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鼻之戰

穿鼻之戰是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中英戰鬥。道光十九年（1839年11月3日）英艦在穿鼻洋（廣州虎門口）進行挑釁，清水師提督關天培率軍抗擊。傷英艦一艘。英軍敗退，落海數十人。

關天培令軍隊向兩船發炮還擊，打斷窩拉疑號船頭，水師提督左營遊擊麥廷章連轟窩拉疑號船尾，英軍在兩方轟擊之下，多人連炮跌落海。兩個小時的戰爭之後，最終窩拉疑號帆斜旗落，邊擋邊逃，連同海阿新號一同遁去。在關天培收軍之後，附近漁艇撈獲英軍軍帽二十一頂，其他物事，不計其數。 ^[2] 

1838年（道光十八年），英國海軍印度防區司令馬他侖少將率艦侵華。水師提督關天培聞訊後，立即加強虎門保衞力量。7月28日，虎門炮台發炮攔阻英船“孟買”號，查訊馬他侖是否在船上。馬他侖立即調軍艦三艘至虎門口，關天培以書面答覆炮擊“孟買”號事件與他無關係後，英艦退回。這次事件使關天培認識到虎門防衞力量尚不足夠。在林則徐和鄧廷楨支持下，關天培主持架設了橫檔至武山的攔江鐵鏈兩道；又在武山上的威遠炮台和鎮遠炮台之間新建一座炮洞68個、配炮60位的大炮台——靖遠炮台。其建築之堅固與火力之充沛，為各炮台之最。此外，關天培還購進洋炮200多尊，並嚴格訓練水師兵勇、改革編制，將大鵬營改為協，拔副將駐紮那裏，與香山協相應。又户有一批米船、紅單船、拖風船，利用有利地形與軍民在海上和陸上緊密協作，切實做到嚴陣以待，以迎擊來犯之敵。林則徐對關天培這些整頓防務的努力，予以高度評價，稱讚他：“殫精竭慮，寢食以之。”

由於關天培在廣東沿海的嚴密佈防，使英國在這個時期的挑釁與襲擊未能得逞。1839年9月4日，義律率兵船兩艘、貨船三艘到九龍山口岸以索食為名，突發炮火，進行挑釁，遭到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率領的水師猛烈反擊，狼狽逃跑。

虎門銷煙既有力地打擊了鴉片走私，又推動了願意進行正常貿易的外國商人與中國政府合作。1839年，英國商船‘薩克遜’號船長當朗同意林則徐提出的要求，只進行正常貿易，不販賣鴉片，並表示願意同中國簽訂協約，進行合法的買賣。林則徐立即批准當朗到廣州做生意。義律聞訊又氣又急。11月2日，他下令英艦“窩拉夷”號和“海拉新”號駛進中國南海的穿鼻洋麪。

1839年11月3日英艦兩艘在穿鼻洋（廣州虎門口外）挑釁，炮擊已經向林則徐具結的英國商船，阻止其駛向廣州，強令其折返。時值清水師提督關天培率師船正在穿鼻洋麪巡邏。英艦“窩拉疑”號率先突然向師船開炮。關天培率軍英勇抗擊，雙方在海面擊戰約兩小時，關天培所在的指揮艦首先擊中“窩拉疑”號，接着將其“頭鼻”打斷。與此同時，清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麥廷章積極協同，隨後擊中該艦後樓。英軍另一艦“海阿新”號見勢不妙，始終不敢參戰。最後英軍敗退。如何評價鴉片戰爭中的道光？道光作為一國之君，是否為許多學者評介的那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投降派？本文根據史料提出自己的見解，請專家教正。

萬啓心折得到這樣的結果已經不錯了，道光對已被他革職的林則徐類似的奏摺就沒有這樣客氣了。一直在廣東前線浴血抗英的林則徐在接到道光指斥他的批折後，出於一腔愛國激情，嘔心瀝血，寫下一份《密陳辦理禁煙抗英不能歇手片》上呈道光。道光於九月二十九日閲看了林則徐的奏摺。林則徐在奏摺中，針對妥協派散佈、並明顯地影響了道光決策的種種謬論一一加以批駁，企圖以此扭轉道光對一系列根本問題的看法。對於“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的謬論，林則徐批駁説：“彼之以鴉片入內地，早已包藏禍心”，“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對於“內地船炮，非外夷之敵手，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的謬論，林則徐批駁説“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作為鞏固海防的長久之計，林則徐還向道光提出：“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粵東關税，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最為防夷之用，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林則徐不避嫌疑，披肝裂膽直抒胸臆，執迷不悟的道光不僅不為所動，反而在林則徐的奏摺上加上蠻橫、毫無道理的批語。他在林則徐“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一句的旁邊，批上“汝雲英夷試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於朕也。無理可惡”。他又在林則徐“若前此以關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一句旁邊，批上“一片胡言”。道光對林則徐正確意見不分青紅皂白的拒絕，使他再次失去了一個糾正錯誤的機會。

究其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因其對外情的閉塞而導致的一系列錯誤的判斷。首先，道光對於英國不遠萬里出兵中國的真實動機判斷錯誤，聽信妥協派官員奏報，認為“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故而希冀通過懲辦林鄧、許其貿易，“便可戢兵”。其次對英軍南撤的原因及其沿途的情況，輕信妥協派官員的謊言，作出英軍“情詞恭順”的錯誤判斷，希冀琦善到粵“即可戢兵”。其次對英軍南撤的原因及其沿途的情況，輕信妥協派官員的謊言，做出英軍“情詞恭順”的錯誤判斷，希冀琦善到粵“即可戢兵”。此外，道光還因對英軍船堅炮利的畏懼，對中國戰勝英軍缺乏必要的信心而“立意羈縻”。自從英軍攻陷定海後，妥協空氣逐漸在清統治集團中佔了上風，為了促使道光改變強硬立場，妥協派官員肆意誇大敵人炮艦的威力、貶低中國的抵抗力量，製造戰而不可勝的輿論。琦善在奏摺中説：“該夷行蹤叵測，……延之日久，勢必南北滋擾。天津拱衞神京，已屬扼要之區，且近接盛京，尤為根本重地。欲求處處決勝，時時常勝，臣實不免存意外之虞。即如江浙等省，所恃為外衞者，原止長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該夷隨處遊弋，長江又所在可通，險要已為該夷所據，水師轉不能入海窮追。且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在這些言論的影響下，原來視英軍為“小丑”，對英軍充滿輕視、蔑視因而麻痹輕敵的道光一下子又走到了反面，從虛驕的速勝論者變為悲觀的失敗論者。道光在伊里布的奏摺中有這樣一段批示：“英夷如海中鯨鱷，去來無定，在我則七省戒嚴，加以隔洋郡縣俱當有備，而終不能我武維揚，掃穴犁庭。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賦有此消耗之理乎？”既然戰而不可取勝，道光幻想“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通過與侵略者的妥協來罷兵歇戰。

