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

歷任內蒙古大學哲學系助教，首都師範大學管理系講師，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滿洲裏市人民政府市長助理（掛職），現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國行政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科學基金會專家評議組成員、國家質檢總局人力資源中心顧問。

1978年——1982南開大學哲學系學習，本科畢業，哲學學士學位；

1984年——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研究生畢業，哲學碩士學位；

1991年——1993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博士研究生畢業，哲學博士學位；

2000年——2001年韓國行政研究院和高麗大學做公共管理專業博士後研究；

200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學者。 ^[2] 

著有《悄悄的革命》、《文化與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學》、《品德教育及評價》、《道德價值論》、《國外公共行政理論精選》、《國外組織理論精選》等。

“大部制”改革

首先，政府機構的“大部制”改革，根本目的是要重構“政府價值”。一般來説，沒有科學合理的國家組織或政府機構形式，在一個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解決公共管理問題方面就沒有輪廓鮮明的、行為規範的組織保證，也就沒有高效的經濟社會管理辦法。因此，如果説現代政府改革一般的或宏觀的價值取向是建立一個“廉潔、廉價、效率、效能”政府，那麼在我國的發展階段中其具體的價值取向，則是打造一個有效的“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型政府。就這個意義來講，我國所進行的“大部制”改革，目的並不是簡單的撤併機構、裁減人員，大幅度減少政府機構與人員的數量，也不是單一地追求降低“政府成本”，而是要建立一個政府機構價值明確、適應“社會現代性”要求的“責權一致”的政府，使政府具有“現代政府”的基本品質，提高政府的效率與效能。

其次，政府機構的“大部制”改革，精神實質是要實現“有效分權”。把政府“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公共事務轉移或下放，使政府能輕裝上陣，管好自己能夠管而且必須管好的事。 ^[4] 

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現階段社會現實狀況的正確認知與解讀，是對中國未來30年發展戰略與實現路徑進行“頂層設計”的基本前提。我們所關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強、社會現實出現“複雜的多樣性”、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急劇分化”、社會發展的未來呈現極大的不確定性、社會公眾的觀點或意見紛呈而“共識”在不斷流失的狀況下，我們能否重構與人類文明發展目的相一致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體系”，並在這一理論體系的指導下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發展目的，並使社會主義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選擇。

不可否認，與信息技術革命把整個人類文明帶入“風險社會”相一致，中國社會的快速現代化也正在把我們帶入一個“風險社會”，改革與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強。正確認識阻礙改革與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並通過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現實的不確定性中內含着一個確定性的未來，是我們當前極為緊迫的任務 ^[5]  。

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史，我們之所以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是由於我們順應人民羣眾“擺脱貧困”的強烈願望與要求，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使人民羣眾成為“市場活動的主體”，有效地激發了人民羣眾主動地、自覺地參與經濟發展的熱情，實現了國家前所未有的繁榮富強。

展望未來一個時期的改革走向，特別是未來5—10年的改革着力點，一個關鍵的環節就是要保持社會的“結構性穩定”。結構性穩定是指通過利益公平分配所實現的穩定，是實現社會公眾滿意感的“心理性穩定”。以往發展經驗表明，只有社會結構性穩定才能保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要達到這一點，就是要適應新時期新階段所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憲法原則的要求，繼續堅持人民羣眾的“改革主體”地位，深入推進政治行政體制改革，有效有序地擴大人民羣眾的“政治參與”，真正實現人民羣眾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逐步實現“主權在民”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想，讓人民真正“當家做主”。

當代世界複雜的文明發展經驗證明，當經濟或生產問題隨着物質財富的增加和物質滿足的到來失去緊迫性時，分配和消費就成為“社會再生產”的關鍵環節，而“社會系統的良性循環”或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恰恰依賴於社會利益的“公正分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