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中國狂潮

《馬關條約》簽訂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更加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爭相吞噬的目標。實際上，當1895年初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時，帝國主義者就發出了“乾淨利落地解決中國問題，由歐洲有關的幾個主要國家加以瓜分” ^[1]  的聲明。隨後，“歐洲各國政府一個接一個拚命掠奪（所謂‘租借’）中國領土”，在行動上“開始瓜分中國了”。 ^[2]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清政府為了償付對日賠款和“贖還”遼東半島的費用，大借外債。為了爭做中國的債主，帝國主義列強展開了資本輸出的劇烈競爭。 ^[16] 

它們趁清政府無力籌付對日戰爭賠款之機，三次強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國銀行借了約三億一千萬兩白銀的外債 ^[4]  ，加上其它各項債款，共約五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約八千萬兩白銀，支出約九千餘萬兩，根本無法從國家的財政收入中逐次償還外債和利息，只得以關税、厘金、鹽課作抵押，同時用增加苛捐雜税和發行內債等辦法，把財政赤字轉嫁給中國農民、手工業者及中小廠商、中小地主 ^[5]  。

還在李鴻章赴日本談判《馬關條約》之前，中國海關總税務司赫德，根據以往清朝由他經手借外債的經驗，就讓英國金融界作好充當中國債主的準備。他還得意地説：“（中國）對日賠款如交我籌借，恐怕除了海關之外，還有許多別的職權交到我手中”。果然，在《馬關條約》簽訂時，清政府先通過赫德交涉向英國銀行借款的事。俄、德、法聽到這個消息，以干涉日本還遼的功臣自居，出來攔阻。俄國要清政府向俄國銀行借款。實際上，俄國那時並沒有錢可以出借，就同法國聯合充當債主。英國自然不願放棄債主地位，被俄、法撇下的德國，也不甘心失去這次機會。於是，英德聯合向清政府交涉借款。清政府誰也不敢得罪，只好答應向這幾個國家都借款。

俄國首先迫使清政府向它和法國借款。接着，英德也迫使清政府兩次向它們借款。借款以海關税收和其他税收擔保。這些借款，數量之大、歸還期限之長，是中國過去所沒有過的；借款的回扣盤剝之重，在國際債務史上是罕見的；借款還附有苛刻的政治條件，如兩次英德借款合同上都寫有保證英國長期控制中國海關行政的權利。通過做中國的債主，列強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擴大了在中國的政治勢力。而清政府借債越多，欠債時間越長，政治、經濟上依賴、受制於列強的時間就越長。

這樣，清政府每年的海關收入就全部落入帝國主義手中。

列強在爭做中國債主的同時，又以另一種方式向中國輸出資本，即搶奪在中國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和建立工廠的權利。先是法國於1896年爭得修築由越南境內至廣西的鐵路權利。同年秋，俄國與清政府簽訂合同章程，規定俄國可以修築由其境內通過中國境內直達海參崴的中東鐵路。俄國還從中攫取了鐵路沿線的行政權、採礦權和減免商税的特權。這就為俄國把中國東北變成它的“勢力範圍”提供了條件。

各國還從攫取的鐵路修築權中獲取高額利潤。俄國要求修建和管理中國東北的鐵路，英國要求長江流域不得割給他國和開放一些商港等。英德的借款合同上還規定，36年內中國不得變更還款辦法，不得提前還款。也就是説，由英國人擔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的辦法，一直要持續36年。合同簽訂以後，赫德極為滿意，英國的金融界人士也向赫德祝賀，要他“堅持下去”。

在此之前，俄國為取得中東鐵路的修築權，撥出一筆款項，專門用於賄賂清朝大臣；但又礙於各國耳目，決定借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禮之機，將清朝大臣請來談判。清政府原定派湖北布政使為致賀專使赴俄。俄國以這個人“位望不高”，表示“難以接待”，暗示非李鴻章不可。清政府懼怕俄國，只好改派李鴻章前往。俄國派專員至蘇伊士運河迎候，把李鴻章接到彼得堡，接待禮儀相當於政府首腦。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出面同李鴻章密談。維特答應李鴻章，如修路一事順利，將給他個人300萬盧布。沙皇也親自出面甜言蜜語高唱“中俄交情”。李鴻章受寵若驚，終於在莫斯科同俄國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在黑龍江、吉林兩省修築鐵路。

到19世紀末，列強爭奪路權的鬥爭更加劇烈，甚至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原打算自己修築鐵路的清政府，在列強爭奪面前，束手無策，只得把一條條鐵路的修築權，拱手送給外國。列強在中國投資修築鐵路，除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外，還附有種種條件，包括控制鐵路和沿線地區，以及運輸軍隊等。

英國看到法俄在中國腹地得到了修路權，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建議”，要求修築幾條鐵路的權利。英國政府通知駐華公使説：“你在和艦隊司令磋商之後，可以發出限定他們答覆的日子的通牒” ^[15]  。清政府無可奈何，幾乎全部接受。

列強還爭奪開採中國礦山的權利。最先取得開礦優先權的是法國。1895年，法國迫使中國同意它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開採礦山的優先權。接着，英、德、俄等相繼在中國的一些地區取得采礦權。俄國甚至取得一些地方的金礦開採權。這樣，中國的礦藏資源遭到掠奪，重工業也無從發展。