道光在這段時期的最後階段，將林則徐革職，派遣琦善赴廣東，又令各地撤兵，並表示對英國侵略者要“立志羈縻”，那麼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道光從這時起就決定實行賣國投降政策的結論呢？關於這個問題，關鍵在於弄清道光這段時期對英國侵略者實行“羈縻”政策的實際內涵。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在通過懿律經琦善送呈道光的文件中，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達五六項之多。道光對英國侵略者的種種無理要求，除了對“昭雪伸冤”的要求，表示要“逐細查明，重治其罪”而外，其餘指示琦善一概加以拒絕。對帕麥斯頓提出的以下問題道光明確表示了拒絕的態度。關於帕麥斯頓提出的割讓島嶼的要求，道光答以“海舶往來，均在粵海，斷不能闢一境，致壞成規”；關於帕麥斯頓提出的賠繳洋行商欠的要求，道光答以“彼此通商，原系兩相情願，所有欠項，亦應自為清理，朝廷何能過問”；關於帕麥斯頓提出的賠償煙價的要求，道光答以“當日呈繳之煙，原系違禁之件，早經眼同燒燬，既已呈繳於前，即不得索價於後”；對英方所請欽差大臣赴英船面會定議的要求，道光也答以“自來無此體制，斷不可行”。對帕麥斯頓提出的以上數項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要求，道光即便是在英軍艦隻久久盤踞天津海口並不斷向清廷根本重地的奉天海面遊弋挑釁時，也從沒有動搖過堅決拒絕的立場。當天津海口英艦南撤，但佔領定海的英軍仍據而不撤時，道光一直堅持英軍交還定海才能釋放被俘獲的英軍人員的方針。道光堅定不移地拒絕帕麥斯頓脅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的無理要求，僅就這一點來説，我們就不能得出道光在這一時期就已實行賣國投降政策的結論。其實道光當時的“羈縻”的實際內涵只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對林、鄧的懲辦；一是恢復英商貿易。自然，就這兩方面內容來説，尤其是其中對堅持抵抗的林、鄧的懲處，不能不是道光對英國侵略者的妥協行為。因此，這一時期道光的對英國侵略的政策，説其妥協則有之，加以賣國投降，則未免言過其實，甚至違背史實。如果在那時道光就決定實行賣國投降政策了，那麼也就不會有後來在他組織之下的大規模抵抗。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當道光派遣琦善赴廣東，滿懷希望地企盼琦善到粵“即可戢兵”時，英國侵略者卻在不斷地策劃着新的侵略陰謀。英國侵略者遠渡重洋出兵中國本來就不是為懲辦林則徐或僅將英國對華貿易恢復到禁煙前規模而來。在林、鄧被革職後，伊里布遣其奴僕張喜赴英船饋牛酒，首賀以林、鄧褫職之事，英侵略軍頭目伯麥立即搖頭説：“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豈為仇林總督而來耶？”故而，英軍船隻在從大沽口南撤後，不僅拒不交還定海，返回廣東的英艦船亦向廣東水師船隻開炮轟擊，尋釁擴大事態。琦善到廣東後裁勇撤防的倒行逆施，更使英國侵略者有恃無恐，氣焰更加囂張。義律在與琦善的第一次談判中，即強硬地堅持割地賠款的侵略要求。當道光了解了英國侵略者的所作所為後，立即作出了強烈反應。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二日，琦善關於廣東交涉的首次奏報到京，琦善奏摺中有關英兵艦開炮攻擊廣東水師並聲言欲擊虎門以及“察其詞色……較前更加傲慢”的報告，立即引起道光的高度警惕和重視，併發出一道道令各地備戰的指示。道光對廣東防務尤為關切。他提醒琦善：“英夷此次自浙旋迴，詞氣既形傲慢，難保不別懷詭計，……夷性叵測，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彼欲肆無厭之求，我當有不虞之備。”道光令琦善“一面與該夷目善議戢兵，一面整飭營伍，遴選將弁槍炮，務須得力，船隻必堪駛駕，妥為佈置，毋少疏虞。……儻敢肆鴟張，始終桀驁，有必須剿辦之勢，著即一面奏聞，一面相機辦理。總之夷情不可信，事機不可失”。第二天，道光又將警報和備戰的命令發向沿海各省：“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恐後此無厭之求益無底止。……恐事有變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遷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炮火藥等件，均當預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這一天，道光又批覽了琦善關於與義律首次談判的奏報，在這份奏報中，屈服於侵略者淫威的琦善，軟硬兼施地勸告道光接受英國侵略者提出的賠款要求，提出“其煙價一節，求索本非無因，斷難恐言解釋”。對義律提出的割地要求，琦善雖然表示“惟請給地方之説，若仰沐聖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結黨成羣，建台設炮，久之漸成佔據，貽患將來，不得不先為之慮。”但又“以該夷兵勢既眾，而此間船炮技藝，久在洞鑑之中，此時若與交仗，……其事終於未了”。對道光施以威脅，琦善的真實動機是明顯不過的。道光閲折後，斷然再次拒絕英國侵略者割地賠款要求，表示“匪特澳門等處緊要隘口，不能準其貿易，即沿海各口岸，何處非海疆重地”。“匪特地方不能給與尺寸貿易，即煙價亦不可允給分毫”。道光作出了“乘機痛剿”“示國威而除後患”的明智抉擇。道光開始了鴉片戰爭中第一次大範圍的調兵遣將。道光飭令湖南、貴州兩省各備兵丁1000名，四川省備兵2000名，聽候調遣，準備加強廣東陸師兵力。令琦善一面與英人交涉，一面妥為預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即乘機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飛調，一面奏聞。……儻事有變更，即奮勇攻擊，以懾夷膽”。十二月初十日，道光再次諭令沿海各督撫“嚴密防範，並將得力將弁，應用槍炮，預為籌備。”令伊里布、裕謙於浙江各海口，悉心籌劃，“何處必須防守，何處可以進剿，先事預籌，密為佈置。並遴選將弁，準備槍炮，一俟廣東諮照實在情形，即行相機堵剿。兵貴神速，計必萬全，務須一鼓作氣，聚而殲旃”。為切實加強浙江防務，十二月十二日，道光令將年已75歲的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回籍，令福建提督餘步雲調補，令其迅速赴任。這一天道光批覽了琦善的兩份奏報。琦善在奏報中重施故伎軟硬兼施，極力勸請道光批准他所提出的“將廈門、福州酌準通商”、賠款600萬圓的解決辦法。道光憤而嚴詞拒絕，明確宣佈“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所請廈門、福州兩處通商及給還煙價銀兩，均準行。”道光令琦善終止與義律的談判。令已被革職正在接受審查的林則徐、鄧廷楨復出“協辦夷務”。令琦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儻逆夷駛近口岸，即行相機剿辦”。並表示“朕志已定，斷無遊移”。道光同時傳諭伊里布，令其在英船駛近口岸時，“即開放槍炮，痛加剿洗”。諭令奉調待命的湖南兵1000名由祥福帶領，四川兵2000名由張青雲帶領，貴州兵1000名由段永福帶領，迅速分起前赴廣東，聽琦善調遣，“毋稍遲誤”。諭令直隸署理總督訥爾經額，在英船駛至天津逼近口岸時“即開放槍炮，痛加轟擊。如再來投遞夷書，一概拒絕，不準接受”。諭令盛京將軍耆英“遴選將弁，整理炮械，務當事先預防，毋致臨渴掘井。如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準接受。或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炮，痛加攻剿”。為加強盛京根本重地，道光令于吉林兵內，挑選熟精鳥槍者500名，預備調遣，準備增援盛京。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批准伊里布所請，調遣湖北兵1000名，湖南兵1000名、安徽兵1200名，令三省督撫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迅速統領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調遣。十二月二十七日，令兩江總督裕謙於江西南贛鎮，選調精兵2000名待命，俟琦善檄調。

