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澳政策

許多澳大利亞白人埋怨中國人的到來降低了勞動力價值，同時遷怒於他們帶來的中國文化傳統，遂連續發生了許多起排華暴亂（諸如Lambing Flat暴亂）。剛建立起的以白人為主的自治政府亦持排華態度，陸續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國人移民的法案。到1888年，澳大利亞的所有中國人都遭到驅逐，總理埃德蒙多·巴頓得意洋洋地宣稱“人類平等的原則只適用於澳大利亞人之間，澳大利亞人跟中國人之間則不遵循這條原則。”該政策的另一源頭是阻止美拉尼西亞人（被蔑稱為“Kanaka”）進入昆士蘭的甘蔗園工作。當時因為許多醫學專家認為白人的體質不適合從事這種熱帶地區的工作（恐怕低廉的成本和温順的性格才是引入美拉尼西亞人的主要原因），故引進了很多美拉尼西亞勞工，付給他們報酬很低的工資。也有些美拉尼西亞人是被劫掠到澳大利亞的（這種行為白人自己戲稱“捉黑鳥”）。為了阻止這種行為的繼續以及非歐勞力的繼續湧入，18世紀90年代有大約7000美拉尼西亞勞工被政府驅逐，隨後政府和貿易聯盟達成協議，只允許白人勞力從事農場的工作。這項政策宣稱的基本意圖是保持種族的“純淨”。“為了保證澳大利亞一直不受低等人種的污染和劣化，我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英聯邦議會紀錄，1901年9月12日 4845頁）貿易聯盟和它操持的政黨——澳大利亞工黨，是白澳政策的主要促動者。克里斯·沃森（時任工黨領袖）宣稱，“我反對將有色種人與白人混雜——當然我承認它跟工業化有關——主要由於種族污染的可能性。”

澳大利亞白人普遍相信種族純淨有助於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澳大利亞的統一將毫無意義，如果不是用在一個統一的種族上。一個統一的種族不僅意味着它的成員可以相互混雜、通婚、相互交流而不招致退化，還意味着相信同一個觀念...”（阿爾弗雷德·狄金，英聯邦議會紀錄，1901年9月12日，4807頁）。其它有關種族純淨的觀點參看“被偷走的一代”。對中國移民的敵視可從“黃禍”一詞中得到反映，而這種態度在澳大利亞最為明顯。1901年的澳大利亞人口為370萬，和亞洲相差很遠，所以別有用心的人“擔心”中國移民的湧入會“吞沒”歐裔澳人。聯邦政府擔心難以控制的移民潮流會大幅度降低工資水平，這不是無稽之談：許多僱主公開聲稱他們會那樣做。這種情緒在亨利·勞森（澳大利亞著名詩人）1906年寫的一首詩“to be amused”中有所反映。

1901年，新的聯邦政府所進行的第一項立法舉措，“白澳政策（whiteAustralia policy）”中的第一部法律《移民控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南非已有類似的移民限制法案。最早的草案明令禁止非歐洲移民的進入，但由於英國政府出於對在印度的權益和與日本的關係的考慮的反對，巴頓政府只得取消這種公開的規定，代之以“聽力測驗”來排除不要的移民。所謂“聽力測試”也有人稱為“歐洲語言測試”，是由移民官閲讀一段50字的英語文章段落，要求移民申請人聽寫如式，不得有誤。對於有色人種，移民官便特意選擇一段英語法律條款中最冗長費解的句子，或科技論文中充滿專業術語的段落，以保證有色移民的申請人不能過關。如果一個有色人種的移民申請人竟能通過測驗，便給他用另一種歐洲語言再安排一次測驗，直到他測驗失敗為止。在1901年後的十幾年間，當時人口不足400萬的澳大利亞竟然把將近1萬太平洋羣島族裔的居民驅逐出境。墨爾本的唐人街從4個街區縮小到1個街區。亞洲家庭和其它有色人種因此流離失所，夫婦母子天人永隔的不知凡幾。

當時，澳大利亞不是唯一採取這種移民政策的英國屬地，白人們相信種族之間有天生的差異，並認為自己的種族優於其他。這種觀點常常導致帶有種族歧視的政策出台，比如吉姆·克勞法案。南非、加拿大和新西蘭甚至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種族限制移民政策。1905年的英國政府通過了有利於猶太移民的法案。（參看Komagata Maru事件和1919年的紅色夏天）澳大利亞士兵在1919年參與了攻擊威爾士州卡迪夫市黑人英裔社區的事件。

