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女性主義

激進女性主義於1960年代出現，它來自新左派，又脱離了新左派。由於新左派中的女性成員不滿新左派社會主義者和民權團體對她們的態度，發起成立了強烈認同當代女性運動的一個派別。她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並不是男權制的唯一源頭，在所有的經濟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無論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她們關注女性地位低於男性的問題，關注男權制的深層結構。她們認為：只有消滅男權制才能達到女性運動的目標。在男權制結構內部提高女性地位只會延續統治制度和不平等。

激進女性主義的許多思想並不是過去沒有人提出過，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它才發展成一種系統的自我認定的理論。激進女性主義最主要的理論建樹是男權制理論。激進女性主義堅持認為，自己獨立創造了男權制理論，並宣稱自己一派的理論“完全沒有男權制的痕跡”。(Barrett and Phillips, 120)

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是最早將男權制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義理論的人，她在《性政治》一書的第二章首先引入了這一概念，成為後來女性主義理論大量使用這一概念的起點。這個概念本不是什麼新創造出來的概念，指的是由父親作家長的機制。米利特為它加入了新的含義，這樣它就包含了雙重含義：第一，它指男性統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長輩統治晚輩。從60年代開始，這一概念被定義為男尊女卑的系統化機制。

激進女性主義非常強調自己的理論是關於女性的理論，是由女性創造的理論，又是為了女性而創造的理論。它的基本觀點有：把對女性的壓迫視為統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於理解和結束這一統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權制是關鍵概念；女性作為一個羣體同男性利益相對立，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誼的基礎上聯合起來，超越了階級和種族的界線，所有的女性都應當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鬥爭；男權制的統治不僅限於政治和有報酬的工作這類公眾領域，而且存在於私人生活領域，例如家庭和性這兩者都是男制統治的工具。此外，激進女性主義還有兩個基本命題：

第一，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中，交換價值先於使用價值；

第二，在男制體系中，交換價值是由男性來定義的。激進女性主義主張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隱密的經驗，也是由擁有特權地位的男性原則的制度和結構造就的。

激進女性主義的理論論證追溯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女性在所有的社會都處於從屬地位，原因是什麼？在15世紀的歐洲有迫害女巫的運動；在中國有女性裹小腳的習俗；在非洲至今還有許多女性要受割禮 (陰部環切術)；在美國也有婦科學 (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習俗類似，都是為了控制女人的身體、性和生存環境。激進女性主義者以此為依據，提出了整個女性羣體“殖民化”(colonizing) 的問題，這一理論的主要假設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從於男權制的壓迫。”(Smith and Watson, 19) 女性受到男權制社會制度的壓迫，這是最基本的壓迫機制；其他形式的壓迫，如種族主義，健全主義 (able-bodiedism)，異性戀霸權主義以及階級壓迫，全都與性別的壓迫有關。她們中的有些人甚至創造出性別階級 (sex-class) 這一概念。她們認為，男性是與女性極為不同的一種人，是一種富於攻擊性的邪惡的人，他們迄今為止一直在統治、壓迫、剝削和殘害女性。

激進女性主義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壓迫有如下五種特徵：

第一，從歷史上看，女性是最早受到壓迫的羣體。

第二，女性受壓迫是最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實際上存在於一切已知的社會之中。

第三，女性所受壓迫最深，這種壓迫形式又最難根除，依靠消滅階級社會之類的社會變革也不能將其除掉。

第四，女性所受壓迫對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無論質還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雖然這種痛苦由於壓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別偏見而往往未被認識到。

第五，女性所受壓迫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壓迫提供了概念模式。雖然不同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對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性質的強調側面有所不同，但她們至少在上述的前三點上意見一致。(賈格爾等，1989年) ^[1] 

在70年代，激進女性主義開始改變其觀點，從把女性的地位低下歸因於女性的生理狀態，轉變為譴責男性的生理狀態，從而走向另一極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傾向看作是與生俱來的，把男人當作敵人。一種典型的激進女性主義言論是這樣的：有人説，女性運動是有始以來第一場沒有敵人的戰爭，而我們認為敵人就是社會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會上，有一位老年女性發言説，記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時，在女性的集會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面：一位女性高聲問與會女性：“誰是我們的敵人？”大家齊聲回答：“男人！”

不僅是激進女性主義這樣看，就連薩特都認為女性運動是一場所有女人針對所有男人的鬥爭，他曾説過：“迄今為止，階級鬥爭是由一部分男人針對另一部分男人而展開的。它本質上是男人之間的一種關係，一種與權力或經濟相聯繫的關係。而男人與女人的關係卻是非常不同的。……我認為，女性鬥爭不是從階級鬥爭中引伸出來的……我甚至可以這樣説，大多數女性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即這是一場所有女人針對所有男人的鬥爭，而每一個女性只要通過加入這場運動，使它成為規模更大的鬥爭，她們就能從中獲得益處。”(轉引自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牧原編，第80-83頁)