當道光於內地緊張地調兵遣將之時，英國侵略者為迫使琦善完全就範，於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8時）在廣東發動了軍事進攻，攻佔了大角、沙角兩個炮台。守將陳連升和手下奮勇抵抗，但因援軍不至英勇殉職。此戰清守軍死傷700餘人，帥船、拖船沉毀11艘。1月25日琦善面允了《穿鼻草約》。《穿鼻草約》的內容包括割讓香港、賠償煙價六百萬元，恢復廣州貿易等。這個草約既未經琦善簽字，更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義律曾在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單方面加以公佈香港為英國所有，並在琦善面永條約後強行佔領了香港。 ^[3] 

道光在得到琦善關於大角、沙角炮台被英軍攻陷的奏報後，決定對英宣戰，開始進行更大規模地調兵遣將。

正月初八日，道光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令其馳驛前赴廣東，又添派湖北、四川、貴州三省兵丁1000名，令赴廣東接應。命廣州將軍阿精阿等趕緊團練兵勇，獎勸士卒，並儲備軍需糧餉，槍炮火藥，“俟奕山等到後，和衷共濟，協力進剿，克復海隅”。道光認為，“剿辦英夷，必須厚集兵力”，道光繼調遣湖南、湖北、貴州、四川、江西五省近萬名官兵之後，又於正月十一日，分別令吉林、黑龍江、河南、陝西、甘肅各派兵1000名，妥為預備，一俟有諭旨調遣，即迅速啓程。正月十八日，道光將“遊移畏葸”的伊里布撤其欽差大臣頭銜，令回兩江總督原任，授“平日辦事尚屬勇往”的兩江總督裕謙為欽差大臣，令其兼程馳赴浙江鎮海軍營，會同提督餘步雲專辦攻剿事宜。正月二十四日，道光得到伊里布關於英軍交還定海及琦善允為英人“代懇天恩”“將廣東外洋之香港地方，給予泊舟寄住”的報告。英軍交還定海沒有使道光用兵廣東的決心發生動搖，他為此告誡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説：“逆夷在粵猖獗，必得聲罪致討，聚而殲旃，方足以伸國法。此時雖有繳還之説，難保非逆夷詭計。”奕山等“惟當一意進剿，無論該夷是否繳還定海，總須一鼓作氣，設法擒渠，斷不可為其所獲，致誤機宜。且香港地方，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當極力驅逐，毋為所據”。

琦善在私允義律割佔香港後，於正月初十日給道光發去一份奏摺。在奏摺中，琦善向道光隱瞞了私允的事實，打着“代逆懇求”的旗號，請求道光“俯準所請”。為了遂其心願，琦善在奏摺中連篇累牘、誇張鋪陳廣東“地勢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企圖嚇倒道光。然而道光閲折後，不為所動，對琦善嚴辭加以譴責。他在琦善的奏摺上批示説：“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道光為此頒發了一道措辭激烈、感情激忿的上諭，重申抵禦英國侵略者的決心：“英逆兩次在浙江、廣東肆逆，攻佔縣城炮台，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靈，驚擾郡色，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出炮台之語不可憑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難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道光堅定不移地諭令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義師，殲茲醜類”。令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等“尤當加意嚴防，來即攻擊，務令片帆不返”。道光決定將“怯懦無能”的琦善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諭令廣東文武官員“謹遵前旨，勠力同心，分飭所屬，水陸交嚴，認真防範，不得意存推諉。……並曉諭軍民人等，同心禦侮”。

