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作為女權主義的一個分支，常常被誤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或唯物主義女性主義，其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是不同於二者的另一個分支。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誕生於1960年代，目的是融合各流派女性主義的理念，使長久以來多種歧異聲音的女性主義流派或有機會達成和諧。許多女性不滿當時流行的關於女性受壓迫的理論分析：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一味強調個體性，忽視個體生存的環境，而無法抓住性別壓迫的實質；激進女性主義過於強調父權制，忽略經濟現實，而無法有效地概括女性經驗及其階級構成；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聚焦階級及其經濟基礎，可能會再一次抹殺性別問題。正是對這傳統的三大女性主義的壓迫理論進行了深入思考，在綜合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的思想之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受壓迫源於資本主義父權制，是制度與性別的合力。

1973年，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將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分析與女性經驗意識結合起來，1975年，在荷蘭一個名為“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的講壇”（Fenimist Socialism Platform）建立了，並將左翼激進女性主義聯合起來。同年，國際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會議在俄亥俄州安提俄克大學召開，高加索的女同性戀者激情陳辭道：“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女同性戀與異性戀者，來到這裏，是因為我們堅信發展一種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綜合性理論與實踐的時代到來了，來到這裏，是因為我們深深地知道，社會主義需要女權主義，女權主義需要社會主義。” ^[1]  也是在20世紀7年代，最早也最成功的女性主義自由聯盟在芝加哥成立了，致力於為性別和社會階級體制而奮鬥。從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這種思想觀念開始“與人們生活的物質歷史條件相關，而這些條件是由資本主義與父權制所界定的” ^[2]  。 ^[3] 

從19世紀到1960年代，女性運動中活躍着另一個大流派，那就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它認為，女性問題在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運動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將得到根本的解決。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徑是通過進入社會主義勞動市場。“階級統治將永遠消亡，而男性對女性的統治也將隨之告終。” ^[4]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論，其基本論點是：物質生活塑造人的意識。經濟制度決定上層建築。它強調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看重物質和經濟力量。關注男女不平等的經濟原因和資本主義問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必須改變整個社會結構，真正的性別平等才有可能。

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Friedrich VonEngels）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常常引用的經典著作。它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財產制度這一經濟秩序的社會組織。女性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後備軍。它主張女性主義與階級鬥爭相結合。由於女性在男權制下受到的壓迫和剝削來自私有財產制，改變資本主義和男權制體系這兩個制度的一方，就會導致另一方的改變。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把“階級”僅用來區分與生產資料有關的不同社會羣體過於狹窄，女性也是一個階級；它試圖用“異化”的概念來解釋女性受壓迫的現實，並認為使女性擺脱壓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異化和消除勞動的性別分工；它的最終目標是使社會上男女階級的劃分歸於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戰略是性別特性的變革和生育的變革。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從根本上説是反對強調男女兩性區別的。它主張不應當有一個獨立於全體政治之外的女性主義政治，並認為獨立的女性主義政治必定是一種錯誤的普遍概括（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對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Lesbian separationism），認為這種分離主義的基礎是男女兩性的生理區別。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在平等與公正的爭論中是站在平等一邊的，它認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統地處於不利地位，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歷史和社會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變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僅僅靠個人的努力和所謂“公平競爭”，而是要為女性爭取特別的保護性立法，以及各種救助弱勢羣體的特殊措施，以此爭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一個主要現實鬥爭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許多歐洲國家，19世紀末的女性主義主流思潮同社會主義思潮有巨大的區別；前者只是在現存的體制中要求兩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權利；後者則主張階級鬥爭和革命。但是，在英美兩國，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往往結合在一起，她們將女性主義建立在社會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單純建立在對男權社會的分析之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將女性主義的鬥爭融入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其主要理論依據是：當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狀況，加強了資本主義對社會的控制力量；如果拋開女性主義，對資本主義和男權的鬥爭都不可能成功。總之，她們非常強調同階級壓迫展開鬥爭。

