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波斯文化

薩珊王朝覆滅後，直到8世紀，薩珊王朝的語言（即中古波斯語）仍然作為行政管理的語言，在哈里發治下的東部地區廣泛使用。儘管公共事務阿拉伯化，人民仍保留了前伊斯蘭觀念和生活方式，並對其進行調整以適應伊斯蘭教的要求。8世紀初，倭馬亞王朝的壓迫和腐敗日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抗。被伊朗人視為民族英雄的阿布·穆斯林領導波斯人起義，最終阿拔斯奪取哈里發王位。

阿拔斯王朝時期，巴爾馬克家族把持朝政，波斯人成為政權的主導力量。 在政治上，阿拔斯很快失去了對東部地區的控制，導致以下兩個重要且具有長遠影響的結果。 第一，阿拔斯的哈里發穆塔希姆（833-842）大量引入突厥僱傭軍和馬穆魯克奴隸兵，他們最終在軍隊中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進而取得政治領導權，開啓了突厥-波斯時代。第二，統治呼羅珊地區的塔希爾王朝事實上是獨立的，之後興起於錫斯坦的薩法爾王朝佔有了東部的土地，隨後被表面尊崇哈里發、事實上獨立的薩曼王朝所取代。

在這些東部王朝的治下，這一獨特突厥-波斯文化得以發展，並在西亞、中亞和南亞佔有主導地位，此外也影響了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區域 突厥-波斯文化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其經歷了長期的發展演變，一直延續到了二十世紀的奧斯曼帝國甚至更晚。 突厥-波斯文化中，波斯語是行政管理和文學的語言，軍隊由波斯人、波斯化的突厥人控制，政治被非阿拉伯的教士集團掌控，社會形態為多人種、多民族的社會。

在阿拉伯入侵前，中古波斯語（巴列維語）是地區通用語，而阿拉伯入侵後，阿拉伯語同時流傳開來。在公元前2世紀，波斯語作為通用語沿中國和帕提亞之間的絲綢之路傳播，直到16世紀，中亞的布哈拉人、布哈拉猶太人作為商人階級，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9世紀時，一種新的波斯語（達里語）成為了行政和文學方面的習慣用語。塔希爾人和薩法爾人繼續使用波斯語為一種非正式語言。薩曼人則將波斯語用於學習和正式討論。

9世紀和10世紀的新波斯語與中古波斯語有所不同，它雖然以後者為基礎，但包含了許多阿拉伯語詞彙，且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 薩曼人開始同時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記錄他們的宮廷事務，並將將波斯語作為主要的公共習慣用語。新波斯語中最早的偉大詩歌是為薩曼王朝的宮廷而寫的。薩曼人鼓勵將宗教著作從阿拉伯語譯成波斯語。

菲爾多西的《列王記》（又名《王書》）是早期新波斯語中的最高文學成就，它不僅是一部文學鉅著，還是一部波斯民族的回憶錄。菲爾多西通過書寫前伊斯蘭波斯的英雄形象，來激發波斯民族情感；他以文學的形式，銘記了流傳於民間的寶貴的傳説故事 ^[2]  。

在被伽色尼王朝推翻之前，薩曼王朝統治權已經被突厥奴隸兵所掌控。薩曼王朝的禁衞軍是由突厥奴隸組成的古拉姆軍隊，受宮務大臣的領導；其官僚機構使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以波斯人維齊爾為首。薩曼王朝的近衞軍隊主要由突厥古拉姆奴隸兵集團（馬穆魯克）構成。在10世紀後半葉，薩曼王朝統治者將軍權交給突厥語族人將領，這些突厥人最終實際控制了薩曼王朝的所有事務。隨着突厥人在薩曼王朝的崛起，南部地區的領土脱離了薩曼王朝，轉而由古拉姆控制 ^[3]  。

