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國、日本、美國等國的大學生和青年中，主要以積極革命為方向的人所組成了新生代的左派政治勢力；他們批判在斯大林主義體制下建立的舊社會主義，以及批判掌握權力之後緊緊抱住不放的既成左翼，試圖發揚基於反專制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和格瓦拉主義，這一系列學術勢力和政治勢力被稱作“新左派”（New Left）。

在中國，新左派思想勢力主要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在經歷過80年代的理想幻滅和改革迷惘之後，許多知識青年和學生開始思考改革的弊端和馬克思主義的前途，並對西方自由主義和信仰真空現象進行反思和批判，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汪暉、胡鞍鋼、楊帆、韓毓海、崔之元、甘陽、鞏獻田、趙丹陽等。

中國的新左派普遍提倡人民主權原則，重視社會公平正義，支持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干預，反對庸俗的自由市場理論，反對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重視工人和農民利益，批判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批判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文化壟斷、經濟政治獨裁和社會虛無主義。

新左派主張與20世紀中前期的暴力革命、集權政治的舊斯大林主義有着根本區別的是，中國當代新左派將“人民主權”思想和對弱勢羣體的深切人文關懷，與對中國當代存在着的嚴重的社會不公的警示結合在一起，這使得他們突破了傳統的經院式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傳播，成為了有別於執政黨觀點的新學術力量，同時也是重要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

“新左派”的理論陳述，不是一個具有理論一致性的、自覺結社的理論闡釋行動。它是一個以某些立論的相對接近而形成的鬆散的、無明確理論綱領的姿態與主張的代稱。

但是，“新左派”之間具有明確的理論呼應關係。因此，把它視為一個可以統合起來解讀的社會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態與主張，可以從“拒斥”與“迴歸”兩個維度概觀。“拒斥”，大致圍繞幾個方面展開：

其一，拒斥自由主義的言述；

其二，拒斥自由市場的理路；

其三，拒斥斯大林主義的言論；

其四，肯定“文化大革命”在抵制修正主義上的積極作用，認為廣大工農的利益在當時未受太大侵害。

雖然仍然有新的左派人士闡發了新的觀點，他們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但是對於全面開放持懷疑態度，主張國有企業效益問題主要存在於管理的方式，而並不在於資本的構成結構。他們主張不僅不應該削弱國有企業，還應當將國有企業中的外資與民營成分剔除出去。另外，新的左派人士利用西方公平與平等的觀點，主張限制個人的遺產繼承。認為通過繼承而獲得鉅額財富的方式是不公平的，主張限定某一個標準，高於此標準的財產應當收歸國有。這不僅可以使公平的理念得以延續，還可以有效加強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將之稱為：平等剝削。

這在王彬彬那裏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有着緊密的關聯性，“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卻往往正是自由主義者會擁護專制，稱頌獨裁，甚至自身便變成專制和獨裁者的工具與幫兇”，不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有“自由主義者”做出這種行動來。

所圍繞的基本主張有：其一，迴歸高調民主。其二，迴歸政治主導。其三，迴歸人文激情。在這三個方面，國內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辭地聲稱，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廣泛的公共政治參與，來解決自由主義無能對付的問題：諸如基於自由的民主無法解決的人民民主問題，市場主導的社會經濟形式無法解決的正義的政治制度問題，交易的體制化時代無法解決的人的情感適意與詩性想象問題。他們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導代替經濟優先，以詩化的創新代替務實的制度建設。或者乾脆對自己的方案緘默不語，卻搬出西式的“組合思想”（如貝爾）、海外華人學者中的“新左派”言論（如崔之元），來對“新左派”提出建設性意見的期待。

但是，這也恰恰體現了他們對傳統社會主義的親合立場，對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眷念，對民主主義、政治中心的肯定，對理想主義詩意浪漫的顧盼，與對走向現實主義的當代中國社會變局的不滿。

