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莊園經濟

隨着城鎮化加速推進，移民搬遷步伐加快，“空殼村”開始出現，大量資產被閒置、土地被撂荒；農業生產關係發生變化，農民成為穿梭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兩棲人”，農村大量土地經營效益較低、無序流轉，農業缺乏必要的資本支持。這些問題成為解決“三農”問題面臨的新課題。着眼於促進農村資源的開發利用，着眼於尋求一種破解發展難題的新途徑，我們積極引導、大力支持各類社會資本從城市到鄉村、從企業向農業拓展，對移民搬遷遺留下的舊村舊址進行開發，大力發展生態莊園經濟，呈現出開發熱情不斷高漲、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影響範圍不斷拓展，建設級次不斷提升、綜合效益不斷增加的良好態勢 ^[3]  。

生態莊園經濟最早興起於革命老區——左權縣。2005年，左權縣積極倡導企業家等先富起來的社會各界人士到移民搬遷村進行集中開發，這樣不僅為以工補農創造了新的載體、提供了新的途徑，而且為移民搬遷出來的農民提供了新的就業選擇。我們把這種開發模式稱為“莊園經濟”。由於左權縣的莊園經濟大多以林業開發為主，有着明顯生態經濟特徵。結合專家學者的意見，“生態莊園經濟”這一名稱被迅速叫響。左權生態莊園經濟從2005年起步，到2013年底左權縣生態莊園總數已達247處，總投資4.2億多元，經營規模達35萬畝。生態莊園經濟開發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2009年4月18日，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聯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左權生態莊園經濟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左權生態莊園經濟走出了一條山區縣份發展現代農業、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創新之路，極具典型意義和推廣價值。同年7月21日至22日，山西省政府在左權縣召開了生態莊園經濟現場會。其經驗和做法目前已在山西省59個山區縣大力推廣，同時吸引了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和學習者。

2010年8月，榆次結合自身特殊背景和資源條件，圍繞建設都市農業示範區的目標，成功“嫁接”左權經驗，掀起了生態莊園開發的熱潮，引發了對生態莊園經濟的新一輪探索。2012年底，全區共發展生態莊園163處，開發利用各類土地12.3萬畝，累計投資15億元，湧現出豐潤澤、明樂等十大魅力生態莊園，呈現出投資大、標準高、帶動強、功能全、內涵廣等特點，既延續了左權生態莊園經濟的本質，又將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且充分顯示了生態莊園經濟在山區、平川多地域、差異性的生存特性，進一步拓寬了生態莊園經濟的適用區域、開發模式和特色內涵。2011年9月8日、10月22日，由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和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主辦，分別在榆次和北京舉行了兩次大型的生態莊園經濟研討會，與會的領導和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山西左權、榆次是全國生態莊園經濟的發祥地，發展前景廣闊遠大，必將成為農民增收的希望、農村發展的希望、農業轉型的希望。生態莊園經濟不僅是中國農村發展的生動實踐和創造，也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條有效途徑，還是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一種新模式。”呼籲將這一模式在全國推廣。 2013年9月27—28日，由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指導，山西農業大學、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生態莊園研究會聯合舉辦，召開了山西生態莊園經濟發展研討會，國家十二部委的領導、專家齊聚一堂，充分肯定了這一經濟模式，形成了《山西生態莊園經濟發展研討會“9·28”聯合倡議》。 ^[4] 

生態莊園經濟在吸引越來越多經濟學者和領導幹部研究、推廣的同時，也受到了知名高校的高度關注。 ^[5]  2011年11月6日、7日，受中國縣域經濟報、清華大學和天津大學的邀請，生態莊園經濟創始者，原山西榆次區委書記、現晉中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孫光堂走進清華大學“時事大講堂”和天津大學“北洋大講堂”，就生態莊園經濟與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的教授和學子們進行了深入地交流和探討。 2013年5月9日、11日，孫光堂受邀做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 2013年8月30日，再次受邀走進清華大學，作了生態莊園經濟的專題報告。 ^[6] 

