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主義

漸進主義以穩定社會、創造一個平穩秩序為目標，針對需要解決的問題，試錯式解決問題與緩慢式緩解各種社會衝突，既能要求社會成員長久與耐心等待又能滿足社會成員暫時的要求。筆者試圖對漸進主義的理論基礎作一些分析，以西蒙、林德布洛姆、哈耶克和波普爾等人的觀點為基礎，試圖提供一些方法論上的借鑑，以求拋磚引玉，求教於大家。西蒙和林德布洛姆側重從政策分析的角度探討漸進式改革的合理性，哈耶克與波普爾側重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論述漸進改革的必要性。

西蒙認為，在選擇改革道路的過程中，理性決策人模式有很大的弊端。因為，理性決策模式（或者説最優模式）要求改革決策者在一定情況下想到此情況下所有可能的行動，要知道每一個可能行動的全部結果；此外，改革者的價值系統要求選擇一個在結果上能獲得最高價值或目的的行動，“要求決策者有能力用某種一致的效用尺度，去比較那些後果，無論那些後果種類多麼繁雜，性質多麼不同”。[1]正如林德布洛姆認為，這不僅要求改革精英認清問題、目標和解決的先後次序，還要掌握每一個目標的所有手段、政策及其這些手段與政策的成本、收益與後果預測，也就是説，試圖以最少的損失達成最大利益的公共政策。[2]誠然，改革者不僅要能準確預見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能夠發現、設計和構造所有被選方案，還能精確計算和評估它們的後果和影響。這實際上就要求改革者是一個無所不能和無所不會的超人，具備完全和十足的理性，而“人類提出與解決複雜問題的智力能力同問題的規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3]顯然這種政治精英在現實中是很難找到的。政治改革主要的由政治精英來完成，通過分析決策主體的知識、信息、經驗和能力之有限性，因而政治精英不可能實現全新和快速的漸進改革，漸進改革是必要的。為此，根據對棋局複雜博弈的關係和早期對管理行為的實際的調查研究，西蒙提出、豐富和發展了有限理性理論，試圖彌補理性決策研究“大刀闊斧的簡化真實世界”的缺陷。[4]他認為：

①在現實和實際的決策過程中，人只能想到少數幾個選擇。

②人不僅不可能知道少數幾個選擇的全部的可能結果；實際上不容許考慮許多附帶的結果，對其中的每一項選擇的結果僅僅能知道一部分，不可能獲悉某項選擇的全部結果；更重要的是，對某項選擇的許多可能包含行動及其結果，人們也很難想得到。

③在某項選擇之下，即使對一切行動之實際結果瞭解正確，在做決定時，對比結果的阿價值估量與得到此結果後之價值體驗未必一致，從決定到實施完成時，價值觀點也可能有變化，因而最終的決定未必一定正確。也就是説，改革者不可能具備一套完整、明確和偏好一致的行為體系，因而不可能選擇完美方案。

④人的注意力只能及於一定範圍，他不能在每一次的決定上全盤看到所有可能行動、行為結果及各方面的價值。一個刺激將人的注意力引向某個方面，就不可能再注意到其它的很多方面。

所以他説，人的實際決定是由偶然的和不能控制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應，這種反應一部分是經思考的，大部分是由於習慣的。[5]西蒙對他的理論比較滿意，認為相對於理性模式而言，有限理性決策模式更為有用，因為它在“不同方向上簡化真實情景，它保留了較多的真實情景細節”，它“試圖做出滿意的決策，而不是最優的決策”，是“那些能使我們以比較有限的搜索量、在巨大的可能空間中找到稀少答案的啓發式方法”，[6]因而既不要求確保決策的萬無一失，也不要求決策者具備先知先覺的長遠預測功能，在現實的決策過程中更為有效、更合理並更有解決問題針對性。按照西蒙的研究成果，改革應該是不斷微調的和穩健邁進的，這些看法深深的吸引林德布洛姆。