新左派”籲請“迴歸”的基本依據，是民主、參與的軸心意義與時代中所謂的“全面的社會民主”的決定性作用。

蜕變於老

從對“新左派”的文獻的理解上可見，“新左派”之所以謂“新”，自然是有滿足這一稱號“新”與“左”的雙重理由： 一重理由從其“新”上得到滿足——首先，“新”在它與老左派的差異。“新左派”既告別了與國家權力直接結合的激進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義、僵硬的計劃經濟與集權政治體制，又告別了傳統左派（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單純從意識形態視角論述問題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傾立場的更新。它以伸張人民主權與普遍民主的姿態，反對資本主義的政經權力壟斷及文化霸權的姿態出現。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態出現。在後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論。再次，“新”在左傾方法的調整。它以反意識形態的非本質主義姿態出現，藉助於西方“後學”的解構武器，將近現代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與資本主義直接鈎聯起來，加以抨擊。而且以單純的理論辨析的姿態出現，以對民族、國家，乃至世界全面負責的面目立論。

另一重理由從其“左”上得到滿足。“新左派”之“左”，在於以下三點：

其一，激烈地痛斥資本主義。他們將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簡單地定義為“少數經濟政治精英操縱社會資源的制度，而‘社會主義’則指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或則就將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市場社會，再與自由主義合一而論，將全面民主與社會主義式的“制度創新”（諸如“鞍鋼憲法”、鄉鎮企業、村民自治等等）掛起鈎來。於是，現代社會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導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謂“全面的民主”）社會就只有期望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來造就了。

其二，為“社會主義”呼喚。遮遮掩掩地為“社會主義”辯護，從而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主張再伸張，是“新左派”令人矚目的一點。但是“新左派”的社會主義版本既未指出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也未明確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經濟——政治運行形式，而只是簡單地以人民主權和全面民主來定義自己的社會主義，至於這種民主的經濟基礎是什麼？政治制度安排怎樣?在他們抵制的保護個人權利與實行法治之外，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保證人民主權和全面民主的落實，則緘口不言。他們在高明地承認傳統的社會主義形態的“合法性危機”的前提下，為一種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優越於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主張的“隱形”社會主義辯護。

其三，對既有成就（無論是理論的，抑或是實踐的）加以否定，這種否定的理由就是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暉對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否定、對九十年代各種思想主張“一網打盡”式的全面指責）。總之，“對進步的信念，對現代化的承諾，民族主義的歷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遠景，將自身的奮鬥與存在的意義與向未來遠景過渡這一當代時刻相聯繫的現代性的態度”統統出了問題，只有徹底的解構才足以為他們自己傾心讚賞的一個完美的世界鳴鑼開道。

毫不武斷地説，“新左派”的問題意識與問題表述完全是從西方來的，但是問題的指向卻是中國。他們力求表達的是對於現實中國社會文化問題的深切關懷。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動機。其中，尤其值得認同的是，他們對於“中國性”認知的適當強調，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嚴重社會不公的關注。

就在同時，則不能不指出他們在表達自己的中國關懷時所存在的“錯置具體感的謬誤”（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體感放錯了地方的謬誤。這種謬誤是指，一個東西因其特性而成為自己，當把它放到與其特性疏離的地方，就好像覺得放置的地方本來就有此特性似的。

面對“與國際接軌”的現代中國社會朝向規範化發展的運動，面對中國積一百五十餘年的教訓才確認的經濟優先發展思路，“新左派”在這一過程始發時就完全從相反思路言述問題，似乎對於中國問題不分主次先後的“一鍋煮”解決思路，難於成立。而從其言述的負面結構看，則可以説，這種思路為所熟悉，“中國可以説不”已經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過是精緻的“中國可以説不”的版本而已。

從“新左派”的理論走勢看，它有一個累積理論“強勢”的過程：從幾年前的人文憂患式縷述，拿自由主義作理論對手加以攻訐為前提來強化立論，獲得廣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從主張上擴大解釋面，從學科上跨越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界限，從言述方式上拋棄懇切的學理自訴而意欲佔據話語霸權。分析起來，“新左派”的訴求之所以獲得這種理論認同，除了變遷中的中國社會提供的一些兩可解釋的疑難素材這些表面東西之外，還有敍述其理論意欲的支撐觀念的內在原因。這些支撐觀念大致有：