1919年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日本代表團由牧野伸顕帶領，針對當時如日中天的“白人至上主義”，日本代表團堅持在籌備中的“國聯（Leagueof Nations）章程”里加入一“種族平等條款（racial equality clause）”，否則日本拒絕簽字。對日本提出的“種族平等條款”，大多數與會國，包括中國代表在內，都投票贊成，各國投票結果是17票中11票贊成。可是英國和美國兩個代表團卻一致反對，又以英國代表團內距離亞洲最近的的澳大利亞聯邦反對態度最為強烈，澳大利亞總理Billy Hughes的名言“在澳大利亞每100人裏95個都反對（種族）平等”就是在這時發表的。和會的終局，是起草的“國聯章程”拒絕了“種族平等條款”，消息激起了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為後來的戰爭埋下了伏筆。

“白澳政策”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炮火炸彈轟開了澳大利亞朝野人士的心胸和眼界，才慢慢對黑頭髮黃皮膚的種族有了新的認識。保衞菲律賓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率領殘兵敗將退下來，日本飛機將北疆邊城炸癱了，日軍潛水艇侵入近水海域，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東京玫瑰”日夜不停地向“太平洋孤兒”招降，澳大利亞人民才從迷憫中醒悟過來。原來文化血緣同系的宗主國，畢竟是遠隔重洋鞭長莫及，一旦大難臨頭便自顧不暇，可恃而不可待了。反之一直在心理上疏離久久的地緣人種，近在咫尺之間，卻有唇亡齒寒的依傍關係。澳大利亞在戰火的威迫下，一面協助麥克阿瑟將軍重整聯軍，一面調整自己的心理意識，確認遠親不如近鄰的現實形勢。尤其中國是抵抗日本侵略最久犧牲最大的盟國之一，僅以利害關係衡量，也沒有理由再歧視華人而堅持“白澳政策”了。於是到大戰後期，接受在太平洋英屬島嶼上飽嘗炮火蹂躪的華裔千餘人，疏散至澳大利亞各地，這無疑是在默默中以行動突破“白澳政策”的先聲。

澳大利亞外長D.C.斯賓德在1950年科倫坡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援助亞洲國家的計劃，即著名的“科倫坡計劃”。科倫坡計劃有種種不是之處，但它對澳大利亞卻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極大地衝擊了白澳政策和種族主義思想。按照科倫坡計劃，亞洲國家的學生可以到澳大利亞的大學讀書，這一舉措有助於瓦解歧視非白人種族的態度。甚至比孟席斯總理還保守的A.R.道納移民部長都受到了反種族主義的影響，他對舊移民政策的態度有了新的變化。到1957年，居住在澳大利亞15年以上的非白裔人口已有資格獲取得公民權，而1958年的移民法廢除了聽力測試代之以更簡單的入境考核。

澳大利亞出現了廢除白澳政策的呼聲，這表現在墨爾本大學建立了移民政策改革小組。該小組對移民狀況進行了調查，出版了小冊子，宣傳用有限制有選擇地從亞非國家接受移民的政策以取代白澳政策。墨爾本大學講師肯尼斯·利韋特是移民政策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在50年代，他領導移民政策改革小組多次進行有關移民問題的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詳見下表：①

年代 主張禁止有色人種入境% 主張允許有色人種入境% 無意見%

1954 61 31 8

1956 51 42 7

1957 55 36 9

1958 45 44 11

1959 34 55 11

移民政策改革小組的調查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白澳政策已不得人心，勢在必改。但從確立白澳政策到這時已有六十年之久，種族主義情緒根深蒂固。在種族主義情緒嚴重存在的條件下，將其徹底廢除，還需要時日，也需要鬥爭。