激進女性主義的主張是：女性是一個階級，男性是另一個階級。她們激烈而鮮明地反對男權制社會，通過宣傳示威活動，建立女性空間和女性文化。她們的基本觀點是：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即個人經濟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個人原因，是社會不公；以男權制為根源的階級壓迫；對男權制的心理學、生理學解釋；男女有本質不同；社會必須徹底改變；等級制必須消滅。

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是被壓迫階級，並稱現行的社會體制是性階級體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別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壞性別角色的分工。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甚至將女性的低下地位歸咎於生理結構，認為女性的身體是自然界的畸形創造，這一生理結構導致女性以為自己應當去做那些屈從於男性統治的事情，諸如生育、帶孩子、性交等；既然並不僅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才受壓迫，而是在任何經濟制度中都可能發生壓迫女性的現象，那麼女性受壓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階級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過諸如避孕技術、試管嬰兒、人工授精及無性繁殖這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把女性從生育這一壓迫她們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來，女性的處境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只要兩性的區分在生理上和社會上還繼續存在，女性的處境就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她們認為，要想剷除這一性階級體制，必須首先剷除其生理基礎；只有想辦法消除使女性處於屈從地位的生理差異，使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不再有意義，才能進而消除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和性別歧視。

舒拉米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 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辯證法》被譽為對女性受壓迫進行系統分析並解釋其根源的最早嘗試之一。她在這部著作中表達的一種觀點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義者總是否定女性的依從地位有其生物學的基礎，可費爾斯通卻認為，女性依從地位的根源在於人類生物學的某些永存的事實，那就是：嬰兒的成熟期很長，這便決定了嬰兒要有很長一段時間依賴於成人，特別是要依賴母奶才能生存；與此同時，生育使女性的體質變弱，使她們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這一邏輯推衍下去，費爾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結論：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與此有關的一系列技術進步，這一革命不僅要使嬰兒的養育脱離人奶，而且要使生育過程脱離子宮，這樣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對男人的體力的依賴，而這一依賴恰恰是女性依從地位的生理基礎。(賈格爾等，1989年)

人類學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非洲遊牧民族和愛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獵民族中，造成男性統治的原因不能僅僅用與外界的階級社會接觸來解釋，而要由其自身發展的過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來解釋。除了前述費爾斯通的解釋，即男權制產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後代對母親的依附，以及母親依附於在她生產和哺乳時供養她的男人這一基本事實之外，更普遍的一種看法是，男性統治既非來自男性的好戰，也不是由於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於男性的狩獵活動。由於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獵，男人就利用她的無能為力而控制了肉類的交換。隨着肉類在不同狩獵集團飲食中處於日漸重要的地位，就逐漸形成了男性的統治。

激進女性主義的男權制理論並不把國家作為政治的中心議題，而認為國家只是男權制壓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經濟壓迫，並且認為，那種以為推翻了經濟壓迫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的觀點是錯誤的。女人是作為女人而遭受經濟壓迫的，而不是作為一個性別中立的無產階級成員而遭受經濟壓迫的。這一理論還認為，家庭是社會權力結構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務勞動上對女性的剝削、性剝削等。

激進女性主義向傳統的權力及政治觀念提出了挑戰。它指出，男權制在所有的社會中運行，其力量遠遠超過了正規的權力制度，超越了階級和種族的界線。它在人們的童年就開始以社會教化的形式灌輸給他們，通過教育、文學和宗教這些手段的強化，使人們將其內化在心靈深處。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視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義者甚至直截了當地將男權制稱為“男權制宗教”，並認為全世界的各種主要宗教全都在起着使男權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運動不僅是反教會的，而且是後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強調男權制度而非資本主義才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傑梅茵·格里爾（Germaine Greer）在1970年所著的《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中認為女性從小在家庭和教育之中就逐漸開始受到男權制的壓迫，逐漸放棄了自主權和主動性，人格被人為地“閹割”。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同年的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則強調性即政治，指出男權制度藉由誇大男女之間生理的差異，來強化及合理化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支配與附屬的關係（與政治中人和人的關係類似）。瑪麗·戴莉（Mary Daly）則在幾部著作中，對於文化中包括宗教、文學、歷史、哲學、社會習俗中所藴含的男權制度加以批判。

在批判男權制度的同時，基進女性主義者也試圖找出理想的性別角色。在1970年代早期，由於認為性別制度是壓迫的來源，因此不少人主張以中性（androgyny，或譯作男女同體）的文化來取代原本的兩極區分的兩性，在理想的社會中，男女之間應該是沒有差別的。如米列指出性及性別之間的不同，前者為天生，但後者為社會文化所形塑，以試圖去除原本社會對於兩性的刻版印象和要求對女性帶來的壓迫。這樣的主張最基進者如法國的維蒂格（Monnique Wittig），甚至認為連兩性生理差異，例如女性生育小孩也並非是自然的，而是後天加諸於女性的任務。