列強利用《馬關條約》裏關於日本在中國開辦工廠的規定，又開始在中國大規模投資建廠。外國工廠的生產規模大，產量多，成本低，產品在中國市場處於優勢地位。這就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們攫取的鐵路修築權竟達一萬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時，各國還通過在華開礦設廠及大量輸出商品等渠道，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此外，帝國主義在華設立的銀行，也從為其對華商品輸出服務，變為控制中國財政金融的經濟侵略中心。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壟斷了中國市場，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壓抑和摧殘，廣大農民、中小商人、運輸業和手工業工人大批破產和失業 ^[5]  。

在政治、軍事、經濟侵略的同時，帝國主義還利用宗教作為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各國傳教士即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在中國的通都大邑和僻野鄉村到處傳教。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穌教、東正教等，已經在中國建立了約四十個教區，六十多個教會，有外籍傳教士三千餘人，中國教徒八十餘萬。在帝國主義各國的脅迫下，清政府給予傳教士以各種政治特權。他們所到之處，拆廟毀寺，霸田搶房，敲詐勒索，包攬詞訟，私設牢獄，無故毆斃貧民。他們還收買地主惡霸、地痞流氓入教，縱使這些人為非作歹，肆無忌憚地欺凌百姓。還有不少傳教士，實際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間諜，無孔不入地刺探中國的各種情報，有的還直接參與策劃侵華活動 ^[5]  。 ^[7] 

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 ^[8]  供認，他對中國內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於天主教牧師的幫助 ^[9]  。更為嚴重的是，當時許多教堂都擁有武裝，有的教堂內甚至藏有數門大炮和幾百支槍。對於這些傳教士，中國人民不斷掀起反洋教的鬥爭，並逐步彙集成大規模的反帝愛國義和團運動 ^[5]  。

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展開投資競爭的同時，又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並強佔租借地，直接進行殖民統治。 ^[5] 

首先德國藉口兩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於1897年派艦隊強佔膠州灣。清政府被迫同意將膠州灣租給德國，並允許德國在山東修築鐵路、開採礦山等特權。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 ^[5]  。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德國遠東艦隊在中國沿海查勘，認為膠州灣最適宜建立海軍基地，上報德皇。德國政府決意製造事端，伺機佔領。為了得到俄國的支持，德皇威廉二世在訪問俄國時，親自試探沙皇尼古拉二世説，德國軍艦如在膠州灣停泊，是否合適。尼古拉沒有否定的表示。德國由此更下決心佔領膠州灣。1897年冬，德國兩個傳教士在山東鉅野唆使教民欺壓農民，激起公憤被殺。威廉二世得知後欣喜地説：“終究給我們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與事件，我決定立刻動手”。他馬上令德國遠東艦隊向膠州灣駛去。

繼德國之後，19世紀末，俄、法、英、日紛紛在中國強佔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的領土、主權進一步遭到破壞，獨立自主的地位進一步喪失。

當西方列強和日本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的時候，美國正熱衷於同西班牙爭奪菲律賓的戰爭。打敗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美國立即把注意力轉向了中國。參議員貝弗利奇直言不諱地宣稱：“菲律賓羣島永遠是我們的，……中國無限廣闊的市場就在菲律賓的近旁，這兩者我們都不能放棄”。美國政府想在中國奪取港灣，但當時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是歐洲列強的對手，國內人民又掀起了反戰運動。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向西方列強提出了“門户開放”政策。

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取得菲律賓羣島，勢力進入東亞。但中國已被列強瓜分，使美國政府感到在中國利益受到了威脅，為了分享侵略權益，1899年，於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先後向英、俄等六國政府發佈照會，提出了“門户開放”政策，貿易機會均等的照會。美國在承認列強在華“勢力範圍”和已經獲得的特權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起初各國並表示不贊成，但英國同意之後，其他各國亦相繼同意。

“門户開放”政策的主要內容有： 對任何條約、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各國貨物，一律按中國政府現行税率徵收關税； 各國在各自“勢力範圍”內，對他國船隻、貨物運費等不得徵收高於本國的費用。

“門户開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國侵略中國新階段的標誌。從此，美國在侵華政策上，不再追隨西方列強，而有了獨立的政策，加緊和擴大了侵華的步驟。美國的“門户開放”政策的推行，沒有影響到列強的利益，因此也沒有遭到列強的公然反對，反而使帝國主義掀起的瓜分中國的狂潮，暫時取得表面上的一致。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1899年，美國再次照會各國提出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保護各國條約及公法上的權利、保障各國在華的商業平等的原則。7月，海約翰宣佈各國原則上同意這項決定，但各國仍在鐵路權、採礦權、貸款、對外貿易口岸等問題上與中國談判，但中國卻暫免了瓜分之禍。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華盛頓會議，其中九國公約再次確認此政策。

門户開放政策雖使中國免於瓜分，但中國在經濟上也喪失了獨立性。瓜分中國狂潮使得中國被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成了西方大國的經濟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數城市的經濟得到畸形繁榮以外，中國廣大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經濟都瀕臨破產。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治，導致了近代中國經濟的落後和人民的貧困。 ^[7]  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自戊戌變法 ^[13]  失敗後，中國的朝政大權再次被守舊慈禧集團所控制，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不可能指望清政府抵禦帝國主義的瓜分和侵略，只有民眾起來進行殊死的鬥爭，以保衞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 ^[5]  而中國長期受列強欺辱，使地方產生強烈的仇外心理，成為義和團事件的導火線。而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慈禧太后借義和團排外，於1900年6月21日以光緒名義向十一國宣戰，引起八國聯軍之役。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