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又在兩個問題上戰勝了種族主義：一個是關於巴布亞自治問題；另一個是關於澳大利亞土著人的公民權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為70年代工黨政府廢除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礎。1962年7月，聯合國託管理事會在細緻地研究了巴布亞新幾內亞問題後提出了一個報告。報告認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自治進展情況過於緩慢，嚴厲譴責了澳大利亞政府“頑固地堅持漸進主義政策”和在舊法方面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報告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到1964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建立起100名議員的國會和一所大學，而且議員要由選舉產生。這些要求使澳政府大吃一驚。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澳大利亞政府立即行動起來，1962年修改了舊法，廢除了舊法中白人和黑人區別對待的條款，建立起一個調查該託管區三級教育狀況的委員會。1963年中期，澳大利亞國會通過有關巴布亞新幾內亞立法會議擴大權限和建立議會的決議。決議規定立法會議對託管區行政長官有諮議權。決議還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議會如何組成做了詳細的規定：議會由64名議員組成，其中的44名由擁有選舉權的成年人普選產生，10名由非土著人選舉產生，另10名為官方指定的議員。於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自治進程得以加速，澳大利亞政府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當地居民（土著人）亦比過去重視得多了。但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完全自治，還有一段歷程。到1964年6月才選出本地的議會。顯然這是巴布亞新幾內亞這塊託管地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進步的速度，即自治的進程在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的心目中，甚至在世界輿論的心目中太緩慢了，因此，澳大利亞政府，尤其其領土部長G.E.巴恩斯經常受到聯合國託管理事會批評。該委員要求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建立政黨，要立即取消10名白人議員和另10名指定的議員。委員會的這一要求又一次打擊澳大利亞政府的種族主義的殘餘。

在1972年澳大利亞大選前夕，工黨領袖惠特拉姆曾答應如工黨執政便以最短時間實現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工黨在這次大選中取得了勝利。工黨政府上台後立即實踐其諾言。但巴布亞新幾內亞組建一個國家最大的困難是來自當地不同部落的相互仇視和已分裂成若干個單一的相互對立的州，並且在布干維爾島出現了強大的分離運動。儘管有種種困難，惠特拉姆政府加緊工作，並果斷地宣佈從1973年12月1日起巴布亞新幾內亞獲得完全的自治。1975年，巴布亞新幾內亞首席部長M.索麥爾宣佈英國女王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國家元首，從而一個新的獨立國家誕生了，並且成為英聯邦成員國。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土著人自治和獨立的過程實際上是澳大利亞種族主義受到衝擊並衰落的過程。這對消除澳大利亞種族主義思想大有裨益。從此，澳大利亞政府開始考慮解決澳大利亞本土上的土著人的問題了。根據澳大利亞憲法，澳大利亞土人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憲法第127條規定：“在計算聯邦人口數目，……土人將不計算在內。”巴布亞新幾內亞在聯合國託管地委員會關懷下加速了自治的進程，這必然影響到澳大利亞人考慮本國土人的政治權利問題。1966年新上台的赫爾特總理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政府通過國會頒佈的第一個法令就是舉行公民投票修改憲法，藉以授權聯邦政府在計算人口時也計算土著人，並給以法律權利。1967年5月27日舉行公民投票，並得以通過，從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獲得到了公民權。但是在給巴布亞新幾內亞土著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人以自治權和公民權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鬥爭還是有的。有一個由種族主義分子和右翼分子組成的“右派同盟”，因來自南非的一批白人移民加入該組織而使其力量壯大起來，自稱“澳大利亞納粹黨”並進行種族主義宣傳。與此同時一些年輕人自動組織起來利用各種場合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在1961年大選時，澳大利亞的大學生，尤其是維多利亞州的大學生去遊説議員反對白澳政策。幾乎所有政黨的政治家們都被提問過對待白澳政策的立場，因而把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推向一個新階段。到70年代初這一斗爭出現了新高潮。1971年6月末，一個南非白人斯普靈保克球隊到達西澳大利亞首府珀斯，當即在澳大利亞掀起了大規模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遊行示威，並且球隊到達哪裏，示威就在哪裏出現，南非球隊在澳大利亞成了過街的老鼠。同年末，一個南非白人板球隊到澳巡迴表演。澳總理為避免再發生對抗，要求澳大利亞板球管理委員會主席唐納德·布萊德曼想辦法解決，並提出政治與體育分開的原則。布萊德曼雖然答應總理的要求，但又向他提出意見，説南非搞種族隔離制度名聲太臭，希望今後澳大利亞政府拒絕接納南非種族主義的體育隊。

1972年5月，皇家調查委員會向政府建議應向那些被牧場主從其漁獵區趕走的土著人提供土地。為了爭回失去的土地，土著人第一次起來進行鬥爭。他們在其領袖的領導下在首都堪培拉國會大廈對面草坪上建立了土著人“大使館”，發誓要長期駐紮下去直到土著人獲得“土地權”。但鄉村黨和自由黨堅決反對給土著人以土地，認為這樣做會導致南非那樣的種族隔離制度。政府頒佈派警察強制驅逐和搬遷土著人“大使館”篷帳的法令，但未奏效，相反卻招致大批土著人湧進首都，使政府十分被動，從而再次出現了反對種族主義的高潮。