在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協調一致的，從30年代開始，一些黨內高層領導中的女性提出應當重視女性問題，她們的提法是：要反對階級統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統治。她們批評黨內的一些男性成員是性別主義的，歧視女性的，總認為女性問題是瑣碎的，提不上議事日程的。她們的觀點使黨內的男性成員開始重新檢討自己思想中的性別主義偏差。 ^{[5]  [6]}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四種結構——生產、生殖、性和兒童教化——在家庭中結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且將男權制的心理加以轉變，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發表的《婦女：最漫長的革命》成為女性運動的一部綱領性文獻。她在書中提出，女性的被剝削被壓迫是通過四個領域來進行的，那就是生產、生殖、性和兒童的社會教化；她的思想受到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影響，認為這四大壓迫結構既是相對獨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還主張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有益成分，為女性主義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義理論家本斯通（M. Benston）和莫頓（P.Morton）發表了一個重要觀點。她們是從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根源這一問題出發提出她們的觀點的。她們認為，這種根源具有“經濟”或“物質”性質，可以歸因於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女性的經濟活動包括縫補漿洗、做飯育兒，可這些勞動的產品和勞務被直接消費掉了，從未進入過市場，因此這些產品和勞務只有使用價值，沒有交換價值。

前蘇聯的經濟學家算過一筆賬：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親和家庭女性，全社會要付出的代價約相當於每年僱傭1億名拿工資的工人，其報酬為一年1500億盧布 （當時約合人民幣5000億元）。中國經濟學家也做了類似的測算，若把家務勞動轉化為固定工資支付，每年為420億元人民幣。按照本斯通和莫頓的觀點，每個家庭在本質上都是一個前資本主義、前工業的實體，因為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在技術上是原始的，並處於貨幣經濟之外。這種無償的家務勞動構成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解決這一問題的戰略是把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生產，也就是必須朝着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方向發展，並以此為女性解放的先決條件。 ^{[5]  [6]}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像激進女性主義者那樣作性別的分類是不恰當的。雖然她們贊同激進女性主義將私人與公眾領域的劃分、生殖與生產領域的劃分都看作是男權制的結構；但是她們的結論不是像激進女性主義者那樣去重新評價私人和生殖領域，為其賦予較高的價值，而是強調公眾和私人這兩大領域之間的不可分割性。她們的政治要求是：

第一、工業的結構應當向生產和生殖的勞動者傾斜；

第二、要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滿足少數人的奢侈慾望。

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一定的影響。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曾經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財產是一個世俗的三位一體，這三樣邪惡的東西是相輔相成的。但是他也認為，最困難的是反對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裏生活的人們，還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對一對居住的格局。 ^[7]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單一的反資本主義或反性別壓迫，都無法達到經濟正義與兩性平等，必須二者並進。所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發展理論策略時，產生兩種取向──雙系統理論與統合系統理論。

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先鋒，她對家庭的分析大都是非物質的，亦即是精神分析、意識形態的。家庭中非物質的部分由人類深層心理決定，除非深層心理改變，否則婦女追求社會上再多的平等也無法改變婦女處境。這是因為男女在潛意識心理皆深受陽具符號宰制且形成社會對女人的態度，所以這態度要改變並沒有那麼快。米切爾認為，男權社會的意識形態模式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是兩個領域，應以馬克思主義策略顛覆資本主義，以精神分析策略顛覆男權社會。 ^[8-9] 

海迪.哈特曼（heidihartmann）的雙系統理論分析是物質的資本主義分析加上物質的男權社會分析。她對男權社會的物質分析，起源於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不滿，傳統馬克思主義主要以婦女和生產的關係解釋婦女的壓迫，這顯示現 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傾向於專注勞工婦女的研究，但是，哈特曼指出，並不是所有婦女（如：家庭主婦、退休婦女、非就業婦女、就學婦女等）就是勞工。雖然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家庭主婦為資本家做了偉大的生產工作，但這只是把女性與男性的關係包含在勞工與資本家的關係中，不僅資本家從婦女參與勞動市場中得利，男性──丈夫、父親在家中也得到個人服務。

