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決策模型

1、決策者面臨的是一個既定的問題，

2、決策者選擇決定的各種目的，價值或目標是明確的，而且可以依據不同目標的重要性進行排序。

3、決策者有可供選擇的兩個以上的方案，面對着這些方案，通常在逐一選擇的基礎上，選取其中一個。假如方案基本是相同的，通常會作相同的決定。

4、決策者對同一個問題會面臨着一種或多種自然狀態。它們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不可控因素。或者可以説決策者的偏好會隨着時空的變化而變化。

5、決策者會將每一個方案，在不同的自然狀態下的收益值(程度)或損失值(程度)計(估)算出來，經過比較後，按照決策者的價值偏好，選出其中最佳者。

理性決策在實際中必須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1、決策過程中必須獲得全部有效的信息。

2、尋找出與實現目標相關的所有決策方案

3、能夠準確地預測出每一個方案在不同的客觀條件下所能產生的結果。

4、非常清楚那些直接或間接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人們的社會價值偏向及其所佔的相對比重。

5、可以選擇出最優化的決策方案

1、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目標，並賦予權重

2、準備一套完整的被選方案

3、建立一套其他價值與資源的完整清單，並賦予權重

4、對每一方案的成本/效益進行完整預測

5、對每一方案進行淨期望值計算

6、 比較各淨期望值，選取期望值最高的方案

最優化決策者是理性的（rational）。也就是説，它在具體的限定條件下做出穩定的、價值最大化的選擇。這些選擇的做出遵循理性決策模型（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的六個步驟：

1.界定問題所在

2.確定決策標準

3.給決策標準分配權重

4.開發備選方案

5.評估備選方案

6.選擇最佳方案

該模型以界定問題開始。前面已經提到，當期望狀態與實際情況存在某種程度的不一致時，問題便出現了。如果你在計算自己的月支出時發現你比預計支出多花了50美元，你就確定了自己的問題所在。很多不良決策都是因為決策者忽視了問題所在或界定了一個錯誤的問題而導致的。

一旦決策者界定了問題，接着就要確定對決策來説十分重要的標準。決策者需要確定那些與做出決策有關的決定因素。在這一步中，決策者把興趣、價值觀和類似的個人偏好也帶進過程之中。識別這些標準非常重要，因為一一個人認為有關的因素，另一個人卻可能不這樣認為。還要記住的是，決策者在這一步中沒有選定的任何因素都被決策者認為是無關因素。

確定的標準當中並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第三步要求決策者權衡這些標準，使它們在決策時有一個正確的優先排序。

第四步要求決策者列出所有可能的解決問題的備選方案。這一步只需要列出備選方案，而不用對它們進行評估。

備選方案一旦確定，決策者就必須批判性地分析和評價每一種方案。使用每一項標準對各個備選方案進行評估。當這些備選方案與步驟2和步驟3中確立的標準和權重進行對比時，可以明顯看出每一個方案的優點和缺點。 ．

模型的最後一步要求計算出最佳決策。根據帶有權重的標準對各個備選方

案進行評估，最後選擇總分最高的那個備選方案。

從理論角度看，最有優決策並不是不可行的，然而社會現實不等於理論假設，理性決策模型的假設條件遭遇到諸多障礙，人們逐漸發現政策實踐中的許多現象都難以解釋。其原因不在於它的邏輯體系，而在於其前提解釋有問題。因此它遭到了許多學者的強烈批評。其中最突出的是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與赫伯特·西蒙。

林德布洛姆指出:決策者並不是面對一個既定問題，而只是首先必須找出和説明問題。問題是什麼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與看法。比如物價迅速上漲，需要對通貨膨脹問題做出反應。

首先，明確這一問題的癥結所在，往往十分困難。因為不同的利益代表者，會從各自的利益看待這些問題，圍繞着通貨膨脹存在不存在，若存在，其程度和影響怎樣，以及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麼等問題，人們都會有不同的回答。

其次，決策者受到價值觀的影響，選擇方案往往會發生價值衝突。比較，衡量，判斷價值衝突中的是與非是極其困難的。靠分析是無法解決價值觀矛盾的，因為分析不能證明人的價值觀，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統一人們的價值觀。

