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理性

在早期心理學、邏輯學和倫理學中，理性指運用才智進行選擇的過程，比如詹姆士在《心理學原理》一書中將理性作為“推理的特定思考過程”的同義語；而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界，理性則指選擇本身，比如達爾和林德布魯姆指出“一項行動是理性的，即對於指定目標及其真實處境來説，該行動被‘正確地’設計成一種能謀求最大成功的行動 。

主流經濟學一直將完全理性作為其體系的一個重要前提假設。這裏的完全理性即是參照第二種對理性的理解，行為人具有全知全能的本領，他的決策方案可以實現最大化，也就是説主流經濟學是關於理性選擇的經濟學。雖然一直以來，經濟學被理解為侷限在稀缺資源的配置方面，但在本質上這是個關於稀缺資源下的選擇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果行為人的選擇沒有實現最大化或最優，那麼他的行動就是不理性的。

具有完全理性的行為人是個無所不知的超人，他具有縱向和橫向方面完備的知識。在縱向方面，他可以預測未來；在橫向方面，他通曉資源、交易夥伴和環境等情況。具體而言，行為人的完全理性包括以下隱含內容。 　 (1)不存在不確定性，即使存在不確定性，也可以預知不確定性的概率分佈。也就是説，對於具有完全理性的行為人來説，一切信息都是確定的。

(2)行為人具有可以確定的效用函數(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和廠商的利潤函數可以統稱為效用函數)，同時行為人具有同質性以及一致性的偏好體系。

(3)選擇結果具有描述不變性、程序不變性和前後關係獨立性。描述不變性要求行為人選擇的先後順序不應依賴於所描述或顯示的選項，也就是説如果行為人經過再三思考，將兩種描述視為同一問題的同義表達，那麼它們必定導致相同的選擇——即這種思考不存在異處；程序不變性要求不同方式的等價學説揭露相同的偏好次序；前後關係獨立性指一項選擇與其他替代方案互為獨立的原則，它要求在給定Z而不提供有關X或Y 的新的信息的情況下，X與Y的優先權順序不應該依賴於Z是否有效。

(4)行為人具備完備的計算和推理能力，可以像計算機一樣在數秒內從事無窮盡的計算步驟，同時也不存在感性因素對選擇的干擾。

(5)選擇意味着在各種方案或選擇集中進行比較和挑選，因此完全理性的行為人可以設計出所有的被選方案，以及各項方案所產生的全部後果。

(6)一個確定的報酬函數，即行為人可以確定地賦予每項行動結果一個具體的量化價值或效用。

(7)確定性的結果，也就是行為人可以實現效用最大化或最優目標(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和企業利潤最大化)。

在上述條件下，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設的基礎上的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即行為人的選擇或決策意味着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實現效用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行為人在選擇過程中，可以遵循確定性原則、極大極小法則、邊際原理以及概率法則(也就是主觀期望原則 )。主流經濟學的選擇理論建立得如此簡潔和完美，使得諸多該領域的學者為之傾倒。並且，這種理論可以使我們不用站起身來實際觀察人類行為，便能坐在椅子裏預測它們(正確或錯誤的預見)。正如主流經濟學的典型代表弗裏德曼的著名論斷所述“徹底的‘現實主義’顯然無法實現；看一個理論是否‘足夠’現實，只能看它就眼下意圖而言，是否能做出充分好的預見，或做出比其他理論更好的預見” 。主流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致使其形成令人稱讚的完美體系和預測能力，但是這種完美只是抽象上的理想模式和方法，不僅經不起經濟學內部的邏輯推敲，也經不起實踐和現實的考驗。

自193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相繼發生經濟衰退和危機以來，完全理性的假設就遭到來自各方的譴責和質疑，直到今天，它所涵蓋的內容都一一被證偽，這也暗含着主流經濟學不能接受經濟問題的原因在於它的理論根基存在着缺陷。

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凱恩斯，他在《通論》中論述了情緒(尤其是信心或“工商界所謂的信任狀態”)波動、長期預期狀態及其對市場投資的影響。而且凱恩斯也指出了，行為人並不具有完全理性所能導致的完全預期，實際上，行為人的預期是不穩定的，這也因情緒而起。在凱恩斯看來，人們對未來預測的信心，是通過資本邊際效率而影響到經濟的。更重要的是，由於“我們現有知識不足以算出一個正確預期”，經濟體系的秩序(連續性與穩定性)亦只能依賴於我們對“現存狀況將無定期繼續下去”的信心”。之後，西蒙從心理學角度出發，提出行為人的行動是由理性和感性共同作用的；卡尼曼(Kahneman)結合行為科學和經濟心理學的觀點，同樣也認為，行為人的行動受到直覺和推理兩個系統的影響。