琦善私自割讓香港的罪行因義律單方面公佈所謂《穿鼻草約》而敗露，激起廣東各界人士的強烈憤慨。廣東巡撫怡良在林則徐的督促勸告下，上折道光揭露了琦善私允割讓香港的罪行。道光閲折後，異常憤怒，立即決定將琦善革職緝拿，押解來京，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抄入官。諭令先期到粵的參贊大臣楊芳會同怡良等廣東文武官員先行防堵，待大軍會集後，一意進剿，“不可稍涉遊移，更不可因有繳地之事少加寬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

正當道光以一道道諭令催促奕山等星夜遄行，兼程赴粵時，義律已做好新的戰爭部署。二月初五日，英軍兵艦十八艘突入虎門，第二天向虎門發起總攻擊。虎門失陷。堅守炮台，與英軍浴血奮戰的老將關天培以身殉職。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得到虎門失陷、關天培下落不明的奏報，決定再次增加廣東兵力。加調廣西兵2000名，令其迅往廣東，又將前調赴浙的湖廣兵，改途迅往廣東。派久歷戎行的四川提督思齊慎為參贊大臣，令其星馳赴粵會同剿辦。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道光先後調遣16000名官兵赴廣東，再加廣東原有兵力，廣東兵力不可謂不眾，道光因此充滿必勝信念，預言“該將軍等到後，自可一鼓成擒”。然而，就在增援之兵陸續到達廣州後，英軍於二月二十七日已攻陷了廣州省河的第二重屏障清軍嚴密設防的烏湧炮台。英國侵略者在相繼攻陷虎門和烏湧炮台後，很快闖進省河，兵臨廣州城下。為了探聽內河虛實，為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做準備，英軍艦隻暫時退離了省河。義律致書已到達廣州的參贊大臣楊芳要求通商，以圖銷售已運到中國的鴉片和從中國得到英國急需的茶葉。楊芳和廣東巡撫怡良，在英軍大批集積時與之達成停戰協定，規定廣州商業照常進行，商船應當到黃埔去裝貨。他們還在給道光的奏摺中為“旬日間一無動靜”而沾沾自喜。道光知道這個情況後，在允許除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恢復通商時反對楊芳等準與英人通商的做法，他説：“英夷商船……斷不準其通商。此次各國貿易，如有代逆銷售矇混影射等弊，即著嚴行查辦，萬不可稍存遷就之見，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慾。”道光提醒楊芳等，“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否仍在虎門以內，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斷其後路，不難聚而殲旃。著仍遵前旨僱募水勇，準備船炮，奮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自英國侵略者不斷尋釁於廣州後，先後有萬啓心、閩浙巡撫劉韻珂等奏請道光重新啓用林則徐。然而，道光除了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令林則徐於廣州“協辦夷務”而外，不肯給林則徐新的任命。道光甚至在劉韻珂請求准予林則徐“戴罪自贖，飭令迅速馳驛赴浙”的奏摺上加上如下硃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見，而又敢形諸奏牘，殊增憤懣也。”49道光在英軍即將發動大規模武裝進攻的前夕，終於作出了重新起用林則徐的決定，這個決定無疑是很明智的。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批覽了楊芳、怡良關於廣州通商的奏報，楊芳、怡良被英國侵略者因尋求貿易而實行的短暫停戰所迷惑，認為英國“志在通商已可概見”，又以廣州省城之鎖鑰“虎門既已失守，近省獵德、大黃窖等處亦俱被闖入，省城別無屏障”，各省調兵“皆不嫺水戰”，“無善策以操必勝之機”，還以英商貨船所載洋米可作粵東接濟之資等為由，力主“宜先準貿易，暫作羈縻”。道光對楊芳、怡良的主張大為不滿。先是在其奏摺上做了“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所見甚差’’的硃批。接着頒諭內閣，以“有意阻撓、怠慢軍心”的罪名，令將楊芳、怡良先行交部嚴加議處。同時，道光在給軍機大臣等的諭旨中嚴厲批斥了楊芳、怡良的所言所行。他説：各路徵調兵丁16000有餘，陸續抵粵，楊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遷延觀望，有意阻撓，汲汲以通商為詞。“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楊芳等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即所稱貨船附載洋米等語，全不可信，況鴉片來源，即在於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道光明確表示：“此時更無他議，惟有進剿一法”，“斷不準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

奕山、隆文、祁墳於三月二十三日抵達廣州，道光令奕山等“妥為佈置”，“務當謀勇兼施，分路兜剿”，並令奕山等在進剿得手後，將英軍佔據之香港和寄泊之尖沙咀“盡行收回”。

然而，奕山等到廣州後，並沒有遵照道光之令妥為佈置，更沒有發動主動進攻。在給道光的上諭中，奕山只是一味陳述“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寇”的謬論，為其怯懦畏戰尋找藉口。時間很快過去了一個多月，當時，“粵聚兵雖眾，守禦尚無勝算，備攻具，巨木之運自西省，編扎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東莞者三千，時亦未能驟集”。更糟糕的是，奕山對戰、守毫無定見，起初贊成楊芳“待時而動，不可浪戰取敗”的羈縻政策，後來又為李湘棻、西拉本、段永福、張青雲等“密請開仗”的慫恿所動。四月初一日，奕山貿然決定分兵三路出擊，乘夜攻擊泊於省河的英軍艦隻。奕山將各路兵馬調撥完畢派遣出城時，才把出兵的事情告訴楊芳。當天夜裏，英船突受襲擊，遭受了一些損失，第二天黎明英軍即開始反攻。在此後的四天裏，英軍四出襲擊，至初五日，英軍舍艦登岸，沒有遭到抵抗，即佔據廣州城北門外製高點四方炮台。其後，英艦“聚泊遊弋，小舟如梭織，其兵船迭運飛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間，環東西南三門外，炮聲無片刻斷”。當時作為統帥的奕山，於城中伏處一隅，一籌莫展，楊芳稱病不出者三日，“時內外門萬七八千，軍令皆撤入內，都司守備以上，無一人在城外者”。初六日，在英軍攻城前，奕山遣人在城上“改換白旗，軍帥以下，各換會印繳付保純（廣州知府餘保純）縋城出”，向義律乞降。四月初七日，雙方達成停戰協定。規定奕山等挈清軍退駐離廣州60裏以外之地；限一星期內交出贖城費600萬元，款項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