伽色尼的馬哈茂德以加茲尼為中心，控制了薩曼王朝東南部。10世紀和11世紀，薩曼王朝的統治機構逐漸受控於突厥人將領；同時，在農村地區突厥語牧民崛起。伽色尼王朝（989-1149）成為了自阿拔斯王朝以來東部最強大的帝國，其首都加茲尼的文化影響力僅次於巴格達，吸引了許多伊斯蘭世界的學者和藝術家。在薩曼王朝宮廷中，突厥人的權力上升，因而突厥人成為波斯文化的主要庇佑者，他們在征服西亞和南亞的同時，將這種文化傳播到這些地方。

同時期的喀喇汗王朝（999-1140）在農村地區中佔有優勢地位。喀喇汗王族具有突厥語族貴族血統（然而他們將祖先追溯到波斯史詩中的人物——阿甫拉西牙卜），重視突厥語言和生活方式。隨着他們的崛起，新的突厥語文學得到發展，與稍早的波斯和阿拉伯文學並駕齊驅。

自薩曼王朝時代開始，伊斯蘭教學者烏里瑪的公共影響力日漸增長。薩曼王朝對遜尼派給予特殊支持，而其鄰國白益王朝則是什葉派國家 。遜尼派烏里瑪在在布哈拉享有很高的地位，並在薩曼王朝被喀喇汗王朝取代後，繼續發揮影響力。 喀喇汗王朝在城市中建立了烏里瑪的統治地位，伊斯蘭教成為維護公共秩序的社會工具。喀喇汗王朝形成了一個多種族、多宗教和教派的社會。

阿巴斯王朝東部在種族和宗教上非常多樣化，基督徒、猶太人和瑣羅亞斯德教徒人數眾多，而且幾個少數伊斯蘭教派也有相當多的追隨者，這些不同的人民在城市尋求庇護。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城市迅速增長，形成了不同民族和教派的社區，其中大部分被城牆包圍，每個都有自己的市場、商隊旅館和公共廣場。這些非穆斯林社區的宗教人士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正如烏里瑪之於穆斯林社區；他們也開始監理社區內部事務。因此，隨着烏里瑪的興起，其他教派團體的宗教領袖的政治重要性也相應提高 ^[5]  。

統治機構由來自各個部落的突厥人把持，一些地方高度城市化和波斯化，而一些農村地區仍然是突厥人主導的。國家的管理者為使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官僚和烏里瑪管理，其文人推崇伊斯蘭世界的兼具阿拉伯和波斯傳統的頂層文化。這種複合文化是突厥-波斯伊斯蘭教文化變體的開端：它是“波斯的”，因為它以波斯起源的文化傳統為中心；它又是“突厥語的”，因為很多世代以來，它都被突厥語族人的統治者所關注；它還是“伊斯蘭的”，因為伊斯蘭教中的諸多概念引導了官僚團體關於公共問題和宗教事務的討論 ^[2]  。

在伊斯蘭社會中，這些因素的結合對宗教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使得伊斯蘭教脱離了其阿拉伯背景和貝都因傳統，成為一個更豐富，更具適應性和普遍性的文化。新波斯語的出現，薩曼王朝之後，突厥人取代波斯人成為統治者，非阿拉伯人的烏里瑪在城市中的興起，具有民族和教派多樣性的城市社會的發展；這些標誌着一種新的突厥-波斯伊斯蘭文化的興起。隨着突厥-波斯伊斯蘭文化輸出到更廣泛的西亞和南亞地區，這種轉變愈發明顯。

伊斯蘭世界形成的早期突厥-波斯文化的特點是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局面緊張、相互競爭，儘管伊斯蘭教義中主張平等。在蒙古入侵之前，穆斯林世界中非阿拉伯人複雜的觀念引發的爭論和觀念變化可見於許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記錄中 ^[3]  。

