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偉良

盧偉良(1910～1988年)，廣東梅縣大坪鎮大坪村人，是梅縣早期的中共黨員，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即參加革命，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前是梅縣東山中學學生。之後，當過煤礦工人。又先後任共青團梅縣委員會書記、東江團特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交通員、大埔紅色交通站站長等職。民國21年(1932)去中央蘇區加入紅軍，任紅軍總部二局參謀、國家保衞局總隊部參謀長。

長征期間，任紅三軍團保衞局偵查員、紅軍總司令部一局參謀。紅軍到達陝北後，先後任延安至上海交通員、延安抗大一大隊教導員、分黨委書記。他較長時間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險護送中央領導人和經費、物資到中央蘇區或延安。他曾護送葉劍英從香港到閩西，後又陸續護送鄧小平、任弼時、陳雲、聶榮臻、張愛萍等人到蘇區，多次奉命從延安到上海找宋慶齡、潘漢年等，把支援蘇區的經費、藥物帶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變後，隨葉劍英到西安擔任聯絡工作。旋調新四軍，任東南交通站站長。

民國28年(1939)4月，他被抽調回廣東，參與領導東江地區的抗日鬥爭，先後任東江縱隊大隊長、大隊政訓員、主力大隊政委、支隊長、江南指揮部指揮員和東進指揮部指揮員等職。抗戰勝利後，隨東縱北撤，轉戰於黃河以北戰場。在東縱時，不論政治工作、指揮工作、黨的工作、羣眾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務。解放戰爭時期，任山東渤海軍區參謀處長，後參加中央黨校學習。

之後，隨部隊南下轉到地方工作，1949年9月任梅縣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0月任興梅地區政務委員會主任，1950年1月任廣東省興梅專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興梅地委常委。他生活艱苦樸素，作風平易近人，善於團結羣眾，有事同大家商量，不搞特殊化。在興梅地區工作期間，積極領導全區人民進行剿匪、經濟建設、民主改革等各項工作，使興梅地區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1953年調任華南國防公路修建總指揮部幹部副部長兼處長。1954年1月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

任內，剛正不阿，秉公執法，敢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1957年“反右鬥爭”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被下放農場勞動。他雖身處逆境，依然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悔。1979年4月，“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恢復名譽，重新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更加熱愛本職，抱病工作，為加強地方建設和廣東省民主與法制建設，恢復和發展檢察事業作出貢獻。1983年離休後，仍積極協助政府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動員華僑和港澳同胞投資家鄉建設。1988年5月25日在廣州逝世，終年78歲。 ^{[2]  [6]  [14]} 

盧偉良，1910年8月出生於梅縣大坪鎮大坪村草塘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懂事的他從讀小學時開始，每逢假日都會到石灰山上挖石灰賣幫補家用。192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東山中學，得到印尼姑母資助的他有幸讀了半年初中預科班。期間正是東征軍第二次來梅，受到進步革命思潮影響的盧偉良加入了共青團並秘密參加了革命。1925年冬，聽説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來梅招生，他前往報考未果又返回梅縣鬧革命。輟學後的盧偉良一邊在梅縣丙村挑煤炭，一邊積極向大坪黨組織靠攏，經常給黨員帶路，送信、送文件，他在19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更是積極參與組建大坪農會，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1929年春，共青團東江特委派人到梅縣召開會議，盧偉良被選為共青團梅縣縣委書記、共青團東江特委常委。在這期間，梅縣梅南、畲江一帶武裝鬥爭非常艱苦。南昌起義向粵東南下，朱德領導下的紅軍，在大埔三河壩失利，退至梅縣梅南、長沙一帶，短槍隊也因敵眾我寡難以維持，古柏和東江特委陳啓昌（梅縣畲江人）只能藏在柴草間。後來古柏（後任紅軍36軍軍長）由盧偉良送上江西井岡山。

1929年10月31日，朱德率領紅四軍攻打梅城撤離時，盧偉良被派當嚮導引紅四軍由梅縣大坪經梅西，上平遠石正進入贛南的尋烏、安遠。其時，朱德勸盧偉良回去，盧偉良説：“不，我不走，我要參加紅軍！”朱德軍長、朱雲卿參謀長等一再勸説：“地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你是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呀！”盧偉良只好服從安排回梅縣。

1929年冬，為了適應擴大蘇區工作的需要，按照黨中央決定，在蘇聯莫斯科學習和白區工作的同志，紛紛到中央蘇區去。為了保證這些同志安全經過白區，當時設在福建永定縣虎崗的閩西特委決定建立大埔青溪秘密交通站，特委書記鄧發指定盧偉良擔任站長。

到任後，盧偉良選擇大埔青溪裏鋪餘氏宗祠為大埔交通中站站址，在多寶坑、鐵坑、黨坪伯公坳設立小站；在茶陽同天飯店、同豐雜貨店及青溪沙崗頭永豐小食店等處設聯絡點；青溪崩蓬尾餘均平的舊屋、棣萼樓、山寨作為物資暫藏站。為了安全護送同志們到達中央蘇區，盧偉良按照交通員選配條件和工作紀律，認真選調素質好的人員組建交通員隊伍、武裝班、交通運輸隊，形成了一個交通網線。