道光是遲至四月二十七日才接獲奕山等人的有關奏報的。奕山等人在奏報中施展瞞天過海的卑劣伎倆，諱敗為勝，“捏稱初八日焚擊痛剿，大挫其鋒，續奏稱義律窮蹙乞撫，求準照舊通商，並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煙土甘結，將所付六百萬作為商欠完案，其六百萬之款由粵海及藩運兩庫給之”。道光對奕山等人編造的這些謊言竟深信不疑。一改在此之前堅持的“斷不準提及通商二字”的立場，表示體諒奕山等“不得已之苦衷，準令通商”。只是不痛不癢地提醒奕山等：“夷性叵測，仍當嚴密防範，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後，迅將各炮台及防守要隘等處，趕緊修築堅固。如英夷露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剿滅，不得因已施恩，遂諸事任其需索。”道光對乞降求和的奕山之流寬大為懷，信任不減，卻荒謬地遷怒於已被革職的鄧廷楨和被道光以四品卿銜起用，正在浙江前線積極備戰的林則徐。五月初十日下諭將林則徐革去四品卿銜，與鄧廷楨一起均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道光這種是非不分的處罰，引起部分朝廷大員理所當然的反對。六月十三日，閩浙總督顏伯燾揭露奕山等乞降、欺罔罪狀的奏報擺在了道光的御案上面。道光只得令廣西巡撫梁章鉅“將所聞實在情形，詳晰具奏”。顏伯燾在摺奏中同時還提出重新派遣林則徐赴廣東辦理海口事件的建議，然而，道光對此置之不理。林則徐仍被遣戍新疆。道光無情地剝奪了林則徐效命疆場的權力。

道光不僅批准了奕山與英國侵略者達成的協議，而且還不顧福建、浙江等省督撫的反對通令沿海各省撤兵歸伍。道光在六月十一日的上諭中説：“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疊次轟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沿海絕大多數省份遵令將奉調官兵裁撤。其中兩江總督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浙江巡撫劉韻珂等督撫，因屢聞英軍將遣軍赴浙滋擾的風聲而請求緩撤江浙防兵，道光卻固執己見，認為劉韻珂等人的書生氣太重。他在上諭中還振振有詞地説：“該撫自因慎重海防起見，惟以該夷前有赴浙報復之言，遂生疑懼。試思該夷果欲報復，豈肯透露傳播。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至所稱確探夷情，如果馴順，並無來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見尤為迂謬。”道光令劉韻珂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節糜費”。道光這種盲目愚蠢的行為，給肆意擴大侵略的英國侵略者創造了有利條件。

英國政府不滿於義律單方面公佈的《穿鼻草約》，認為這個條約從中國攫取的權益太少。英國政府因此將義律撤職，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來中國進一步擴大侵略。六月底，璞鼎查率艦抵香港，七月初到了澳門。璞鼎查拒絕會見廣州知府，因為他不想在廣東多耽延時間，他必須執行英國政府令其迅速北上的訓令。璞鼎查除在香港留下少數艦隻而外，親自率領軍艦10艘、運輸船22艘沿海北上。七月初九日黃昏，英軍艦10餘艘闖進廈門青嶼口門。璞鼎查通過廈門地方當局遣往查詢的陳某向福建提督竇振彪遞交一份照會，稱“如不議定照上年天津所討各件辦理。即應交戰”，並勒令“將廈門城邑炮台俱行讓給英國軍士，暫為據守”。英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激起了廈門清軍官兵的強烈憤慨。廈門清軍立即向英艦開炮，“並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頭汛起，一路連絡，開放萬斤至數千斤以上大炮數百門，傳令對岸之嶼仔尾，中路之鼓浪嶼，三面兜擊”。廈門守軍奮戰至第二天傍晚，廈門被英軍佔領。七月十八日，道光得到廈門失守的奏報後，方如夢方醒，於是手忙腳亂地又開始調兵遣將去增援那些經他三令五申已實行了撤兵歸伍的沿海各省。調江西兵2000名增援福建，調吉林兵1000赴盛京，調黑龍江兵1000準備增援直隸。道光嚴令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以防備英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道光這些翻雲覆雨、調撤無定意的旨令，充分反映了道光在戰爭指導上的無能。對道光在廈門失守後一段時間內的戰略指導思想做全面考察，只有一條可稱為得當和必要。那就是道光根據到閩英軍已有“陸路提督偽官名目”，以及英軍陸軍在廈門肆虐的情況，提醒各省督撫改變過去“皆謂該夷習於水戰，若誘之登陸，便無能為，故人人意中，以為只需海口嚴防，毋庸計及陸路交戰”的錯誤觀念，令各督撫在籌備海防時，“不可以堵御口岸，即為無患，尤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剿，出其不意。方能制勝”。