哈特曼不贊同米切爾以男女受意識型態控制來分析男權社會的運作，她認為男性對女性的控制在於限制女性擁有重要經濟資源，控制女性的性，特別是生殖力（這是社會重要的生產資源之一），控制具體的表現如：一夫一妻異性戀、女性的生養家務工作、女性對男性的經濟依賴、女人討好男人以免被拋棄或解僱。所以男權社會主要在物質領域運作。

男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兩體系交互運作時，會有利益衝突，因為資本家需要女工、童工，而一般男性又希望把自己的妻兒留在家中。為了解決這個衝突的妥協方式，是由資本主義提供男性勞工“家庭薪資”（family wage）。因為“家庭薪資”能使婦女和小孩留在家中，男性勞工可以得到婦女較好的照顧，受教育的小孩也比不受教育的小孩能成為好工人，對資本家或男性勞工，都一舉兩得。當代的婦女為維持充裕生活，不僅擔負勞動市場與家庭的工作雙重負擔，還只能擁有從屬地位。所以，哈特曼説，男性控制女人的慾望至少和資本家控制勞工的慾望一樣強烈。 ^[10] 

艾里斯·楊（Iris Marion Young）強調統合理論要以女性主義的性別分工分析，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她認為資本主義是有性別偏見的，它一直是一種男權社會，工人並非男女可以互換，資本主義決定了誰（如男性）是主要勞動力，誰（如女性）是次要勞動力。以性別分工來分析，前資本主義至資本主義經濟時期，婦女地位如何相對降低：前資本主義時期，婚姻是“經濟夥伴”關係，妻子有自己的財產，和丈夫共同經營生意，不期望依賴丈夫，後來資本主義來臨，區分工作和家庭領域，以男性所在的工作場所作為首要勞動力，婦女所在的家中作為次要及後備勞動力，而降低婦女的地位。 ^[11] 

阿立生·賈傑格（Alison Jaggar）以異化或疏離概念，取代階級概念。婦女從事性、再生產等，並非依婦女需求，而是滿足男性，異化使男人在工作中退化成勞務工具，使女人在家中成為讓男人歡愉的工具。

傑格根據異化觀念的精義，認為每一位婦女在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時，都以一種性別方式與相關的人疏離。例如：婦女聲稱瘦身是為了自己，其實是為了男性，逐漸地，身體成為“東西”或機器，女人和自己疏離，女人的身體對男人或自己而言，都成了客體。因此傑格相信，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壓迫來自她與每一件事、每一個人，特別是她自己的異化狀態，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婦女經濟依賴，及人際關係貧乏的產物。 ^[11] 

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直接師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紀的思想家，她們傾向於認同婦女受壓迫的終極原因是階級歧視，而不是性別歧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以經濟基礎不同造成階級壓迫作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她們認為只要消除了經濟不平等，消除了階級壓迫，女性受壓迫自然也就消失了，即婦女解放是實現了無產階級解放後的附帶結果。但是，就婦女運動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連解放婦女都沒有隨着無產階級的解放自然地實現，又何況婦女解放呢？”

從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角度出發，阿利森·賈格爾（Alison Jaggar）對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提出反思。她認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基本忽略了婦女遭受男人壓迫的現實，在探討作為工人的女人遭受壓迫時，她們理所應當地以為資本是婦女首要的壓迫者；此時，男人至多是次等壓迫者。對這樣的理論預設，賈格爾發問：“其“女性主義”的立場究竟有何展現？” ^[12] 

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結合是不成功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通過一種獨特的視角即運用性別分析與階級分析來實現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也就是説，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不僅是實現了女權主義的一種復歸，同時也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自我改良。西方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針對女性的性別身份與階級身份之間的關係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分析視角：