在波斯-伊斯蘭傳統中，突厥語羣體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的同時，突厥文化受到以波斯文化載體的穆斯林的影響從而得以提升 ^[4]  。 簡而言之，突厥-波斯文化是突厥語族人治理下，具有波斯特色的文化 ^[1]  。

在薩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出現的突厥-波斯伊斯蘭文化由之後的朝代傳播到西亞和南亞，特別是入主波斯、敍利亞和安納托利亞直至13世紀的塞爾柱王朝 （1040-1118）及其後繼，以及同時期主宰大呼羅珊和巴基斯坦大部的伽色尼王國 。這兩個王朝共同構成了東部伊斯蘭世界的中心。伊斯蘭社會由此形成了一種穩定的體系，至少在西亞，這種體系一直延續到20世紀。

突厥-波斯文化歷經數百年的發展後，在現代歐洲的強勢影響下逐漸消失。突厥-波斯伊斯蘭文化是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元素的混合體，在9世紀和10世紀融合，最終成為西亞 、中亞和南亞統治階層的主要文化。

伽色尼人將首都從加茲尼遷至拉合爾，在這裏形成了另一個伊斯蘭文化中心。在伽色尼王朝治下，來自喀什、 布哈拉、撒馬爾罕、巴格達、內沙布爾和加茲尼的詩人和學者聚集在拉合爾。因而，突厥-波斯文化在13世紀深入印度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塞爾柱王朝繼承了河中地區的喀喇汗王朝，將其文化向西傳入波斯、伊拉克和敍利亞。塞爾柱人戰勝伽色尼人後，席捲了呼羅珊省，他們將突厥-波斯伊斯蘭文化向西引入波斯西部和伊拉克。 當塞爾柱人主宰伊拉克、敍利亞和安納托利亞時，他們將這種突厥-波斯文化帶到了更遠的地方，西至地中海，並使其成為該地區的宮廷文化。在安納托利亞，魯姆蘇丹國繼承了塞爾柱帝國，它的波斯化更徹底，這對歷史產生了更深刻的影響。 在塞爾柱和伽色尼人治下，伊斯蘭宗教機構的組織性更強，遜尼派的正統觀念更加成熟。

安薩里提出將蘇菲派和伊斯蘭教法結合，豐富了伊斯蘭神學的基礎理論。他系統闡釋了遜尼派中世間萬物和宗教之間的關係，為蘇丹國的存在提供了神學基礎。伊斯蘭學校的規範使得烏里瑪就這些教條問題達成共識。這些伊斯蘭學校最初是在塞爾柱帝國時期建立的，它們成為聯合遜尼派烏里瑪的工具，使蘇丹的統治合法化。同時，官僚機構由伊斯蘭教學校的畢業生組成，因此烏里瑪和官僚機構都受到伊斯蘭教學校的教授者的影響。

在西亞和南亞，11至13世紀是一個文化方面百花齊放的時期。儘管政權分裂、民族眾多，一種共通的文化廣泛傳播於地中海到恆河口的廣大區域 ^[1]  。

在13世紀至15世紀，突厥-波斯世界的文化受到了內亞入侵者的考驗。 13世紀的蒙古西侵，加劇了花剌子模王朝的崩解，布哈拉、撒馬爾罕、赫拉特、巴爾赫、內沙布爾、塞姆南等歷史名城亦遭受嚴重的破壞。蒙古入侵帶來的兵亂，導致中亞和中東地區的社會發展出現倒退的局面，其文化發展也一度停滯。

不過，成吉思汗（1162-1227）麾下的蒙古大軍和帖木兒 （1336-1405）麾下的多民族軍團，也在某種意義上刺激了中亞和西亞波斯文化的發展。這是因為這一入侵造成了文人和工匠聚集於一些地區，包括學者、詩人、音樂家和精細工匠等許多人不得不前往少數安全避難所（如印度）尋求庇護。