在道光匆忙備戰之際，自廈門北上的英軍艦隻已於八月中旬開始遊弋舟山羣島洋麪，覬覦定海。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四日收復後，在堅決主張抵抗的兩江總督裕謙的主持下，“徵兵四集，力主戰議，戍定海者五千六百人”。英軍在對定海的進攻中，遭遇清軍官兵激烈抵抗，清軍“所用抬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死戰”。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身先士卒，與英軍鏖戰，以身殉國。然而，在英軍猛烈炮火轟擊下，守軍逐漸不支，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陷於敵手。英軍在攻陷定海後，相繼又攻佔鎮海、寧波。浙江三鎮旬月間相繼失守，朝野上下為之震動。面對中英涉以來最嚴峻的局勢，道光再次決定命將出師，實行抵抗。道光在得到定海、鎮海失守的奏報後，於九月初四日，授宗室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哈良阿、胡超為參贊大臣，令他們馳驛前往浙江；初五日，以廣東巡撫怡良為欽差大臣，令其馳驛前往福建辦理軍務；命河南巡撫鄂順安迅速挑選河南精兵1000名，赴浙江軍營，聽候調遣；原來準備往山海關的陝西兵2000名改赴浙江軍營；初七日授文蔚為參贊大臣，令其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原派參贊大臣，令其馳驛前往天津，辦理防堵事務；令湖北巡撫裕泰於湖北省再挑選精兵1000名赴浙江，交奕經等調遣；初八日補授河南巡撫牛鑑為兩江總督；命特依順為參贊大臣赴浙江辦理軍務、原任參贊大臣哈良阿仍回山海關辦理防堵事務。其後道光又就沿海各省剿辦防堵作出一系列部署。道光還根據瞭解的情況，認為“拒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令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等“遴選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廣為勸諭，飭令築堡自衞”。道光曾於九月五日下令將已被議罪定為斬監候的琦善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其間，揚威將軍奕經聽從主戰的舉人臧紆青的建議，奏止琦善赴浙。道光聽從奕經意見，於九月二十三日，重新下令將琦善發往軍台，充當苦差，毋庸前赴浙江軍營。後來，道光又拒絕了浙江巡撫劉韻珂將已被議定罪名發往軍台的伊里布派赴浙江的要求。劉韻珂在摺奏中大肆吹捧因與英人妥協而獲罪的伊里布“老成謹慎，鎮靜深忱，服官數十年，清操著於中外”。甚至還借英人之口説：“現在逆夷又在定鎮等處稱中國好官惟伊欽差一人，以張喜為張老爺，稱其現在何處，言此人實繫好人，如伊欽差張老爺在浙，伊等斷不前往。”劉韻珂請道光將伊里布釋回，“飭令帶同張喜來浙，效力贖罪”。顯而易見，身當前敵的劉韻珂在對抵抗完全喪失信心的情況下，企圖通過伊里布實現與侵略者的妥協。然而，道光對劉韻珂所請回答得很乾脆：“其所請將伊里布改發浙江效力贖罪之處，著不準行。”道光的遣將調兵以及對琦善和伊里布的處置，説明道光在自廈門淪陷至奕經於浙江發動攻勢前是一力主張抵抗的。道光如寄希望于靖逆將軍奕山一樣，再次寄厚望於揚威將軍奕經，企盼奕經統率大軍將英國侵略者一舉趕出國門。

然而，道光的滿腔熱望因浙江前線清軍的全線潰敗和奕經的怯懦無能而遭到更嚴酷的打擊。

奕經從北京起程赴浙時，道光殷殷告誡：“申明軍紀，凡失守各城逃將逃兵，軍法從事”，還發交內庫花翎等件，令其“有功立予懋賞，勉以恩威並用，整飭戎行”。然而，奕經出了京門早把道光的告誡拋到了九霄雲外。他一路遊山玩水，稽延騷擾，於十月二十日始抵蘇州。到蘇州後，又以等待軍餉和援軍為名，屯兵不進。奕經及其隨行人員“在蘇數十日，淫娼酗酒，索財貪賄。每日吳縣供給八十餘席，用費數百元，稍不如意，侍衞、京兵等即擲擊杯盤，辱罵縣令，吳縣竟被逼勒嘔血而死。督撫等無可如何，但催促奕將軍進兵，奕延頓半月餘，始渡江抵浙”。奕經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一日抵杭州，繼駐紹興。奕經盲目輕敵，在對敵情缺乏瞭解和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制定了分兵二路一舉收復浙東三鎮的進兵計劃。清軍的盲目輕進給英軍以可乘之機，英軍乘機發動進攻。結果是，定海、鎮海、寧波三城未復，反又丟了慈溪。奕經等狼狽敗退杭州，龜縮城內，不敢再戰。英軍在浙江取勝後，又繼續北上，相續攻陷乍浦和吳淞，並準備沿江而上。

浙江前線的失敗，使道光及朝廷大員們驚懼恐慌到極點。浙江前線由奕經部署的反攻是自中英交戰以來清政府最大規模的一次用兵。“計自將軍南下，以至蕆事，徵兵一萬一千五百人，募鄉勇二萬二千人，用餉銀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兩。”浙江前線清軍的潰敗，使清統治集團內部妥協求和的議論甚囂塵上。就連曾經主戰並在浙江積極備戰的浙江巡撫劉韻珂這時也改變了立場，成為妥協派的吹鼓手。他在奕經反攻失敗後給道光的奏摺中，提出“十可慮”，竭力説服道光實行妥協。劉韻珂極端悲觀地認定，中國已沒有取勝的希望。他説：“浙省自去秋以後，官紳士庶，無不期望捷音，乃延頸數月，復聞敗衄，人心渙散，愈甚於前。竊恐此後之用兵，更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屬可危。”“一月之防資為數甚巨，防無巳時，即費難數計，糜餉勞師，伊于胡底？”劉韻珂還特別提醒道光説：“去冬杭州、湖州、紹興等府所屬各縣，匪徒聚眾搶劫，勢甚鴟張。……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胡遂藐法逞兇。……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劉韻珂請求道光敕令奕經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並再次請求將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