1930年夏，閩西特委決定要盧偉良送500塊大洋到香港，為躲避白區的檢查，盧偉良把30多斤重的銀元用紗布纏在手臂上，一路翻山越嶺，謊稱瘧疾纏身，裝瘋賣傻，終於順利到達香港交通站。20多天的高強度行走外加高温天氣的炙烤，接頭人發現紗布銀元都帶着血跡黏在一起，嵌入了盧偉良的皮膚，只得用鑷子一塊塊輕輕取下。盧偉良用堅定的意志、過人的智慧，出色完成了黨交給他的重要使命。

1930年秋，組織上派盧偉良護送留居在香港的葉劍英去中央蘇區。其時，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正懸賞十萬元通緝葉劍英。在白色恐怖下，盧偉良時刻保持高度警惕。由香港乘船到汕頭時，他與葉劍英裝作互不相識，避開了特務的耳目；經由崎嶇難走的山路前往饒埔蘇區（即紅軍十一軍四十八團駐地）的那天，考慮大家多日來連夜趕路太疲勞，盧偉良與葉劍英商量在較安全地帶讓大家睡一覺。擔負着保衞任務的盧偉良卻不敢睡，臨天光他叫醒大家又繼續趕路了。

1931年8月間，盧偉良接受組織分派任務，到上海與周恩來聯繫，安排周恩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的路線。見面聯繫確定了路線後，周恩來一時還不能走，盧偉良就從上海帶賀誠、梁廣、李沛羣3人坐船到汕頭，然後經大埔青溪到永定。

1931年11月底至12月初，周恩來由肖桂昌、小黃華帶到青溪站沙崗頭後，盧偉良親自率領短槍隊八九人經多寶坑、伯公坳、鐵坑、陶坑，渡過永定河，到了永定縣城，交與永定縣委書記蕭向榮，順利地護送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

從1929年冬到1932年春，盧偉良馬不停蹄地往來於閩西、粵東、香港、上海之間，多次機警地安全護送中共領導幹部和數百名同志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物資到中央蘇區。他先後輸送轉移到中央蘇區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穎超、鄧小平、劉伯承、董必武、林伯渠、聶榮臻、蔡暢、張聞天、任弼時、葉劍英、楊尚昆、張愛萍、謝覺哉、胡耀邦、瞿秋白、蔡樹藩、李維漢、阮嘯仙、陸定一、李克農、蘇聯顧問李德以及隨行人員200多人。

1932年5月，盧偉良離開大埔青溪交通站，由葉劍英安排在紅軍總部二局任參謀，在朱德總司令和葉劍英參謀長領導下進行偵察工作和反間諜鬥爭，接着參加了朱德指揮的3次戰役：即南雄水口戰役、樂安戰役、1933年2月的第四次反“圍剿”戰鬥。1934年春，盧偉良被調到瑞金紅軍大學參謀班學習，畢業後擔任國家保衞局總隊部一局參謀長。1934年10月，盧偉良跟隨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遵義後，他所在部隊被編入第三軍團，在李克農負責的紅三軍團保衞局任偵察員。紅軍長征後期，他任紅軍總司令部一局參謀，積極做好保衞工作，歷盡艱辛，終於勝利到達延安。

盧偉良到延安後，擔任從延安到上海的交通員，多次奉命赴上海找到宋慶齡、潘漢年等同志，把支援邊區的經費和藥物帶回延安。1935年底盧偉良還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擔任抗大一大隊教導員、分黨委書記。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周恩來、葉劍英與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會談推動了全面抗戰的開始。當時，盧偉良跟隨葉劍英、李克農等到張學良的東北軍部隊擔任聯絡工作。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盧偉良又調任新四軍東南局交通站站長，負責護送重要機密文件、抗戰物資、華僑愛國青年到新四軍。

1939年春，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廣東東江地區抗日武裝的鬥爭力量，將盧偉良調回廣東，在曾生司令員領導下的東江游擊隊任大隊長、大隊政訓員、主力大隊政委、支隊長、江南指揮部指導員和東進指揮部指揮員等職。1946年6月東縱奉命北撤到山東煙台，他隨部隊前往，1947年任山東渤海軍區參謀處長，1948年到華北軍政大學學習，解放戰爭時期曾轉戰淮河以北戰場。

1949年，盧偉良任廣東興梅地區專署專員、地委常委；1952年任華南國防公路修建總指揮部幹部部副部長兼處長；1954年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1957年被打成極右分子；1961年摘右派帽，任白雲山農場副場長；1964年任廣東省政協委員。“文革”期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堅信國家是愛護他的，他也深深愛着國家。1979年盧偉良重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時不改剛正不阿、依法辦事的作風，被譽為“活包公”。

