(1591年)，他又寫了《論輔臣科臣疏》，揭發時政積弊，抨擊朝廷，彈劾大臣，因而觸怒了神宗皇帝。之後被謫遷廣東徐聞典史。後又調任浙江遂昌知縣。湯顯祖在地方為官清廉，體恤民情，深得民心，但最終還是因不滿朝政腐敗，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棄官回鄉，在臨川建了一座閒居，號玉茗堂，從此致力於戲劇和文學創作活動，終其一生 ^[1]  。

文中指出宇宙萬物在相生相剋的矛盾中發展，“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然而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矛盾對立的雙方相互聯繫，在一定條件下又可相互轉化：“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宇宙萬物都是相互聯繫的，一種事物的消亡意味着另一事物的誕生，故生中隱藏着死的根源，死中隱藏着生的根源，這就包含着莊子“物化”的思想。恩可轉化為害，害可轉化為恩，故“恩害一門”，這是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伏”的矛盾轉化論，體現出一定的辯證思想 ^[1]  。

他還根據老子“道法自然”，強調天地萬物的存在均有其特定規律，且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生而殺之，天道自然也”、“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作者又進一步闡發了順應自然的重要性：“矧倒握天機，三反晝夜，動靜其中，三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禽賊之師，固當萬倍矣”。這是從正面講順應自然則力量無窮。“道不自然，有害無恩”、“制之不以自然、小人得之輕命”，這是從反面講不順應自然則有害無利。“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萬物以時，則養不屈。……動天地萬物以機，則動不危”，“自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死，靜則生”，這更是從正反對比中突出了順應自然的重大意義。總之，作者如此反覆地論述，説明其宇宙觀核心正是“天道自然”思想 ^[1]  。

遂昌是浙西一貧瘠山區，“遂昌斗大縣，賦寡民稀，故學舍倉庾城垣等作俱廢，非生稍修治，殆不成縣。”但湯顯祖在任五年，卻把它建設成一個“賦成而訟希”(32)的理想之地，湯用的就是這種無為而治的方式。他在《寄曾大理》中提到：至如不佞，割雞之材，會於一試，小國寡民，服食淳足。縣官居之數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復記城市喧美。見桑麻牛畜成行，都無徙去意。這儼然將老子“小國寡民”理想付諸於實踐了，文中“芒然化之”正是“無為而治”的另一種説法。另如《答吳四明》中“至今五日一視事，此外唯與諸生講德問字而已”。《寄馬心易比部》中“喜遂昌無事，弟之懶雲窩也”，也透露出同一信息。湯顯祖正是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實現了“正是官也清，吏也清，村民無事到公庭，農歌三兩聲”的美好理想。這是湯顯祖天道自然的宇宙觀延伸到政治觀的具體表現 ^[1]  。

人生最勘不破的一是生死觀，一是名利觀，而湯顯祖卻能相對地擺脱它們的束縛，其原因就在於他將人生置於浩渺無邊、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從而形成了豁達、超然的人生觀 ^[1]  。

他知道，個人的生命猶如燧石電火，一閃即逝且難以把握。“生死虛空一暮朝”，“惟人生之去來，像潮之出沒”，“來未詮其所根，去不知其何物”，故對生不必留戀，對死也無須畏懼。他又把死稱為“返虛”，認為死就是迴歸到虛無，就是迴歸到萬物之源。這與《老子》十四章“復歸於無物”思想相符。既然人死乃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那麼死時根本不用傷心，更應免除一切繁文縟節，所以他去世前曾作訣世語七首(祈免哭，免僧度，免牲，免冥錢，免奠章，免崖木，免久露)，又交待以麻衣冠草履就殮，要求後代將喪事儘量簡化。這不僅包含了老莊的尚儉思想，更是其道法自然的宇宙觀延伸到生死觀的表現 ^[1]  。

生死觀既已勘破，那麼名利二字更不被湯顯祖看重。他認為“功名即真，猶是夢影，況偽者乎”，功名猶如夢影，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清白節操和傲岸人格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他早年幾次拒絕權貴張居正的結納，就在於他“不敢以處女子失身也”。他最終遠離官場隱居玉茗堂更説明其已勘破了名利。在玉茗堂期間，他生活清苦而又瘦弱多病，對此他卻毫不在意，始終以一種超然豁達的心態去對待這一切。據載：“其食貧二十餘年，而阮嘯自如，萊舞無闕”，“每譜一曲，令小史當歌，而自為之和，聲振寥廓，識者謂神仙中人”。在他看來，能從事自己熱愛的事業，能達到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就已是最幸福的事了。他還喜歡以陶淵明白況，又多追步竹林七賢：“比似陶家栽五柳，便無槐棘也春風”，“雅志在山王，無為慕嵇阮”等，表現出不追求功名利祿、潔身自好的高尚風格，也表明了一種超脱世俗束縛、追求自由境界的人生價值觀。這正是莊子摒棄一切世俗束縛的精神自由觀體現 ^[1]  。

湯顯祖的政治理想與當時昏庸的朝政是格格不入的，種種打擊更激起他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如在《感宦籍賦》中，再現了仕林中種種醜惡之舉，他認為士人中“蟣蝨之使”、“糞土之士”大有所在，有“作奸犯科”者，有“迂平取奇”者，有“賣功爵於攫金之後”者，有“乞告身於枕袖之時”者……，對各種腐朽世事他都毫不避諱地諷刺挖苦、嘲弄斥責，表現出敏鋭的洞察力和大無畏的鬥爭精神。在《論輔臣科臣疏》中他更對當朝進行了一次政治大清算：“陛下經營二十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羣私人囂而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官場黑暗的總根源，體現出批“龍鱗”、逆“聖聽”的大智大勇。總之，他對黑暗腐朽的種種現狀，從首輔權臣的專橫暴戾、宦官酷吏的貪贓枉法，到皇帝的荒淫昏聵;從抑賢禍國的科舉制、“恩蔭制”到堂而皇之的《大明律》等等，都進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批判 ^[1]  。

湯顯祖這種對理想熱情追求、對醜惡猛烈抨擊的行為繼承了老莊思想。老莊也曾以居高臨下的氣勢，以比常人更敏鋭的感觸去批判社會，對一切假仁假義和黑暗骯髒也進行過無情的抨擊。他也和老莊一樣，終無“挽狂瀾於既傾”之力，老莊只能將理想付諸烏托邦式的幻想，湯顯祖也只能將理想寄之於“四夢” ^[1]  。

湯顯祖特別強調“情”，湯顯祖推崇的情，核心是真，《牡丹亭記題詞》中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認為情是世上最寶貴的東西，應出生入死去追求。情又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世總為情，……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正因為此，他“一往之情，則為所攝”，創作了“臨川四夢”。又有玄學家王衍説：“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