道光自派遣奕經出征後，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奕經身上。他不厭其煩地囑咐、告誡奕經：“佈置周妥，萬勿性急，一鼓作氣，揚我國威，殲茲醜類，佇膺懋賞，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賴也。”浙江前線的清軍全線崩潰，使道光的希望全部破滅了。劉韻珂奏摺中抵抗必敗的論調，特別是劉韻珂指出的外患未除，內患又起的前景，使道光抵抗立場再度發生動搖，逐漸傾向於通過對英國侵略者的妥協屈服來結束這場曠日持久、又沒有獲勝希望的戰爭，以保住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統治。為實行所謂“暫事羈縻”的新政策，道光起用了一批歷來主張妥協求和的投降派官員。二月十七日，令耆英馳驛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二月二十七日又頒給耆英欽差大臣關防，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二月十七日，令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效力，三月二十四日又給伊里布以七品卿銜。

道光在奕經於浙江三路反攻大敗後的一段時間裏，始終搖擺於抵抗和妥協投降之間，因而道光在這段時間裏對浙江前線的諭令也是矛盾百出的。他一面令耆英、奕經等對英國侵略者“暫行羈縻”、“設法羈縻”，一面又令耆英等“督飭文武員弁，一面嚴密防維，一面詳加體察，如有可乘之隙，務當明攻暗襲，勿令任其披猖”66。道光還於四月十六日，將已改任廣州將軍的耆英派往廣州。當時道光聽到英國為鄰國所破的傳言，令耆英“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

然而，在乍浦、吳淞相繼失陷後，道光在投降派的勸誘、威脅下，逐步完全放棄了抵抗立場。耆英到浙江後，即令琦善會同侍衞鹹齡、乍浦同知舒恭受馳往乍浦，“設法羈縻”。伊里布等還未到乍浦，四月初八日，乍浦就被英軍攻佔。耆英在向道光報告乍浦淪陷情況的奏報中，分析浙江面臨局勢説：“今乍浦既為所據，敵勢愈驕，我兵愈餒，萬難再與爭持。……此時戰則士氣不振，守則兵數不敷。舍羈縻之外，別無他策。”耆英還以“羈縻又無從措手”為辭，迫使道光下定妥協求降決心。

道光在乍浦淪陷後，一面下令從陝甘、河南、廣西、蒙古調兵加強江浙及沿海各海口的防禦，一面又默許耆英、伊里布等以釋放英俘作為求和地步的所謂羈縻活動。道光還於四月二十七日向中外頒發一份洋洋數千言的上諭。在這份上諭中，道光歷述自道光十九年派遣林則徐赴廣東禁煙至道光二十二年命將遣師赴浙江抵抗英軍的過程，申明自己“禁煙所以恤民命，禦寇所以衞民生”，“霄肝思艱，兢兢業業”“為民除害”的良苦用心，將“逆夷之肆意猖獗”，歸咎於“皆士氣不揚所至也”。道光在上諭的最後令“諸臣亦和衷共濟，鼓勵戎行，不 不竦，以作士氣，必能剪除夷孽，掃蕩海氛，與天下蒼生，共享昇平之福”。道光的這個上諭，打着“將辦理夷務前後情形”“諭中外知之”的旗號，實際是為其逃脱戰敗求和的歷史罪責預留地步。此後，道光采取備戰、抵抗與求和雙管齊下的政策，或者叫作明以抵抗，暗以“羈縻”。為此，道光接受了奕經“將辦理羈縻事宜專委耆英等商辦”的建議，將與英國侵略者議和的責任全部委諸耆英。五月初一日，道光賞給在耆英指揮下實施“羈縻”使命的琦善四品頂帶，令其署理乍浦副都統。

正當投降派積極活動、道光也逐漸明顯傾向妥協求和時，英國侵略者於五月初八日向吳淞發動了進攻，相繼攻陷吳淞、寶山、上海。耆英等慌了手腳。耆英、伊里布立即遣人致書璞鼎查，再次乞求談判。璞鼎查在回函中“僅以不能戢兵仍與相戰”為詞，拒絕談判。英國侵略者揚言“先到揚子江，後到天津”。英國侵略者對和談的拒絕，迫使道光的態度一時又變得強硬起來。道光於六月初二日從耆英、伊里布的奏報中得到英方拒絕和談的消息後，指示耆英等：“該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專意剿辦，無稍遊移”。然而，道光“專意剿辦”的旨意已無法貫徹下去，相反，專意妥協投降的牛鑑等人卻千方百計要把道光逼向妥協投降之路。牛鑑在給道光的摺奏中，搬出了性質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徵緬不克，降詔罷兵，後復允其朝貢”的事例，以論證“從古制夷之道，不外羈縻，是則仁聖與民休息，耀德而不觀兵，並無傷於國體”。勸告道光，“於撻伐誅殛之中，恢包涵遍覆之量，……如果該夷只為籲乞通商，……皇上網開一面”。道光不為所動，在牛鑑奏摺上擬以“中伊里布之害不淺矣，曷勝憤懣”。繼牛鑑之後，耆英、伊里布又在奏摺中提出將“夷人所信”的廣東洋商伍敦元或兄弟子侄調至江蘇幫助辦理與英方交涉。道光以“伍敦元系屬廣東洋行商人，江蘇地方，無可差遣之處，該督等著不準令其前往”。並再次諭令耆英等於江蘇各海口“激勵將士，同心勠力，應守則守，應剿則剿”。道光在明令耆英等放棄求和活動的同時，又一次檄調援軍，加強江蘇、山東、天津各海口以及京師的防衞力量。

儘管道光在英方拒絕談判後，做出了要與英國侵略者再次決一死戰的姿態，事實上始終沒有放棄妥協求和的希望。英國侵略者“直達京師講話”的威脅終於徹底解除了道光的武裝。六月初九日，道光諭令耆英，令其密派陳志剛等前往與英方交涉，向侵略者許以“如果能將各船全數退回廣東，即刻罷兵，……將香港一處賞給爾國堆積貨物，與中國照常貿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約定時候，將貨船駛至口岸，我國必派官員代汝照料”。這道上諭表明道光已在妥協求和的道路上邁出了最為危險的一步，即不惜以割地、開放通商口岸為代價來換取英國侵略者的撤兵罷戰。這道上諭是道光自此實行妥協投降路線的明證。