林德布洛姆認為“漸進政治”（incrementalpolitics）指的是小步伐式的政治變遷，是與激進變 （drasticchange）相反的概念。通過早期與達爾的合作研究得出共識和妥協的漸進主義結論，通過對比漸進分析方法(incrementalanalysis)和全盤性分析(synopticanalysis)方法的優劣，通過對黨派互相調試和漸進政治的分析，林德布洛姆提出和擴展漸進主義理論。[7]激進改革的分析思路來源於全盤性分析（或根的方法），漸進改革思路則來源於漸進分析（或支的分析），方法論對分析改革的變遷具有很大的優勢，因而他的研究特色在於從方法論的優劣評判兩種改革模式的優劣。林德布洛姆認為，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社會問題，實際涉及的使如何選擇較佳戰略的問題，採用全盤性的分析方法是不能適用的。激進改革解決問題的模式在複雜社會行不通的，其原因在於全盤分析對改革家的理性和科學知識要求太高以致不可能獲得全盤的整體性知識，變動不定的社會形勢的變化及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特徵也使得改革者很難對改革設計和運行掌握的十全十美，而且他認為激進改革只會帶來象徵性符號和掌權者人選的改變外，不會給現實的經濟和和政治發展帶來任何改變，將來的發展還得靠政策的不斷改進、調試和社會互動，並只有在人類有限知識和信息範圍內反覆的糾正、嘗試和温和的增量式改進才能滿足上述因素的要求。林德布洛姆關注的是如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不是規範的應然的取向，在改革的實際進程中碰到的問題比理論更重要，問題導向而不是目標和理論導向才是解決問題的指導原則。他反覆強調漸進調試思想併為他的漸進調試思想自我辯護對改革的重要性，強調漸進主義的可預測性、可掌握性、有用性、包容性和廣泛性，對其它替代性政策的精心的、有計劃的和可爭論的排除而不是像全盤性分析的隨意的排除，突出簡化分析的優越性，幾十年未便。實際上，漸進政治與激進政治相比具有很大的優勢：①有錯能改，是實驗性的、小範圍的和區域性的，好的可以推廣，不好的在試驗，直至能夠產生一套較好的制度安排為止，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是一種動態性和開放的解決模式。②容易實施，給民眾以希望，容易獲得百姓對基本價值和信念的支持，符合民眾求穩的心理狀態，不會給社會帶來混亂和衝擊。③適合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緩慢地推進政治民主化建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因為改革者並不需要做大規模的跳躍式邁進，只需在原有領導人的既定政策下推進改革，他的改革步伐是小範圍的，逐步邁進的，使受損者忍受暫時的損失，不會破壞政治體系的穩定。④通過一連串快速的小步伐變遷也能夠達成明顯的政治變遷效果，而且這是“現實中可以實現的最快的變遷方法”。[8]

哈耶克關於社會改革的漸進性主要是從他早年批判計劃經濟中衍生而來的。他認為計劃經濟改革由於其對西方偉大文明傳統的全盤性背離和放棄是註定要失敗的。他認為一項社會改革應該在現有道德傳統、文化傳統和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緩慢的改進才有可能成功的。在早期的政治哲學類著作中，漸進主義改革觀的論述不是很細緻。大略的提及人類不能夠預見將來，因而漸進演變是必要的；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認識、瞭解和判斷事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類沒有實現烏托邦的能力，並沒有詳細分析為什麼是這樣子的。[9]在其後的《自由憲章》尤其是《致命的自負》一書中詳細的分析了這方面的理論。

他的漸進理論基礎主要為：人類無知説、自發秩序論和傳統偉大論。

人類無知説（知識虛妄説）的理論基礎是信息分散理論。信息分散理論指的是構成知識的要素之一的信息是分散的，主要指人類獲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局部的、零散的和有限的，人不可能掌握所有事情得各部分的信息。信息分散的原因在於社會經濟和政治資源的廣泛分散，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尤其如此。