1983年，盧偉良離休後，積極協助當時的梅縣市、縣做好統一戰線的工作，為團結港、澳、台胞和海外僑胞，不顧年高體弱，經常受邀回梅參加活動。他還花大量時間，撰寫回憶周恩來、葉劍英、朱德、鄧發、肖向榮、鄒韜奮、羅明等人的文章以及他自己參加革命的回憶錄，這些都成為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寶貴資料，成為教育青少年一代的珍貴材料。

盧偉良非常關心家鄉建設，重視家鄉的教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首先在廣州邀集熱心教育人士，牽頭髮起復辦嘉應大學，傾注了大量心血。親自擔任嘉應大學董事會名譽董事時，復辦後的嘉大教育經費較困難，他毅然從微薄的離休金中，每年捐贈1個月的工資230元給嘉大教育基金會，而此時他家中尚有一位90多歲的老岳母要贍養，要請人服侍。他知道嘉應大學圖書館藏書少，便把自己的藏書捐贈出來，還發動梅州市各中學廣州地區校友會的成員捐贈圖書。他在擔任東山中學廣州地區校友會會長期間，發動國內外校友支持母校的教學和建設。他對歷來受乾旱嚴重困擾的大坪鎮用水問題非常關心，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經他的多方奔走，政府撥款架設了一口大機井，避開石灰岩層，直接把地下150多米深的溶洞水引上來給村民飲用，解決了大坪圩鎮及周邊村民生產生活用水要到10多公里開外的梅西上官塘取水的難題。

1988年4月，盧偉良病重住進醫院時，曾對前來護理他的梅縣畲江歸僑陳漢輝（奮）説：“漢輝，你是個多才多藝的發明家，帶頭建了畲江大橋，又籌建韜奮學校，可惜我病成這個樣子，爬起來都相當困難，否則我真想幫你們跑跑腿。我的祖屋在大坪鎮，已經破爛到不能住人了。還有禾坪和一口塘，給你去搞發明，促文化，幹你的多維教育，總之給公益利用。如果只修不用，也等於荒廢。”盧偉良在臨終時，要求把骨灰送回故鄉去，在骨灰上種上樹。 ^{[3]  [5]  [13]} 

中央紅色交通線是中央蘇區秘密連接遠在數千裏外黨中央的生命臍帶，是黨的秘密信息通道、交通通道、經濟通道，為傳遞重要情報、輸送重要物資、轉移臨時中央機關和黨政軍重要領導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途經廣東梅州大埔的中央紅色交通線，是唯一一條未被敵人摧毀、沒有發生一起泄密事故的交通線，時任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為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8] 

從1930年設立至1935年完成使命“退役”，大埔青溪交通站出色完成“護送幹部、傳遞信息和蘇區運輸物資”三大任務，被譽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線，黨的生命線、蘇區的血脈”。正是在盧偉良的領導下，紅色交通線能夠安全地運營，書寫了一個個英雄傳奇。 ^[8] 

盧偉良是與葉劍英、李堅真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在革命戰爭年代，盧偉良較長時間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險護送中央領導人和經費、物資到江西中央蘇區或延安。 ^[11] 

紅色交通線是一個秘密體系，在險惡環境下形成了一套獨特複雜而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盧偉良膽大心細，在重大任務前，都挺身而出，謀劃在前，周密部署，嚴格執行秘密工作條例，確保了紅色交通網絡暢通、往來有序，成為黨中央和中央蘇區聯繫的“千里眼”和“順風耳”，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梅州日報評） ^[8] 

他從事地下交通工作，先後多次機警地護送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等國家重要領導人至目的地；他帶兵嚴格，身體力行，為東江地區抗日鬥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擔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被人譽為“活包公”。（南方日報評） ^[12] 

妻子：葉玉芬 ^[12] 

2021年適逢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央視推出《紅色血脈》節目，向全國觀眾講述了梅州大埔紅色交通線及站長盧偉良的故事，再現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人不畏艱險，與敵人鬥智鬥勇的驚險較量。 ^[8] 

2021年5月，中央電視台熱播的電視連續劇《絕密使命》講述了我黨建立的一條秘密的交通線在傳遞情報、護送人員、運輸物資以及實現黨中央機關從上海到中央蘇區戰略轉移的故事。劇中的盧清泉，原型正是大埔交通中站首任站長盧偉良。 ^[10] 

盧偉良故居位於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大坪鎮大坪村，修繕後的盧偉良故居既保持原有建築風格又對部分格局進行了調整，館內展廳布展內容共分為“出身貧寒 少懷壯志”、“投身革命 義無反顧”、“隱蔽戰線 屢建奇功”、“履職瑞金 參加長征”、“南征北戰 迎接黎明”、“堅守初心 勤政為民”、“情繫家鄉 助力發展”七大部分，生動再現了盧偉良英勇無畏、矢志為黨和為革命勝利和地方建設作出突出貢獻的壯麗人生，也為廣大幹部羣眾和青少年提供了學習紅色文化、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場所。2020年8月27日，盧偉良故居修繕一新正式揭牌對外開放，成為梅縣區首批區級黨員教育基地之一。 ^[4] 

2021年電視劇《絕密使命》，董彥麟飾演盧清泉（人物原型盧偉良）。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