近年來，人民日報、新華社、《求是》雜誌、經濟日報、中國改革報、農民日報、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縣域經濟報、中國產經新聞報、中國工商報、山西日報、山西經濟日報、山西農民報、三晉都市報、山西市場導報、晉中日報和《經濟》、《山西政報》等諸多重要報刊雜誌；中央電視台、山西電視台、山西廣播電台、晉中電視台等主流廣播電視媒體；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中國新聞網、中國經濟網、中國縣域社會經濟網、中國農業信息網、中國林業網、山西新聞網等權威性的互聯網網站；先後大量刊載專題報道、評論文章，宣傳推介左權、榆次的典型經驗和做法，向愈來愈多的公眾傳遞着生態莊園經濟的信息。2013年6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的刊物《求是》 ^[2]  雜誌（2013年11期）刊發文章：《生態莊園經濟：發展現代農業的一條新路》。《 人民日報 》（ 2013年10月15日 07 版）刊發文章： 生態莊園經濟：現代農業的一種新模式。

從目前各地生態莊園的運行情況看，大至可分為五種類型 ^[7]  。

一是休閒度假型。就是依託莊園周邊的生態資源，以體驗自然、休閒養生、餐飲娛樂吸引眼球，使之成為周邊城市市民休閒度假的首選之地。左權蓮花巖生態莊園，充分利用小蔭溝、南青堖、蓮花巖等幾個自然空殼村的“四荒”資源，投資5000餘萬元，大力發展生態林、經濟林、有機農作物和中藥材種植，營造良好的綠色生態環境，在這裏可以感受山清水秀，聆聽開花小調，品嚐農家小吃，成為了現實版的“桃花源”，讓人們經歷迴歸自然、品味自然、融入自然的心路歷程。榆次明樂農業生態莊園，利用廢棄的舊磚廠投資建設了生態馬場、接待中心、高科技温室種植示範區、室內外垂釣池、兒童遊樂園、百鳥園等休閒娛樂場所，玩、遊、吃、住樂在其中，成為都市人休閒度假的好去處。

二是科技示範型。就是利用莊園先進的生產設施和優秀人才，開展新品種、新技術的試驗、示範、推廣和種苗繁育，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榆次豐潤澤現代科技農業園，規劃面積3300畝，總投資1.74億元，與荷蘭瑞克斯旺種業公司合作，先後引進先進技術26項，優良品種42種，並以設施農業為基礎，打造了一個集現代農業展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高新技術研發、農業旅遊觀光和青少年科普教育為一體的現代化農業示範園，成為山西唯一的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的核心區和全區、全市設施蔬菜發展的科技龍頭。

三是市場開拓型。就是依託當地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品，把眾多分散的農户連接起來，有組織地進行農產品生產、包裝、儲藏、加工、銷售，培育自己的品牌，進而帶動農民增收。榆次九久盛生態莊園，立足當地蘋果主產區的優勢，建設了5000噸蘋果儲藏冷庫，註冊了“笑笑”牌水果商標，2012年銷售水果3000噸，暢銷北京、石家莊、天津、海南等地，並與俄羅斯絕對有限公司簽訂了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使山西蘋果跨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使北田鎮每斤蘋果收購價上漲了0.3元，帶動全鎮農民人均增收1100元。

四是產業發展型。就是以特色的農產品生產經營為基礎，以產業為支撐，通過莊園+基地+農户的方式，實現效益的最大化。榆次區恆茂農業莊園，立足東陽蔬菜生產基地的優勢，採用“莊園+公司+基地+農户+市場”的生產模式，由公司投資進行土地流轉，建設園區內各種設施，形成基地；農户按照公司標準承包經營管理，生產出的產品再由公司負責統一銷售。目前，園區首期2000畝土地流轉完成，建設新型日光温室150座，新型拱棚110畝、防蟲網棚100畝，已完成投資8000萬元。