人類無知説主要表現為：

第一，無知普遍存在。個人而言，個人所能掌握的知識只佔實現他的目標所需知識的很少的一部分。其它很大一部分知識需要利用他人的知識。因而，個人對周圍環境知識的掌握是微乎其微的，個人只能知道身邊事物的一小部分，所以個人不可能獲得整體性知識。專家也是一樣，專家的知識也是“非常有侷限性的觀察的結果。”[10]他們所不知道要比知道的多的多。從對密爾頓、洛克、穆勒和白哲特等研究發現，這些著名的學者也承認人類的無知。[11]所以，哈耶克認為專家與普通人之間的差別微不足道，所擁有的知識都很貧乏。從知識發展趨勢而言，知識具有永恆的擴張性，人類對知識的認識和了解愈加的困難，“人們知道的愈多，人們掌握的知識在全部知識所佔比例愈小。”[12]

第二，無知是必要的，有利於社會前進和發展。無知有利於更好的認識社會，是智慧的源泉。人類的文明就是“突破無知的藩籬”而生成的。[13]社會生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承認無知使人類能夠清醒的意識到探尋“知識之外的黑暗區域”的必要性。[14]無知也為目前的觀念和理想留有修正的餘地，有利於人類心智和認識能力的增強。

第三，無知應該與理性相結合才能夠推動漸進變遷，不應該過分濫用理性。

自發秩序論是哈耶克第二個主要政治哲學。自發秩序機制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自我運行與自我擴展的進化性機制。每個人都處於不確定性範圍之中，每個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全部信息。每個人也不能夠完全瞭解該機制運作的原因、規律與核心秘密。在這樣的機制中，好像大家都進入了一個不能完全控制的急流之中，更多的遵循一種漸進演化、不斷學習和不斷反思的過程，並不是一種人為的可以被人類控制的過程，因而任何的人為式激進式改革都是不能奏效的。相反，漸進改革更有助於加快自我擴展秩序的演進和不斷更新。正如哈耶克論述到，自我擴展秩序“使千百萬人的不同知識形成外展的和物質的模式。每個人都變成傳遞鏈中的一環，他通過這些傳遞鏈接收信號，使他能夠讓自己的計劃適應並瞭解的環境。全面的秩序由此變得無限擴展性，它自動地提供着有關日益擴大的手段範圍的信息，而不是僅僅服務於特定的目的。”[15]

傳統偉大論是與理性相對而言的。傳統指的是沿襲而來的財產、道德、習俗、慣例、自由和公正制度等，這些偉大的傳統不僅僅是一兩代人的努力的結果，更是三代及三代以上的人連續不斷努力的結果。對於一些濫用理性的人而言，哈耶克認為，傳統具有更久遠、更優越、更聰明和更偉大之優勢，不僅因為傳統選擇的對象是未證明和非理性的信念，超越人類本身的認知能力、範圍、程度和深度，因而不能被發現和理解；還因為傳統自身利用實際條件與自行運作的特點，比理性的認知範圍更大。[16]因而，可以説，任何激進改革對於傳統的衝擊可能是致命性的，可能導致傳統文化和價值的斷裂，造成幾代人的傷痛和價值－結構體系的紊亂。從傳統的上述特性出發，改進和完善應該是漸進的。