衝擊種族主義事件的不斷髮生，迫使各政黨不得不改變自己種族主義的內外政策，首先帶頭的是過去一貫維護“白澳政策”的工黨，它在60—70年代成了拋棄種族主義政策的急先鋒，例如1965年，工黨從其政綱中刪去了白澳政策。又如1971年6月，在工黨第29屆年會上，代表們以44票對1票通過了修改黨的移民政策的決議，決議保證在移民問題上不再有種族歧視。

1966年3月，在回顧了過去的非歐洲移民政策後，移民局長鬍伯特·歐佩爾曼説，那些條件適合、被認為能夠馬上融入澳大利亞文化且會對澳國發展有所助益的非歐裔申請人將被許可移民到澳大利亞。與此同時，霍爾特的自由黨政府選定了一批有“暫住資格”的非歐裔澳人，這些人在五年後（同歐裔移民一樣）可以按自願成為永久住民和澳國公民。

白澳政策的真正有效廢除通常被認為在1973年，當惠特蘭的工黨在移民法中增加了一系列阻止強化種族觀點的修正案後。這些修正案確保了所有移民無論出生都有權在居住三年之後獲取公民權，並認可所有關於移民與種族的國際協定。1973年移民有2.5萬人，其中1/12為非歐洲移民。1975的種族歧視法案則使得官方制定的帶有種族色彩的規則為非法。

直到1978年，弗雷色政府對移民法的修正才最終將按出生國家選擇移民的政策完全廢除。最近的移民有很多來自中國和印度，雖然英國和新西蘭的移民仍佔絕大多數比重。

今天的澳大利亞人大部分屬於歐裔，約佔總人口的85%的，其中又以英裔最多（33.9%），然後是愛爾蘭裔（10.2%），意裔（4.3%），德裔（4.0%），蘇格蘭裔（2.9%）和希臘裔（2.0%）。剩下的有12%是亞裔（包括土耳其、阿拉伯、伊朗、南亞次大陸、東南亞和東亞的移民），還有3%是本土原住民及其他。

澳大利亞統計局預測，到2100年，英-愛裔的澳人所佔比重將會大幅度下降，因為新近的移民生育率相對較高。本地澳大利亞人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移民的種族限制有成為某些政治團體的話題，諸如一國黨（One Nation），19世紀80—90年代，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東亞和東南亞移民。許多人將統一國家黨的勝利視作白澳政策的再度抬頭。近年來，這種情結的指向則部分轉移到中東地區的移民。2005年悉尼的種族暴亂被認為是多元文化政策的結果，也有人認為是多元文化政策的缺少所造成的。

然而，從大眾的討論中可以看到白澳政策更深遠的影響。許多政治集團都公開聲稱白澳政策不是種族政策，這種斷言的根據是認為非歐洲種族比歐洲種族要劣等，當然對經濟競爭和失去白人的主導控制權也是其理由之一。事實上，在白澳政策的高峯期，許多澳大利亞政治家，如同他們的南非“同仁”一樣，將反對的聲音用上述的理由打發。比如，總理埃德蒙多·巴頓聲稱，“我不認為人類平等的原則包括種族平等。種族間是沒有平等的，只有根本上的不平等。那些種族同我們白種人相比是較低劣的……”

像許多其它英國殖民地一樣，澳大利亞是作為白人殖民地而建立的，後者逐漸取代了本土居民。此外，它的四鄰五舍大多是非歐洲國家。20世紀80—90年代，政府和媒體往往提倡的觀點，比如澳大利亞共和國、同本地人的和諧相處、多元文化主義和亞太地區（澳大利亞被認為是其一部分）。而一些保守的澳人則譏笑這些説，澳大利亞是一個以歐洲移民為基礎的西方國家。現任政黨，約翰·霍華德的保守陣線通常被視為上面那些觀點反種族主義觀點的有力支持者。

在海外，也在澳大利亞，任何輕微的種族主義偏向都會被人以歷史的眼光打量，比如關於保林·漢森（臭名昭著的白人種族主義政客）的報道，太平洋解決方案（澳國政府的一項驅逐避難者的政策），沙培利·科爾比的在印尼的審判和最近（2005年）在悉尼的種族暴亂。此外，過去的反對黨（工黨）領袖馬克·蘭薩姆，在他的著作《蘭薩姆日記》中提到ANZUS聯盟是白澳政策的後繼，意在影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的軍事聯盟是以種族主義為基本原則和目的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