第一，“烏托邦”的先知渴求。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亂。

第三，邏輯思維的缺席。

第四，價值要求的絕對優先性與經驗事實的錯位。

轉回頭説，“新左派”的立論基點還是對自由主義的直接攻擊。因此，一切對“新左派”的分析，還必須落實到對自由主義自身的理論與實踐有效性的説明上來。這就要求在最低限度上回應兩個問題：一是自由的祈求與自由主義對之的闡釋，對一個期望現代化並處於現代化中的國家，意義何在?二是對於一個期望思想創新與制度創新的思想界來説，又具有何種意義?假如這些問題完全無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麼，“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指責，就完全可以予以無條件的認同。假如可以予以適宜的回答，那麼，“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全面質疑，其本身就應當加以再質疑。

這種回答，並不是簡單的“是”或“不是”、“有”或“沒有”就能夠解決的。它首先要求清理兩個理論問題，然後才能進入意義論證的階段。其一，需要清理籠罩在自由主義理論上的迷霧。由於在西方現代社會，自由主義早就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因此，假自由與自由主義之名，發表所謂自由主義意見，將自由主義的理論邊界模糊化了。為此，需要將現代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邊界加以劃分：其一，自由與自由主義是不同的。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是不同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是不同的。其二，哲學意義上的自由與政治經濟權利層面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其三，自由是凸顯權利而限制權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來保障公民安適，它與容忍不公、打壓公民的所謂自由主義是不同的。其四，從經濟角度講，自由主義的經濟活動方式是一種有利於社會總的財富積累的活動方式，它對財產權的強調並不偏向資本的佔有者，而是從對於公民財產權的普適性肯定，它在財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從政治角度講，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權政府與無政府之間尋求一種政府與社會健全互動的合理政府形態的制度努力。它在社會的介入機會上，注重平等性。由於自由主義對諸自由的關聯性加以高度的強調，因此，抽取任何一個方面的自由主張來非議自由主義，就是不公平的。由於具有自由傾向的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與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不同，也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家內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對自由的關注點不同，因此，單單以其中某一個思想家來批判整個自由主義，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對自由主義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確認。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對之的建構，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對之的批判；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它既在社會進程中證實自己，也在社會進程中通過部分的證偽來完善自己；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政策與社會心理導向，它從來就沒有也無法固定僵化為某一模式，它是開放和不斷髮展的。

在美國，“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激進政治運動。當時的美國社會學家萊特·密爾斯主張與關注勞工運動的傳統左派區別，建立一個新的左翼意識形態；這個新的意識形態應該關注較個人化的問題，例如異化、失範、權威主義及其他現代富裕社會的病徵。美國的新左派反對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權力結構——他們稱之為“機構”，而反對這種結構者就被稱為“反機構”；他們專門採取積極行動主義的組織方式從事社會革命，不與產業工人結盟。美國的新左派思想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越戰與文化大革命影響；在對蘇聯的態度問題上，其相信赫魯曉夫的批判點出了蘇聯的問題，但卻並未因此轉向托洛茨基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許多美國新左派認為，既然蘇聯不再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必須有新一代的共產主義思想家取代其位置——如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特羅與格瓦拉等。

日本戰後的左派運動發端於1958年，而學生羣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66年，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生路線爭論，日本共產黨決定脱離“中國路線”，同時積極與蘇聯修好；反對蘇聯路線的左派人士因此另起爐灶，發起新左派運動；1968年至1970年間的第二次反安保運動帶來了新左派的另一高峯。在七十年代，日本的新左派發動了反越戰、反美軍基地與成田機場等等抗爭，與政府的“機動隊”爆發多次衝突，造成許多學生被捕，甚至遭機動隊毆打致死的事件；另一方面，新左派內部出現了“赤軍派”、“ML派”等主張激烈手段的派別。隨着越戰告終、中日建交與日本經濟的起飛，日本新左派進入了低潮時期。日本民間除原有的“社會主義協會”、“東京唯物研究會”等左翼學術團體在堅持活動外，山口勇等左翼人士於1988年成立了“社會主義理論協會”，廣松涉與飯田桃等人在90年代又成立了“論壇90”，其下分化為“結構改革派”與“市民派”——這些現象是蘇東劇變對日本思想界的衝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