波普爾從早年對歷史決定論觀點的批判得出反對類似烏托邦工程的激進改革，反對整個社會進行大規模激進改造的計劃，主張一種零碎的（piecemeal）、試錯的和逐步性的社會工程。由於社會現象的複雜性，人的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精確而詳盡的科學的社會預測是不可能的”，[17]同哈耶克類似，他認為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受到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邏輯上，我們無法對歷史未來做出精確的預測。波普爾把試錯法作為漸進工程的理論基礎，認為通過不斷的實驗、糾錯和小心翼翼的發現，能夠揭示和分析錯誤，社會才能進步；這不僅是一種批判的方法，更是對不可避免的意外情況的審慎心理，儘量少犯錯誤，[18]與其它的學者不同，波普爾詳細具體的提出他的可以實現的漸進社會工程理論：“儘量減少可以避免的苦難”，並稱之為國家政策的一般指導原則。以教育為例，政府和社會主要的任務應該最大限度的增加兒童的就學機會，那麼，他認為這些機構應該儘可能減少不利條件，將注意力首先轉向“教育設施最差、職員配置最糟、班級最擁擠、機房最簡陋的學校”，[19]並優先改善這些學校的狀況，因為與激進改革相反，這種改革方案是消除人們正在遭受的罪過，會更為實際、有效和有可能性，也是相對較為穩妥和謙遜的改革步驟。相反，激進改革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需要漫長的時間，會改變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使他們迷失方向，導致普遍的物質災難，並導致目標實現的遙遙無期”。[20]實際上，他的這番話正好預測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後遺症。經過10多年的激進的完全市場化改革並沒有極大的改善民眾的經濟生活，反而助長黑社會和反社會力量的泛濫，出現富和貧的兩極分化，民眾普遍表現出對人生、社會、國家和未來懷疑、彷徨和恐懼的心理傾向。痛定思痛，所以，馬吉令人意味深長地説道，“人類就像茫茫大海上行駛的船隻上的海員，雖然他們能夠隨意地改造他們所棲身的這艘船上的任何部分，能逐步的完全改造它，但不能馬上改變它”，[21]表達了經濟和政治改革漸進性的必要。

綜上所述，四位學者的論述是深刻和複雜的。既有從改革主體的有限理性，還有從改革過程的慢慢演化而言；既有從知識的侷限性，又有從理性和傳統的關係入手。而林德布洛姆則從方法論入手使得他的分析別具一格，在決策理論中獨佔鰲頭。當然，並不是説上述的論述就窮盡漸進主義的理論基礎，更遠的探索還沒有窮盡。

註釋：

[1][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説》（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第79頁。

[2]C.Lindblom：“TheScienceofMuddlingThrough”（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1959),pp78-88。

[3][美]查爾斯·E·林布隆：《政策制訂過程》（M），朱國斌譯，王謹校，華夏出版社，1988，第25頁；亦可參閲竺乾威教授翻譯的同樣內容的文本《決策過程》。

[4][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説》（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第79頁和第56頁；亦可參閲他的經驗調查，見[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為》（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5]詳細的論述參閲台灣學者華力達對西蒙決策思想的研究。參閲《決策》條目，載《雲五社會科學大詞典》（M），行政學卷，台北：商務印書館，1960，第56－57頁；彭懷恩：《決策論奇才：西蒙》（M），台北：允晨文化，1982，第98頁；同樣的論述亦可參閲[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説》（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第79頁。

[6][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説》（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第79頁和第56頁。

[7]synopticanalysis是在1963年提出，具體分為簡單分析、斷續分析和策略分析三個層次，一個比較難翻譯的詞彙。學者張世賢將之譯為“周全分析”，胡偉教授將之譯為“綱領性分析”，學者王逸舟譯為“綱要性”分析，經過考慮再三，借鑑林毓生對傳統社會的研究併為方便理解將之譯為“全盤性分析”或“整體性分析”。參閲張世賢：《林布隆‘漸進調試’的科學之研究》（J），載《行政學報》，1982，第14期，第37－59頁，收入張世賢：《公共政策析論》，台北：五南圖書，1986；胡偉：《政府過程》（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385頁；C.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M），上海三聯出版社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王逸舟譯，1996，第19節與23節。

[8]C.Lindblom：“StillMuddling,NotYetThrough”（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6,1979,pp517-526

[9][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在該書中，關於漸進式思想專門的論述只有5處，分別是第21、54、55、57、61頁。

[10][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第57頁。

[11][12][13][14][英]哈耶克，《自由憲章》（M），楊玉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49頁；

第49頁；序言第4－5頁；第53頁。

[15][16][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負》（M），馮克利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94頁；詳細的論述參閲第84－85頁。

[17][英]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M），華夏出版社，1987，第10頁。

[18]詳細的論述參閲[英]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M），何林、趙平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77－80頁；亦可參閲李海亮的分析，見《波普爾“逐步社會工程”的合理因素》（J），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0，第1期。

[19][20][21][英]布賴恩·馬吉：《開放社會之父—波普爾》（M），南硯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01頁；第127頁；第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