此外，由於伊爾汗國（13世紀）和帖木兒 （15世紀） 建立的大帝國體系，在某些客觀意義上保障了廣泛的和平和旅行安全，學者與藝術家、思想與技能、以及精美的書籍與藝術品得以在廣大地區自由流通。伊爾汗和帖木兒都以統治者的心態欣賞波斯高雅文化。在他們的統治下，建築風格得到新發展，波斯文學興盛，微型繪畫和書籍製作發展繁榮。在帖木兒治下，察合台語詩歌興起。

在這一時期，印度的突厥-波斯文化繁榮昌盛。馬穆魯克衞兵，主要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以及波斯人（包含中亞塔吉克人）、卡爾吉人和普什圖人 ，在13世紀到15世紀作為德里的蘇丹統治印度。由於蒙古人對河中地區和呼羅珊的破壞，大量學者、歷史學家、建築師、音樂家以及其他波斯文化的高級專家湧入德里蘇丹國。 在1258年蒙古人劫掠巴格達之後，德里成為東部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德里蘇丹人模仿突厥和波斯統治階級的生活方式，後者在西亞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占主導地位。他們以統治者的態度欣賞其文學和音樂，但其在建築領域成就非凡，這是因為其建造者從伊斯蘭世界的建築中汲取靈感，建造了大量的清真寺、宮殿和其他伊斯蘭國家無法比擬的墓葬。

在蒙古和帖木兒時期，突厥-波斯文化主要受中亞的影響，因而明顯區別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西部（幼發拉底河以西）的文化。在社會方面，突厥-波斯世界的標誌在於其人種特徵：武官及其士兵類是突厥人或使用突厥語人；行政管理幹部和文人則以波斯人為主。在文化事務方面在於其語言特徵：波斯語是國家公務和文獻用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作為學術用語；阿拉伯語用於法律和審判、宗教；突厥語和波斯語則是軍隊用語 ^[3]  。

在16世紀，突厥-波斯王朝表現為小亞細亞和東南歐的奧斯曼帝國、西亞伊朗高原和中亞南部的波斯薩法維帝國和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莫卧兒帝國。間或夾雜着布哈拉汗國、希瓦汗國等地方性政權。因此，從16世紀到18世紀，從東南歐、高加索、小亞細亞到東孟加拉的廣大地區，都是由突厥-波斯王朝統治的。

在14世紀初，奧斯曼人在小亞細亞興起，並發展了一個征服大多數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以及東南歐的帝國。 奧斯曼帝國在五個多世紀中，以統治者的心態欣賞波斯文學。由於小亞細亞比伊斯蘭世界東部地區更穩定，因而吸引了大量的作家和藝術家，特別是在16世紀。奧斯曼帝國發展出了獨特的藝術和文字風格。與波斯不同，他們逐漸擺脱了一些波斯特質。他們放棄波斯語作為宮廷用語，改為使用奧斯曼土耳其語；這一決定令高度波斯化的印度莫卧兒王朝感到驚異。

15世紀的薩法維人是蘇菲派的領導者，受到安納托利亞東部土庫曼部落成員的尊崇。他們以前人的方式對待波斯文化。薩法維建造了宏偉的清真寺和優雅的花園，廣泛收集書籍（一個薩法維統治者擁有藏書3000冊的圖書館），資助書院。 薩法維王朝將什葉派教義引入波斯，將波斯社會與他們的遜尼派競爭對手奧斯曼帝國區分開來。

莫卧兒人是從中亞入侵印度的波斯化突厥人，他們自稱是帖木兒和成吉思汗的後裔。莫卧兒帝國強化了波斯文化對印度穆斯林的影響。他們發展藝術，從布哈拉、 大不里士、設拉子和其他伊斯蘭世界城市中吸引藝術家和建築師。泰姬陵由莫卧兒皇帝沙賈汗建造。莫卧兒人從1526年開始統治了印度，直至18世紀被穆斯林政權和非穆斯林的錫克教徒、馬拉塔人和英國人取代。