五是綜合開發型。就是集種、養、加、遊、購、娛為一體，形成產業鏈條帶動，一二三產全產業的綜合型開發。如太谷怡園酒莊，集農、工、貿、旅遊為一體，是國內專業生產高檔葡萄酒的莊園式葡萄酒莊。該酒莊從法國進口了11個品種約10萬株優質釀酒葡萄苗，採取“公司+基地+農户”的農業產業化管理模式，帶動周邊農户發展葡萄種植基地3000畝，年產高檔葡萄酒1200噸。為周邊村民提供了50多個就業崗位，帶動600農户年户均增收1.5萬元。同時，怡園酒莊還按照歐式建築進行打造，開展了酒莊遊覽、美酒品嚐等休閒項目，彷彿親臨異國他鄉，別有一番情趣。榆次的老樹天下谷生態莊園，不僅開設了吃農家飯，住農家屋，進採摘園，當一日農民的生態體驗項目，還成立了農民合作社，發展生態小雜糧有機種植基地3000畝，註冊了“天下谷”和“老樹淨棗”兩個品牌，雜糧產品達到17個系列、42個單品，年營銷收入突破800萬元。同時，挖掘知青時代代表人物蔡立堅的故事，開闢了杜家山“知青第一村”旅遊專線，形成了集農事體驗、觀光采摘、加工銷售、文化旅遊和休閒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莊園。

生態莊園經濟將目前農村最為缺乏的資金、科技、人才、管理等生產要素植入莊園，通過拓展農業與三次產業的鏈條和內涵，發揮出更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真正實現了“老闆進村、資本進村、產業進村”，使“空殼村”變成“新莊園”，使閒置的資源資產變成“賺錢的機器”，使農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目前，晉中市累計有620餘位民營企業家，投資42億多元，依託撂荒耕地、荒山荒坡、廢棄廠房、移民村落，建起650餘處生態莊園，經營面積70多萬畝，實現綜合收入5.2億元，為農民提供就業崗位2.3萬個 ^[8]  。

經濟效益豐厚。一方面體現在投資效益上，生態莊園經濟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投入農業，2012年榆次生態莊園經濟吸引民間資本達10.5億元，相當於當年各級財政支農項目資金的30餘倍。另一方面體現在產出效益上，生態莊園經濟有一個投入遞減和效益遞增的規律，隨着時間推移效益回報會越來越豐厚。以左權生態莊園矮化核桃種植為例：矮化核桃樹一般3年開始掛果，5—8年進入盛果期，盛果期每株每年生產10—15斤核桃，按每斤核桃10元計算，一株核桃樹收益就是100元，一萬株就是100萬，五萬株就是500萬。可以説 ^[9]  ，一個莊園就是一個“綠色銀行”。這樣高的回報有力地推動了核桃產業的發展。近三年左權新栽核桃樹76萬株，其中生態莊園完成54萬株。據統計，2013年累計接待遊客80萬人次，實現綜合收入3.7億元。如明樂莊園，年接待遊客15萬人次，收入達1200餘萬元。晉陽奶牛莊園，佔地僅120畝，年收入達900萬元，畝均效益近8萬元，高出普通種植收益上百倍 ^[10]  。

社會效益可觀，生態莊園經濟開發體現了“能人帶農民、企業帶農業、莊園帶農村”的發展效應，出現了三個喜人現象：一是“土地搞流轉，户户能賺錢”。生態莊園經濟開發依託的土地使用權是從農民手裏租賃或購買來的。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我們始終遵循最大限度保障農民利益的原則，採取以耕地農作物年均畝產量折價的辦法，確定補償標準，讓農民“旱澇保收”。每年，榆次區農民僅從土地流轉中的獲益就達550萬元。二是“農民當股東，年年能分紅”。生態莊園經濟開發中創造了多種入股形式，農户的土地、林權、資金、甚至飼養的畜禽都可以入股。特別是在林權制度改革中，我們堅持向生態莊園傾斜，創新“均山均股，確權到户，不到地頭”的模式，倡導農户以林權入股分紅。三是“農民變‘工人’，人人能打工”。生態莊園經濟開發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榆次豐潤澤現代科技農業綜合示範園常年用工100餘人，人均工資年收入高達1.5萬元，高峯時用工200多人，每年為當地農民發放工資260餘萬元。左權麻田順康形成了核桃種植基地到加工生產銷售全產業鏈，輻射帶動左權東南6個鄉鎮、120個村、300多個農業專業合作社、7100餘户農民直接間接受益，户均增收1200元。據統計，目前左權全縣生態莊園僅土地流轉收益一項就達1025萬元，安置農村剩餘勞動力7000多人，人均增收3400多元。

