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籙

僱敦煌貧士楊某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繹而至，命楊於今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 醮章，兼收佈施，登記入帳。光緒二十六年（一説二十五年） 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迴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

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果見覆室，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即後來蜚聲中外之莫高窟藏經洞。乃取部分寫 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 是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甘肅學政葉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後得敦煌縣令汪宗翰所贈經卷、畫像，葉氏建議藩台將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銀五六千兩無着而罷，

三十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三十 二年，他於藏經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

宣統二年（1910）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後，於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塔”瘞之，有廷棟撰文並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 ^[2]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1914年，斯坦因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卷五百七十餘件。（王道士）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事未竟。同年七月卅日，歿後即葬於莫高窟廟前大泉河東岸。

王道士的碑文(1張)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籙，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後來，其徒子徒孫趙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質、陰刻，今仍嵌於原塔南側龕內。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裏，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着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着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説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説：“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説……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説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説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説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清朝的嘲諷。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説：“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裏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説，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裏的説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説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