但這種男女同體的主張，在1970年代後期開始受到批判，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不認為期望男女都成為“中性”是能解決性別壓迫問題的方式，她們認為女性有其自身優越不同於男性的特質，因此要解決壓迫問題是要將女性和男性分離，她們致力於創造婦女的空間、保護受害婦女，並發展婦女自身的文化，而其中基進女同性戀者（Radical lesbians）便是這種主張的實踐者。

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性關係是女性主義的重要課題，因為男性在性關係上具有的侵略性、支配性而女人則是順從而被動，而以這樣的關係為基礎，使得女性在其他領域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上都處於被支配的角色。因此，她們批判包括社會上對愛情的想像、強暴的行為、以及色情事物中對女性的貶抑等。而許多基進女同性戀者，也是基於男女異性戀關係的不平等而主張不與男人發生關係。

激進女性主義將其理論重心放在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以及男性對女性在性和生育領域的控制上；它視男性羣體為壓迫女性的羣體，要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爭取女性的中心地位。這一理論的極端形式是攻擊異性戀、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品的製造與銷售。它認為，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統治，這種統治是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的，一是通過意識形態途徑，其中包括淫穢色情品的製售，貶低女性的思維定式，性別主義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過實踐的途徑，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財產法，剝奪女性的生育權利，性暴力等。

基於上述觀點，激進女性主義致力於下列工作：為被強姦女性設立救助中心；為受暴女性提供庇護所。她們最活躍的方面在和平、生態、生育權利、反對淫穢色情品以及同性戀權利運動等。她們為運動所制定的目標是：摧毀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機制，代之以賦權機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對於激進女性主義所提出男權制這一理論，女性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雖然有人認為用這一理論來分析壓迫女性的機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認為它太過寬泛，太過概括，還有人認為它太受特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 這一概念來取代它。有的批評指出：這一理論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釋男權制起源，因此難以提供結束男權統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敵人”這一錯誤的判斷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當中引起共鳴，不能吸引到廣大女性的認同；這一理論是非歷史的，建立在錯誤的普遍適用假設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經驗，沒有考慮到工人階級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況；按照這一理論的邏輯，在男人數世紀的錯誤統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動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歷史和未來的共同創造者。對激進女性主義的另一種批評來自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它把男女兩性的兩分狀態固定化了，把男權制的壓迫和禁制當作一個靜態的概念來看待。

海蒂·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不幸結合》曾在70年代廣為流傳。她既批評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點，也批評了激進女性主義的階級盲點，從男性在家庭內外控制女性勞動力的角度重新定義了男權制這一範疇。她把資本主義和男權制看作相互依賴、相互強化的兩個制度，並認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這兩種制度都消滅。(賈格爾等，1989年) ^[2] 

激進女性主義也承認是資本主義制度導致了女性對男人的從屬地位，但她們認為，女人主要的敵人是男人而不是體制。根據她們的考證，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中即有厭女症的表現，而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學的發祥地。在所有已知社會中，性別關係都是以權力為基礎的，因而是一種政治的關係；這一權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統治女性；性別統治是那麼普遍，那麼無所不在，又是那麼徹底，以致被視為一種“自然的秩序”而被廣大的人羣視而不見；它在各種文化中都是最為普及、滲透力最強的意識形態，它為權力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進女性主義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走得不夠遠。如果拿激進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比較，平等和性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對於前者來説要大大超過後者。激進女性主義認為，男權制壓制女性，是一個以權力、統治、等級和競爭為特徵的體系。這一體系不可改造，只能將其根脈根除、消滅。不僅要推翻男權制的法律、政治和經濟結構，還要推翻其社會、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會和學院。激進女性主義長時間以來一直拒絕學院傳統，視白種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問題的，是維護統治結構和等級的。

激進女性主義認為，性別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結構是並生關係。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融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策略，也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張，而是主張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分離出去。因此，這種觀念立場有時又被稱為分離主義。

性和身體的領域是激進女性主義極為關注的領域。激進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 Kinnon）的名言是：“性對於女性主義就是工作之於馬克思主義：既屬於自己，又被剝奪。”（Meyers, 65）為女性爭取墮胎權是激進女性主義活躍的主要舞台。

對激進女性主義的主要批評是：它沒有能夠解釋生理性別是如何變成社會性別的。如果將男性壓迫女性的原因歸結為生理上有問題，是生理原因使他們變得殘忍，那麼就很難認為這種壓迫關係是能夠改變的。此外，激進女性主義被批評為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的缺點。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