再次，有人認為"公共利益"可以作為決策標準，林德布洛姆批評了這種認識，認為在構成公共利益要素這個問題上，人們並沒有普遍一致的意見，公共利益不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

第四，決策中的相關分析不是萬能的。決策受時間與資源的限制，對複雜決策講，不會做出無窮盡的，甚至長時間的分析，也不會花費太昂貴代價用於分析，或者等待一切分析妥當再作決定，否則會貽誤時機。

西蒙進一步補充，決策過程中要收集到與決策狀況有關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決策者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對信息做出最優化的處理與分析，因而不能獲得百分之百的最佳決策。

儘管理性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烏托邦"色彩，我們也歡迎對它的批判，但是過於簡單和絕對的否定態度也是不可取的。不能實現不代表沒有意義，人們總是在追求盡善盡美中得到較善較美的。正因為如此，傳統理性決策模型的思想價值一直受到理論界的肯定。

灰色決策模型：是借用模糊數學、運籌學、系統工程學中的一些高等數學模型，進行系統分辨決策，由於證券市場是一個不可預測、不可判斷的市場，是通過現在對將來預期的一種提前的表現行為，因此完全通過理性的判斷、推算進行分析將會進入到投資分析的誤區中，我們在市場中能夠經常見到無量上升或無量下跌的情況，用其他的模型從經驗上考慮似乎都不實現買賣的即時性，但用灰色決策模型就策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非常出色。容維創富大趨勢中的灰色決策系統模型在籌碼恆倉模型、資金數理模型、動能推演模型、股價波動模型、球團滾動模型相對一致時是處於自由發展狀態的環境中，它會給股價一個極大的想象發展空間，只要股價不跌破上升價格，股價就將持續走高，只要股價不跌破下降價格，就不會出現賣出信號，相反，在股價不能突破下降價格時股價也不能擺脱一路下跌的風險，只有在股價突破上升價格時才能確定新資金進場,新行情的起動。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Simon)。自從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對什麼叫有限理性至今沒有公認一致的看法。西蒙當年認為有限理性的理論是'考慮限制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的理論'。他提議將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一些非傳統的決策者目標函數引入經濟分析。但是近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三方面的研究並不足以構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個反對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過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經濟學卻在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將西蒙提到的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將不完全信息引入傳統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對策論模型，使得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來揭示不完全信息對經濟行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響。但是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並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認為大多數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的對策論模型並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級無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進入的序貫均衡模型中雖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但這個模型中，沒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對方的生產函數，目標函數以及一個不確定的生產函數參數的所有可能狀態，及各種狀態發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動態規劃和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優動態對策，並對對手的最優動態對策完全瞭解。這哪是有限理性，這明明是超級無限理性，比傳統的完全競爭模型中對個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傳統的瓦爾拉斯完全競爭模型中，每個決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產條件和嗜好及他們的決策，他只根據價格信號做決策，因此在這種模型中，每個決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處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對策論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論模型在推動有限理性數學模型方面是一個失敗。

以Radner(1996)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最優決策的計算成本引入經濟模型，可以説是將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個因素變成了主流學派的數學模型。但不少經濟學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這類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處理費用本身並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

最近發展起來的五花八門包含決策和計算成本的經濟模型也證明，如果計算和收集信息的費用很高的話，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中都會出現直觀決策，模仿(所謂羊羣行為)，按固定規則決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優化的決策過程，但這類決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優化而只求滿意的決策，而是考慮計算成本的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決策。最優決策的本質並未變，只是當約束條件複雜時，最優決策的形式也多樣化了。

因此可以説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沒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主流學派模型可以將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內吸收。九十年代的動態對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來預測供求不等的現象。錢穎一的有名的軟預算約束對策論模型中，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長期供不應求就是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產生的一種任何個人都不能單方改變的後果，這種後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並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動態均衡模型還能預見內生變量自發地隨時間流逝而演變。所以西蒙及奧地利學派，非線性演化經濟學派反對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學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