生態效益明顯。生態莊園始終踐行“生態立莊、綠色先行”的理念，把生態作為最大最重要的效益。這些年來，左權、榆次兩地莊園已累計投入林業開發資金3.6億元，發展生態林和經濟林15.07萬畝，有效地改善了生態環境，形成了“莊在林中、房在樹中、人在綠中”的綠色生態莊園。不少莊園都着力打造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原生態、可持續發展的低碳、綠色、有機產業，生產了大量綠色有機的農產品，形成了“畜—沼—肥—菜”、糧—畜—菌—肥”等循環生態鏈。如昔陽縣喬閆溝農牧莊園，流轉農户3000多畝耕地種植糧食、飼養千頭奶牛、萬隻豬，糧食生產剩餘的玉米棒和養殖產生的牛糞，經過技術處理培育成菌棒種植雙孢菇，豬糞發展沼氣，收穫雙孢菇後剩下的菌渣、沼渣處理後又還田，形成了一整條循環生態鏈，最大限度地使農業廢棄物得到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理。

總結這幾年莊園經濟的發展實踐，主要呈現出六個明顯特徵： ^[11] 

一是從經濟性質上看，生態莊園經濟屬於民營經濟。生態莊園的投資經營主體是民營企業主或自然人，生產主體是農民，產權關係和利益關係十分明晰，具有天然謀求不斷髮展的動力和活力。

二是從生產要素上看，生態莊園經濟屬於規模經濟。生態莊園開發通過土地流轉，實現了適度規模經營，而且在資本、技術、產品等生產要素投放總量上，更好地發揮了產業的集聚優勢，比單一農户生產能力更強、抗拒市場風險更強、相對成本更低、經濟效益更高。

三是從管理機制上看，生態莊園經濟屬於公司經濟。生態莊園大多采用公司化經營、企業化管理，在經營戰略、內部管理體制、分配製度運行機制等各個方面將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引入莊園，改變了過去農民靠天吃飯的粗放式經營管理模式。

四是從產業形態上看，生態莊園經濟屬於多元經濟。生態莊園根據開發區域的條件，堅持從實際出發，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成為了一業為主、多業並舉的農業綜合體，不僅實現了農業複合業態的整合產業功能，而且提升了疊加三次產業的效益。

五是從生產流程上看，生態莊園經濟屬於循環經濟。生態莊園經濟不僅在產業發展上通過一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形成了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鏈條，實現了農業、加工業、服務業的高度融合和協調發展，而且在資源利用上施行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及農副產品的多級利用和良性循環，使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發展的循環經濟，實現了經濟和生態的相得益彰。

六是從開發特點上看，生態莊園經濟屬於特色經濟。生態莊園充分發揮先天生態優勢，堅持錯位式、差異化開發，打造各具特色的主導產業，靠特色興莊園，憑特色取市場，以特色求發展，形成了以園帶農，以園帶工，以園帶遊，以園帶城的生態莊園特色產業體系，實現了資源優勢和人的需求的無縫對接，通過鮮明的特色，放大拉動並支撐起產業發揮更大的經濟效益。