第一，海迪·哈特曼在《資本主義、男權制與性別分工》中提供了一種“唯物主義的男權制觀加上唯物主義的資本主義觀”的二元制理論。哈特曼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男權制和資本之間存在着一種有益的、有力的協作關係。一方面，無論是哪個階級和階層的男性，出於保護自己的利益考慮，針對立法對女性就業的限制採取中立或者支持的態度和做法，以期達到維護其家長制特權的地位；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從女性置身於家務勞動的安排中得到好處。因此，資本主義與男權制相得益彰。這種觀點雖然認為資本主義與男權制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存在，但是它們卻在壓迫婦女上達成了共識。

第二，與二元制理論家相對立，一元制理論家利用一個概念來發展一種單一的、可以把資本主義男權制理解成一種制度的理論。愛瑞斯·楊和蓋爾·盧賓等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反對把男權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看作兩個彼此獨立、互相作用的體系，認為資本主義和男權制就像物質和意識一樣不能截然分開，只有一體化的概念範疇分析才能認清資本主義和男權制的本質，才能揭示婦女受壓迫的真正根源。 ^[13] 

1962年，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換》問世，他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進行了一個界分。公共領域指的是“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空間活動。”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將女性排除在公共領域外，這實際上也就否認女性在公共觀念形成中的作用。所以，遭遇了女權主義者的批判；但是，也啓發了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於性別分工與性別角色的分析視角。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指出，哈貝馬斯相對來説忽視了社會性別問題，這削弱了原本會很精彩的解釋，即揭示福利國家資本主義怎樣使我們作為消費者的角色膨脹，把我們全體轉化為被動的客户；而同時又使我們作為公民的角色收縮，把我們都降低為純粹的投票者。她認為，公民和工人的角色都是具有男性氣質的角色，而消費者和育兒者的角色卻是具有女性氣質的角色。她指出，儘管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壓迫着每一個人，但是，與壓迫男人相比，它以不同的和有爭議的惡劣方式壓迫女人。 ^[14-15] 

性別分工理論是把性別分工作為與階級分析相對應的理論範疇，來分析婦女在資本主義和男權制下受到的特殊壓迫。艾里斯·揚認為，性別分工分析比階級分析更具體、更詳細，更加註重參加社會生產的個人；相比之下，階級分析比較抽象，它只是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作抽象的分析，這樣就忽略了婦女的性屬特徵。她把性別分工提高到與階級同等的位置，用性別分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

蓋爾·盧賓（Gayle Ru-bin）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同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類學中的有關內容有機地結合，創建了社會性別制度學説。她提出了社會性別制度的含義，即“一個社會的社會性別制度是該社會將生物的性轉化為人類活動的產品的一整套組織安排，這些轉變的性需求在這套組織安排中得到了滿足”。她認為社會性別是外在的，社會強加的兩性區分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她主張婦女運動的目的不是消滅男人，而是消滅創造了性別歧視和社會性別制度的社會制度。 ^{[12]  [16-18]}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要求的平等、平權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和價值衝突，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運作，如：職業婦女要求的同工同酬、托兒、產假...等都是花錢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忽略了性別角色的分工現象，它對公╱私領域劃分維持了階級現狀，並且忽略了婦女在所謂私領域中日常勞務如養育小孩、養護家庭成員生活的價值及政治經濟意涵。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企求在既定的社會體系中改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要革命性地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體系。 ^[11]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相似之處。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點和早期激進女性主義的階級盲點，將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女性主義結合起來。它的兩個目標是馬克思主義的消滅階級壓迫和激進女性主義的消滅性別壓迫。它同樣看重物質和經濟力量，但是除了階級和種族壓迫之外，還關注男權制，主張消滅私有制以改變種族、階級和性別關係，關注家庭，改變性別的勞動分工，要求父親分擔家務。

基於上述原因，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時被人們視為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大同小異。其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是有批評的，其主要之點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缺乏關於性別的理論和關於人類心理發展的理論，忽視女性問題，忽視所有非經濟性的壓迫。雖然馬克思主義將女性的狀況視為社會進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馬克思那個時代，很多人持有這種觀點，因此僅僅講這樣一點點，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關注女性問題的證據。 ^[19] 

