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記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²！夢其人即病³，病即彌連⁴，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⁵。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⁶。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⁷，待掛冠而為密者⁸，皆形骸之論也⁹。

傳杜太守事者¹⁰，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¹¹。予稍為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考柳生¹²，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¹³。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¹⁴，恆以理相格耳¹⁵。第雲理之所必無¹⁶，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1] 

天下女子的多情，難道還有像杜麗娘那樣的嗎？夢見那位情人就得病，一病便彌留不起，以至親手描繪自己的畫像傳於世後就死了。死去三年，又能在冥冥之中尋求到所夢的人而復生。像杜麗娘這樣，才可以稱得上是有情之人。她的情在不知不覺中激發起來，而且越來越深，活着時可以為情而死，死了又可以為情而生。活着不願為情而死，死而不能復生的，都不能算是最深的感情。夢中產生的情，為什麼一定不是真的呢，天下難道還缺少這樣的夢中之人嗎？一定要捱到男女同牀了才算是成親，等到掛冠辭官後才感覺安全的，都是隻看事情表面的説法。

記述杜太守事蹟的故事，模仿了晉代武都太守李仲文、廣州太守馮孝將兒女戀愛的傳説，我稍加改動而寫了這個劇本。至於杜太守拘押拷打柳夢梅，也就象漢代睢陽王拘押拷打談生了。

唉，人世的事情，不是人世所能理解透徹的。自己不是學問貫通古今的人，所以常常用理去加以推究了。只是一味強調從理的角度看此事一定沒有，又怎麼知道從情的角度看一定存在呢？ ^[4] 

湯顯祖的劇作《牡丹亭》，完成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即從遂昌辭官歸還臨川后不久。《牡丹亭》以杜麗娘與柳夢梅生死不渝的愛情為線索，塑造了為追求幸福愛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形象；作者歌頌具有天下之至情的杜麗娘，並以“夢中之情，何必非真”一語，肯定了這種虛構的理想王國，以及青年男女對於傳統禮教的大膽反抗，從而使全劇洋溢着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此文當亦作於此時。 ^[4] 

湯顯祖之所以被明末自命為衞道士的夫子們恨之入骨，視之為毒蛇猛獸者非它，端為《牡丹亭》一劇耳。所以直到清代，還有些筆記，説親眼看到湯顯祖因《牡丹亭記》敗壞禮教而在陰曹地府下油鍋上刀山。

那些連篇鬼話，無非證明湯顯祖罪該萬死。在理論上駁他不倒，也無權下一道禁演停演的法令，“革命”的大字報此時尚未發明，就只好出此下策了。明知沒有人置信，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別的高明辦法，就這樣胡亂説一通。可惡固然可惡，卻也可憐。在湯顯祖寫《牡丹亭記》之前，他的詩文和奏疏已經捅了不少亂子了。現在居然仍舊不肯安分守己，在世俗的眼光中，原是無法理解的。看來，湯顯祖對這個題材，對這個主題，對這個“一生愛好是天然”的杜麗娘，在感情上已經愛之甚深，到了自己無法控制的程度了。一旦到了他在這篇題詞中所説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程度，要他放下筆來，那是不可能的了。

湯顯祖既寫了《牡丹亭記》，深恐別人予以曲解，因此又寫題詞。題詞公開宣稱：“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這就是為《牡丹亭記》一個劇本作辯護，矛頭所指是為一切“恆以理相格”的“通人”，所樹的對立面是一大羣人“夢中之情，何必非真”。這是湯顯祖的快人快語。任何衞道君子，要在夢中絕對排除七情六慾的干擾也是困難的。曹操、秦檜之類也難免有冤魂向之索命的夢，這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古人對心理學雖缺乏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還是説出了一些道理的作者在劇本中，也寫了一個“以理相格”的通人，名叫陳最良，是杜麗娘的塾師。所不同者，這是一個可憐的小人物，道貌岸然的偽裝還有一定的限度，不像湯顯祖在政治生涯、文藝生涯所遇到的那些通人那樣面目猙獰罷了。

《牡丹亭記題詞》和《牡丹亭記》都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瑰寶，都閃耀着“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對於人的價值重新認識的思想光輝，和西方的莎士比亞的劇作的人文主義思想東西互為映襯，不約而同，堪稱奇蹟。可悲的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時代”隨着明末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鋭化所導致的明代的滅亡而夭折了。人們所能做的，無非是圍繞着“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作些文字遊戲般的詮釋而已。如此等等。當然，也正因為如此，湯顯祖也就顯得格外偉大。杜麗娘成了“有情人”的典型，也造就了無數扮杜麗娘的表演藝術家。個別的杜麗娘在“夢”中相會的也許是外國的柳夢梅，這不能要求湯顯祖負責的。因為不演戲，不扮杜麗娘的女性，也會做這種夢的。 ^[1] 

明·陸雲龍：“情之所鍾，在我輩善用情耳。不極之死生夢覺，與不及情者何殊。然麗娘之用情，得先生之摹情而顯。”（《翠娛閣本》） ^[2] 

湯顯祖（1550-1616），宇義仍，號海若、若士，別署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官至浙江遂昌知縣，因彈時政、觸忤權貴而被奪官。創作的傳奇有《紫蕭記》《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郭記》五種，後四種合稱“臨川四夢”，其中尤以《還魂記》即《牡丹亭》最具代表性。詩文有《紅泉逸草》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