生態莊園經濟是基層羣眾的偉大創造，既不同於奴隸社會的奴隸主莊園，也不是封建社會的地主莊園，更有別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農場主莊園，而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莊園經濟，它符合當前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顯現出諸多優越性和旺盛生命力，其創新意義集中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一是實現了農村經營體制的創新。生態莊園經濟通過出租、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推動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使用權“三權分離”，打破了過去以户分散經營的“小農”格局，實現了土地的集約使用和適度規模經營，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增加了農民收入，創造了投資者獲取利潤、土地承包者獲取租金、農民獲取勞務收入的現代農業經營方式，使農村經營體制實現了由“大鍋飯”到“大包乾”改革之後的又一次新的變革 ^[12]  。

二是實現了農業生產模式的創新。生態莊園經濟是對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的顛覆性革命，不僅具有吸納、運用社會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動力機制，而且講求規模效應，注重綜合開發，使過去“勞動力+土地+資金”的一家一户分散經營模式，轉變成“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管理+規模”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推動農業和資本、農業和科技、農業和品牌、農業和文化、農業和能人的結合，成為了資本型農業、科技型農業、品牌型農業、文化型農業、能人型農業等“五型”農業，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生產工廠化、科學化水平，加快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三是實現了產業形態的創新。生態莊園經濟可以説是一個農業複合體，產業關聯度十分緊密，分不出具體屬於一二三產的哪個產業，不少莊園都是全產業，改變了農業生產方式單一開發的現狀，實現了一二三產的聯動開發，變“加法效應”為“乘法效應”，變傳統農業的單一生產功能為生產、生態、旅遊、文化、教育等綜合功能，體現了現代農業的特徵。

四是實現了農民身份和就業渠道的創新。生態莊園經濟不僅有效推動了城鄉一體化，實現了“農民工人化、收入工資化”的重大社會變革。在莊園打工的農民由過去春種夏管秋收、靠“地”吃飯，轉變為不論豐歉盈虧都能得到工資性報酬的“農業產業工人”。不僅留住了一大批擁有農業技能的農村人才，而且還吸引了大量外出返鄉的農民工，為其提供了新的就業渠道。

五是實現了農村融資方式的創新。生態莊園經濟長遠看效益明顯、回報可觀，不僅可以通過民營企業自身積累投入，而且還可以撬動銀行資金社會資本的有效注入，實現農業投入的多元化，開闢了“資本下鄉”的綠色通道，使過去農村資金通過商業銀行被大量抽走用於城市或工業發展，轉變為企業和城市資金被吸引到農村投資，成為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一個有效載體，推動了農業農村發展。

六是實現了農村資源開發利用的創新。生態莊園經濟充分利用移民搬遷後的“空殼”村或者“四荒”、電力、水利、道路等資源重新進行開發，“四荒”、廢棄的工廠、磚窯、院落就地變成了“聚寶盆”，變成了能吸引遊客休閒觀光、帶動周邊農民增收致富的生態莊園，創造出了令人驚歎的綜合效益，有效解決了城鎮化過程中農村資源合理利用的問題。

七是實現了資源型地區產業轉型的創新。有資料表明，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後，全省有超過萬億元的閒散資本。生態莊園經濟為資本進入農業農村領域搭建了平台，生態莊園經濟打通了城市資本、資源下鄉的通道，如果引導其中20%—30%的閒置資本投資農業，將大幅提升我省農業現代化水平，這也不失為資源型地區產業轉型的一條好路子。

實踐充分證明，生態莊園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符合中央一號文件“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要求，是新型經營主體的重要模式。農業大户、專業合作組織、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適合在農業生產條件和產業基礎較好的地區推廣。生態莊園經濟模式不僅為解決土地撂荒和“四荒”等閒置資源開發找到了新的經營機制和開發方式，在偏遠落後的山區、“空殼村”具有優勢，而且在區位優越的城郊型地區也極具推廣價值。推廣這種模式，社會有需求，農民有利益，投資者有意願，只要政府有引導、政策有扶持，生態莊園經濟就有廣闊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