（一）認同傳統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愛力生·傑格（Alison Jaggar）指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解釋婦女問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同傳統馬克思主義對人性（human nature）的看法，認為human nature是由人的生理、社會及物質環境的交互辯證關係決定。透過不同的生產活動，人類重新創造生理和心理結構，因此人性因歷史而改變。亦即物質生活、生產型態決定社會、政治和心智生活，且改變社會不是靠公理、正義的訴求，而是集體的階級鬥爭。

（二）不認同馬克思主義對“生產活動”的分析：

雖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及生產活動也包含家庭，但傳統馬克思主義認定的“生產”是滿足物質需要的食、衣、住等交換價值的生產。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婦女在家庭（私領域）所做的“再生產”（reproduction）：性（sexuality）、孕育、養育、個人情緒支持及生活養護等，也是“生產”，絕非傳統馬克思主義認定的只是具有使用價值（use value），不具交換價值。“再生產”活動不僅具有交換價值（如：婚姻、妓女），且有其政治經濟意涵。

（三）馬克思主義無法解決婦女問題：

馬克思主義以為只要讓婦女到工作領域就業就可以解決婦女的問題，結果婦女就業後，家務並未社會化，婦女反而要承受雙重的勞務負擔，而且婦女在就業市場也是從屬地位。故馬克思主義被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是“性別盲”，是男人的世界觀，無視男權制度對婦女的壓迫。 ^[20] 

（一）認同激進女性主義提出的“男權制”概念：

一種宰制女人的社會體系，決定男女位置的性別分析。他們他認為必須重新界定人類生活的公、私領域、看到人性和人類社會由性和生養育活動的組織型態所形塑，基進女性主義強調其政治意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強調其政治經濟意涵。

（二）對“男權制”理念的不同解釋：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男權制是一組男人之間互相依賴和團結的社會關係，這種句階層性的社會關係是可以改變的。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傾向“生物性”定義，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自成一個階級，強調所有女人的共同性，不論身份，統一的定義是“母親”、“性服務者”，亦即性和生養育是社會基礎，相較於女人的階級區分，女性被男性壓迫是更基本、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個人生活經驗除了由性與性別形塑，也由階級、種族、國族、等塑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企圖解釋所有這些壓迫的關係，並解除這些壓迫，不認為有哪一種壓迫是更基本、更重要的。 ^[20]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兩性的性別認同和行為模式根築於潛意識，這是男性被置於公領域和女性置於家庭私領域的原因，不受經濟、政治變革影響。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在討論家庭與意識型態社會化時，曾引用相關探討，但精神分析的“普遍、一致”性現象，可能產生問題，如前伊底帕斯和伊底帕斯情境只適用於當代及西方，並非適用於所有時期、所有地方。此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心理分析女性主義沒有提供婦女被壓迫的物質基礎解釋，僅以心理結構分析過於虛幻。 ^[20] 

朱麗葉·米切爾的《婦女：最漫長的革命》（1966）。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被譽為是最早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綜合性理論。主要觀點如下：

（1）馬克思的生產範疇未能包涵婦女的再生產（性、生養育、情感慰藉），從而引發了女權主義者們對馬克思理論範疇的批判與改造。（2）婦女的從屬性地位來自於她們被迫承擔的人口再生產和四個相關結構：生產、生育、兒童的社會化和性。（3）所以，要想徹底改變婦女的從屬性地位，就必須進行全而的社會改革。

舒拉米斯·費爾斯通的《性的辯證法》（1970）。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結合馬克思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提出：

（1）性階級（sex class）的概念，認為女性的身體、生育（再生產）及哺乳使婦女成為不同於男人的一個階級，女性的身體是造成其從屬性地位的物質基礎。（2）女性承擔的人口再生產將其困於家庭，從而使其地位低下，經濟不獨立。（3）技術的發展可幫助婦女控制自己的身體，擺脱生育的束縛，是婦女解放的關鍵。