西蒙是批判完全理性的行為人的集大成者，他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都致力於論證行為人的計算和推理能力受到限制，也因此在197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在西蒙的一系列著作中，他都系統地論述了行為人只具備受到限制的理性能力，因而是“意欲理性而只能有限地為之”。最能説明問題的一個事例就是國際象棋比賽：完成一次國際象棋比賽，大概需要10120 。種走法，每一步走法所涉及的自己和對手的反應共有近103。種連續走法，但是，即使是最頂尖的棋手也只能在每步考慮到十幾種走法而已。

特韋爾斯基(Amos Tversky)詳盡地對選擇的描述不變性、程序不變性和前後關係獨立性假設。首先，他發現，與描述不變性結果相反，行為人是根據選擇的描述而進行選擇的，而非基於他自身的選擇集。例如，對兩種情境下的受試者進行不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預期的經濟計劃之問的選擇的試驗。在第一組中，受試者被告知，如果採納了計劃A，10%的勞動力將失業，而通貨膨脹率將是12%；若是選擇了計劃B，5%的勞動力會失業，通貨膨脹率為17%。結果，這一組大部分受試者選擇承諾較低失業率的計劃B。同時，第二組受試者被告知，如果計劃A被採納，90%的勞動力將被僱傭，而通脹率將是12%；如果選擇計劃B，95%的勞動力將被僱傭，通脹率為17%。與第一組情境模型中的選擇相反，這組大多數受試者選擇了承諾較低的通脹率的計劃A。然而，同一選擇問題的等價闡述要求避免偏好的系統誤差，同一信息被構造為5%和10%的失業率差異之時，遠比構造95%和90%的就業率能帶來更大的衝擊。

其次，完全理性也意味着不同方式的等價學説揭露相同的偏好次序。即程序不變性。例如．在X和Y之間的優先順序能夠通過單獨提供一個直接選擇或者通過比較兩者之間的價格米進行確定，這兩種分析方式應當產生相同的優先次序或偏好序。但是，事實上卻存在着選擇逆反的情況。行為人系統化地違背了程序不變性，特韋爾斯基徵明瞭行為人經常根據對選擇屬性的重視程度與情境的和諧程度來制定偏好的順序，卡尼曼提出的易得性原則也證明了這一點。

最後，前後關係獨立性也暗含着行為人具有一個完備的偏好序列，並且可以給出一個數值集合，行為人能夠選擇該序列上最大值的選項，也就是説一個非首選項不可能通過在選項集合中加入新的選項而變成首選的。但是，特韋爾斯基證明，行為人的優先選擇是被選項集所影響的，並且一個選項的受歡迎程度可以通過擴大集合來提高。比如，“比較效應”的作用，導致選擇和判斷的非獨立性。行為人不是將預先計算好的選擇序列最優化，而是根據可得到的選擇項來構造他們的選擇，結果，所提供集合中的變化生成了不符合簡單最優化的決策。

(4)行為人具有異質性和差異性偏好。行為人並非具有同質性，而是具有異質性。這是該假設中最不容易成立的一項內容，我們都知道，現實當中，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由於年齡大小不同、性別差異、財富多寡、知識結構與閲歷懸殊、信息集相異等因素，使行為人的風險態度以及偏好效用不同，從而造成了不同決策主體即使面臨着同樣的事件，也會出現不同的決策結果。

(5)無法量化全部選擇的結果，比如經濟學中的效用或邊際效用、成本或邊際成本、收益或邊際收益，當然也就不可能賦予每種效用數值，不能比較行動方案的優劣，也就無法進行理想中的選擇。這也是人類生活中的普遍現象，西蒙列舉了他於1934年在密爾沃基對市教育委員會和市公共設施處兩機構共同負責的公共娛樂設施管理的調研個案。這兩個機構在娛樂設施保養和遊樂監管兩方面的資金分配問題上，總是意見不一致。他們根本沒有遵循教科書上的等邊際原則，讓一種活動的邊際費用同另一種活動的邊際費用相等。原因在於，他們的智力和知識不足以使他們做到這一點。事實上，根本沒有可以度量的生產函數，能讓他們從中得出有關邊際生產率的數量推斷。

(6)綜上對完全理性的批判，行為人不具有完全的預測能力就無法推知不確定性發生的概率分佈；不具備完全的計算和推理能力就無法找到全部的選擇集合，即使找到也不可能在短暫的時間之內付諸實現全部方案；不存在可以全部度量的經濟指標，比如效用、成本和收益等，因而也就無法排列選擇方案的優先順序；即使可以存在某些可度量的指標，行為人也會違背程序偏好不變性等情況⋯⋯ 因此，既然種種前提假設都不成立，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就根本不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