奧斯曼帝國、薩法維王朝和莫卧兒王朝的發展了大體相似的突厥-波斯傳統。這一文化的顯著相似性特別體現於統治階層中，其在西亞、中亞和南亞廣泛傳播。雖然這一廣大地區的人口在宗派、地域和族羣上有很大沖突，所用語言也大不相同（主要是印度-伊朗語，如波斯語、烏爾都語、印地語、旁遮普語、普什圖語、俾路支語和庫爾德語，以及突厥語如土耳其語、阿塞拜疆語、土庫曼語、烏茲別克語），但人們擁有許多共同的體制、藝術、知識、習俗和儀式。詩人、藝術家、建築師、工匠、法學家和學者將這些文化相似性延續下來，他們使突厥-波斯世界在從伊斯坦布爾到德里的遙遠距離中保持着文化上的聯繫。

這一廣大的泛文化區域在政治上仍然存在分化，帝國之間的尖鋭對抗促使了突厥-波斯文化的變化。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薩法維王朝將什葉派引入波斯，以區別於他們的遜尼派鄰居（特別是奧斯曼人）。

公元1500年以後，波斯文化發展出獨特的特徵，強烈的什葉派文化的介入阻礙了與遜尼派在波斯西部和東部邊界的交流。小亞細亞、敍利亞、伊拉克、埃及等東地中海的遜尼派與中亞和印度的遜尼派在某種程度上獨立發展。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發展更類似於其西亞的阿拉伯穆斯林鄰居；而印度發展了南亞式的印度-波斯文化；中亞由於逐漸變得更加孤立，因而變化相對較小 ^[1]  。

16到18世紀，為爭奪中亞和中東主導權，奧斯曼帝國曾和波斯薩法維王朝爆發過多場大規模戰爭，史稱伊土戰爭（又稱波土戰爭）。這些戰爭規模大、烈度高，但卻又在客觀上加快了兩大帝國的停滯和衰落。

在17世紀，突厥-波斯帝國被削弱，這是由於歐洲人發現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以及突厥-波斯諸政權的盛極而衰。 18到19世紀，這種趨勢更加明顯：在波斯和中亞，愷加王朝、布哈拉埃米爾國等政權逐漸變成英俄“大博弈”的競技場，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印度，莫卧兒帝國淪為殖民地。只有奧斯曼土耳其存活至20世紀。歐洲列強侵入突厥-波斯地區，造成該地區的政治更加碎片化。 在19世紀，歐洲世俗社會的義務和權利觀念和先進的技術水平極大撼動了成熟的突厥-波斯傳統。

歐洲人將亞洲文化區識別為為中東、南亞、俄屬亞洲和東亞， 在事實上肢解了在近千年歷史上在亞洲具有統一文化特徵的突厥-波斯伊斯蘭世界。原本這些在突厥統治下具有波斯文化特徵的亞洲地區，受到歐洲的壓迫和影響，社會事務發生了改變；但在非正式的民間場合，社會生活幾乎沒有變化。此外，流行的習俗和諸多宗教觀念仍然得以保留。

在20世紀，內陸亞洲發生了許多變化，該地區之間相互矛盾的文化趨勢得以進一步暴露。伊斯蘭理想成為公共事務討論的主要模式。這種新興的社會理想言論引發了包括曾由突厥-波斯文化主導的廣大伊斯蘭世界各國人民的興趣。 傳承於民間的伊斯蘭道德形象的政治化形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模式，存在於伊朗伊斯蘭革命等諸多事件之中。

突厥-波斯文化的主體組成部分傳承了下來。例如，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國仍擁有着共同或相近的文化、習俗、哲學、生活方式和歷史認知。波斯傳統的諾魯茲節，仍是上述國家最重要節日。《王書》之類的鴻篇鉅製，在伊朗等國享有很高的聲譽。薩曼王朝等強權朝代，也在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歷史教學中佔據重要地位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