海迪·哈特曼的《資本主義、男權制和性別分工》（1976）和《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不幸的婚姻》（1979）。作者在《資本主義、男權制和性別分工》中提出的觀點是：男權制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己經存在。儘管作者指出維護性別分工是資本主義的基本機制，資本主義並非像有些人説的那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在解釋資本主義為什麼維持性別分工時，作者語焉不詳。所以她在《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不幸的婚姻》中似乎認為並非資本主義自身願意實行性別分工和性別歧視，而是由於男權制的阻撓和堅持。性別分工是男權制的物質基礎，在維護性別分工與男權制時，男勞工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男勞工們組織起來，壟斷技術、機會、行會和工會，排斥、控制婦女。資本家則從男勞工堅決維護的男權制中獲益。 ^[21]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力圖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女權主義理論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為女性的獨立和解放探索理論基礎，並指導女性解放的實踐：它把性別壓迫和剝削看作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副產品，認為實現性別平等主要取決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力和階級分析觀點，也接受了激進女權主義關於父權制的看法，對父權制、資本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等進行了深入分析，強調女性被壓迫問題存在的獨立性，認為消除和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和父權制是女性獲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它特別關注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在資本主義社會相互作用的方式，以一種全新的視角把女權主義的關懷與社會主義的目標連接起來。

由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對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分析較為深入，與其她女權主義流派相比，它提出的社會變革策略更為具體，也更為全面。它所提出的女性解放具有多方面含義，是一種整體而全面的解放。如果説在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中，女權主義者所理解的女性解放主要是政治上的解放，既在國家範圍內爭取到政治上的權利，如選舉權等，那麼居於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中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已經確切地認識到，女性的解放不僅僅是政治權利上的解放，而是包括經濟領域、思想領域以及存在狀態在內的全面的解放。 ^[22] 

從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批判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方法論和認識論，對性別與經濟、政治、又化等諸多關係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許多富有啓發性的分析成果。但在21世紀回顧時，除對她們的智慧與辛勤致敬外，會發現一些理論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烙印，如對性別制度與婦女生活的簡單化、普遍化、本質化，及唯經濟論對她們視野的束縛等。90年代以來，隨着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與女權主義的日漸融合，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漸漸突破以往的侷限，並與其他女權主義流派一起為女權主義理論的深入發展繼續做出貢獻。 ^[21] 

女性是人類的母親，關於女性問題的討論也從未停止過，這個占人類總數一半的龐大羣體面臨着生存、發展的挑戰，女性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難題，是人類歷史上亟待解決的各類重要課題之一。女性問題不僅僅包涵着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諸要素，更是一個多元化的綜合性問題。現代女性研究更多的涉及社會、法律、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婦女問題不僅僅關係着女性自身，也關係着和諧社會的建立、全人類的生存發展。

社會進步可以用婦女的發展程度來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是社會發展的度量衡，關於婦女的地位與受壓迫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馬克思理論對婦女問題表示出極大的關切，把婦女的解放問題納入到人類的解放問題中討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婦女問題，總結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為婦女擺脱壓迫，爭取自身的解放指明瞭道路，也為婦女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理論指導。 西方女性主義同樣表達了對女性問題的關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活躍的女性主義思潮，來源於女性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繼承了馬克思階級、經濟因素對女性受壓迫的分析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獨特的視角和分析方式，結合女性特有的氣質，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後總結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為婦女的解放指明瞭途徑。 ^[23]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和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是有區別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女性的勞動直接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的勞動在家庭中成為個體化的，所以處在社會生產之外。因此，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就是反對家務勞動，反對家務勞動也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對這一觀點的批判意見指出：這種分析把由性別差別而導致的勞動分工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忽視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有女性受壓迫的問題。 ^[5]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最關注的問題有：女性參加社會勞動的問題；家內勞動不被當作工作的問題；女性的勞動報酬低於男性的問題。並且認為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達到男女平等，都要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才能實現。 ^[7]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大本營主要是在英國，在那裏，脱離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被單獨提出的女性問題被視為非問題，或者是從階級鬥爭的有害偏離。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