在道光已經作出妥協投降決策但還沒來得及實施時，英軍開始了沿長江的進政。自吳淞之戰後，耆英等人可恥的求降活動使長江沿岸防務完全癱瘓。英軍艦隻如入無人之境，攻城掠地。六月十四日，英軍開始進攻鎮江，並很快佔領了鎮江。六月二十八日，大批英軍艦隻列陣於南京江面。道光決定以完全的屈膝投降來結束戰爭。早在六月十三日，當英軍艦隻封鎖瓜洲、即將對鎮江發動進攻時，道光即已諭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和英國侵略者商訂投降條件。當時，英方提出三個條件：“一還煙價戰費；一用平行禮；一請濱海地作貿易所”。對英方提出的這三個條件，道光還想討價還價，在給耆英的諭令中提出：“廣東給過銀兩，煙價礙難再議；戰費彼此均有，不能議給；其平行禮可以通融；貿易之所，……將香港地方，暫行賞借，並許以閩浙沿海，暫準通市。”英國侵略者沒有與耆英等就這些條件進行談判，就開始了對鎮江的進攻。當英國侵略者陳兵南京江面後，提出：“迨有中國大臣，奉皇帝欽賜全權，準其自行酌商辦理，才可戢兵不戰。”道光即諭令耆英、伊里布赴南京。七月初耆英、伊里布相繼到南京，開始了和英國侵略者的“談判”。道光給予耆英、伊里布、牛鑑等“一切不為遙制”，許其“便宜行事”的權力。七月初七日，英方提出議和條件，主要有：“一系索討洋錢二千一百萬圓，本年先交六百萬元，其餘分年帶交；一系索討香港作為碼頭，並求準往廣州、福建、廈門、寧波、上海等處貿易；一系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道光還夢想對這些條款打折扣，提出：“本年先交洋錢六百萬元，從何措給；香港準其賞借；廈門、寧波、上海等處，亦可準其貿易，但只許來往通商，不準久住，據為巢穴。其福州一處，內地系屬陸路，且山徑叢雜，商旅不便，閩省既有廈門通市，自不得求福州，……萬不得已或於閩省泉州附近，酌與通商。”英國侵略者對道光的討價還價根本不予理睬，“仍執原議”，且動輒以開炮攻城相威脅。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不得不表示：“於萬無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請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牛鑑、伊里布等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徹底失敗而宣告結束。

在整個鴉片戰爭期間，道光在大部分時間內是主張抵抗而且也實行了抵抗的，那麼中國為什麼會輸掉這場戰爭呢？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諸多因素，我們姑且撇開其他客觀因素不論，單就道光本身而言來探討一下失敗原因之所在。

鴉片戰爭中，道光在戰爭指導上最嚴重的問題是在整個戰爭期間，始終沒能確立一個總體的戰略方針，從而也沒有制定出一個具體而又切實可行的戰略部署，始終搖擺於戰、和之間。這種狀況是由道光昧於世界大勢所造成的。生長於閉關鎖國時代的道光，對急劇發展變化的世界大勢毫無瞭解，道光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實行禁煙時，對英國訴諸武力的必然性是缺乏預見、更缺乏物質準備的。這樣，當中國面臨英軍侵略時，就完全處於被動挨打局面，道光也因戰爭中的喪師失地而變得驚慌失措，陷於議戰複議和，抵抗復妥協的自相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傳統的“天朝上國”的自大症，使道光仍以夷狄視世界資本主義的頭號強國英國，戰爭開始時，幻想憑藉所謂的“天朝聲威”一舉懾服侵略者，當英國以其堅船利炮將道光“一舉懾服”的幻想擊得粉碎時，道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始則動搖，繼則完全屈服的道路。一個在閉關鎖國時代成長起來的封建帝王，在配備着來復槍、艦船火炮的強盜闖進國門時，為了保住統治地位，本能地驅使他的士兵拿起了弓箭、盾牌走上了抵抗的戰場，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敵人進行了盲目的抵抗。然而，一個對敵情完全處於盲目狀態的統帥，一個始終不能制定完整、周密戰略部署的戰爭決策者，要贏得戰爭是不可能的。

其次，封建政權的性質決定了道光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也不可能號召、組織全民的抵抗。而一個經濟上落後、國防力量薄弱的國家，當它面臨強敵進攻時，唯一的取勝之道，是發動、組織一場持久的人民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從全局來説，是因清軍的喪師失地而失敗的，但在長達二年的中英交戰中，卻也不乏打敗英軍的戰例。總結其勝利原因，無一不是因為戰爭的指揮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借。道光是在國內階級矛盾極端尖鋭的社會環境之中長大的，還曾經親歷起義軍攻入大內的險境。道光即位後，清王朝處於人民起義的猛烈震撼之中。清王朝與廣大勞動人民尖鋭的矛盾，使道光對人民畏之如虎，懼之如火。這就決定了道光在戰爭中不可能做到信民心，用民力，倒是奕山等人“防民甚於防寇”，“患在內而不在外”的謬論與他的思想更合拍。浙撫劉韻珂描述的因戰爭曠日持久、朝廷勞師糜餉卻師老無功、國內可能出現一個人民揭竿而起局面的前景，對道光由主戰轉向妥協起了很大的作用。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是道光在國內實行與人民為敵的反動政策的必然結果。

其三，在鴉片戰爭的關鍵時刻，罷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是道光在戰爭指導上又一重大錯誤。我們在對道光時期的用人政策進行考察時，不難發現，道光在國難當頭之際，仍然固守着清王朝傳統的滿漢畛域之見。戰爭中，道光對堅持抵抗的漢族官員加以無情的貶黜、排斥，對主張妥協的皇族宗室、滿族官員則屢屢委以重任，道光認定這些人世受國恩，定能捨身圖報。其結果只能是喪師失地。當英軍席捲浙東三鎮、沿長江長驅直入、兵臨南京城下時，道光面對戰爭中屢易將帥，卻屢戰屢敗的殘酷現實不能不發出“自恨自愧，不能知人”的慨嘆，然而，為時已晚，道光只能聽任投降派在出賣民族權益的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畫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