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

1946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鎮（今屬浙江省慈溪市）。

1957年—1963年，先後就讀於上海新會中學、晉元中學、培進中學至高中畢業。

1963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入學後以下鄉參加農業勞動為主 ^[2]  。

1968年，被下放到27軍軍墾農場服勞役，條件艱苦；8月，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被迫赴農場勞動，學校復課後又參加過教材編寫，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6年，論著《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  [18]}  。

1983年，出版論著《戲劇理論史稿》，該作闡釋世界各國自遠古到現代的文化發展和戲劇思想。

1984年，憑藉《戲劇理論史稿》獲北京全國首屆戲劇理論著作獎。

1985年2月，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同年，發表戲劇美學著作《戲劇審美心理學》 ^[1]  。

1986年，被任命為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上海市委諮詢策劃顧問，並被選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同年，憑藉《戲劇審美心理學》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

1987年，論著《藝術創造工程》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作品包含了作者對於藝術創造過程的思考 ^[1]  。

1991年7月，獲准辭去一切行政職務、榮譽職務、掛名職務，開始從西北高原開始，系統考察中國文化的重要遺址。

1992年，出版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該作品全書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歷史、文化散文，另一部分為回憶散文 ^{[3]  [19]}  。

1994年，憑藉《戲劇理論史稿》獲北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同年，論著《文明的碎片》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該作品的主旨是分清和審視“什麼是矇昧野蠻，什麼是文明” ^{[1]  [20]}  。

1995年，出版散文集《山居筆記》。

1996年，出版文集《信客》。

1998年，出版散文集《霜天話語》。

1999年，開始主持香港鳳凰衞視對人類各大文明遺址的考察 ^{[1]  [20]}  。

餘秋雨照片(27張)

2000年，出版散文集《千年一嘆》《千禧之旅》，其中，在《千年一嘆》中，記錄了在千年之交隨香港鳳凰衞視“千禧之旅”越野車隊跋涉四萬公里的經歷。 ^[96] 

2001年，出版散文集《行者無疆》，該作品中，作者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比較了中華文明的缺失 ^{[4]  [5]}  。

2002年，因《行者無疆》獲得台灣白金作家獎；同年，完成散文集《出走十五年》，該作品記述了作者15年中對埃及文明、希臘文明、印度文明的考察。

2004年3月，參加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的設計、研討和審核；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單位選為“中國十大文化精英”“中國文化傳播座標人物”；同年，出版散文集《笛聲何處》，該作品講述了崑曲的興衰過程，同時對崑曲劇目的四大代表作《清忠譜》《長生殿》《桃花扇》《牡丹亭》進行了解讀 ^{[1]  [3]  [6]  [21]}  。

2005年，出版論著《藝術創造論》《觀眾心理學》，其中，《藝術創造論》以散文化的語言在闡述關於藝術創造中的學術問題。

2005年—2008年，被香港浸會大學聘請為“健全人格教育工程”的“奠基教授” ^{[7-8]  [22]}  。

2006年，出版論著《中國戲劇史》。

2007年，出版散文集《千年文化》。

2008年9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餘秋雨大師工作室”，上海市靜安區政府決定為“餘秋雨大師工作室”贈建辦公小樓 ^[7-8]  。

2010年3月，獲頒澳門科技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擔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94]  ；5月21日，參加聯合國成立以來第一份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的發佈儀式，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對話，對話中發言的標題為《駁“文明衝突論”》 ^[23-24]  。

2011年9月16日，被蘭州文理學院特聘為兼職教授。

2012年10月12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在北京成立“秋雨書院”，任院長；同年，出版散文集《何謂文化》、文化隨筆《中國文脈》，其中《何謂文化》從學理、生命、大地、古典四個方面闡釋了“何謂文化” ^{[9]  [25-26]}  。

2013年6月，將之前著作《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改寫為《吾家小史》，該作品講述了餘秋雨和他的家族諸多不為人知的經歷，描寫了現代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百年間的悲喜沉浮，以及餘秋雨的心靈成長曆程 ^[10]  。

餘秋雨作品(4張)

2014年4月，《餘秋雨學術六卷》出版發行；10月，文集《秋雨合集》二十二卷出版發行；10月28日，出任上海圖書館理事長；同年，出版長篇小説《冰河》、文集《北大授課》，其中，《冰河》講述一個在生命絕境中誕生的愛情故事 ^{[11]  [27-29]}  。

2015年3月，應邀在中國台灣從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到高雄市進行“環島巡迴演講”；4月，懸疑推理小説《空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該作品講述秀才岑乙、黑衣人何求、趙府主人之女趙南等人的命運因為和珅追求海盜王直的寶藏而互相牽連的故事 ^{[12]  [30-31]}  。

2016年1月，文集《餘秋雨散文》出版，該作品除選擇早期散文外，還收錄了的散文，如《中國文化為何長壽》《中國文脈》《祭筆》等；9月，卸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擔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榮譽院長、特聘教授 ^[94]  ；11月，被選為世界餘氏宗親會名譽會長 ^[13-14]  。

2017年6月，散文集《泥步修行》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該作品中，作者把修行分為“破惑”“問道”“安頓”三大環節，並由此構成本書的三個部分；8月，文集《門孔》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該作品記錄了作者與謝晉、巴金、黃佐臨、章培恆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故事 ^{[15-16]  [31-33]}  。

2019年4月，散文集《雨夜短文》出版，作者將自己的閲歷、感想、智慧濃縮在一篇篇筆調輕鬆的小篇幅散文裏；8月，文集《中國文化課》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該作品將餘秋雨在喜馬拉雅FM上播出的音頻課程整理成文，對中國文化的古往今來作出系統梳理 ^{[17]  [34-36]}  。

1979年，餘秋雨與李紅結婚。1984年，兩人誕下女兒。1992年7月，兩人離婚；同年，餘秋雨與馬蘭結婚 ^[37]  。

（參考資料： ^{[14]  [34]  [38-84]  [95]}  ）

《餘秋雨墨跡》(10張)

恢復理性精神、弘揚理性精神是新時期餘秋雨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餘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對當代散文的超越，就是在繼承傳統散文“文以載道”的基礎上，張揚起理性的大旗，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姿態直指未來，從而博得了眾多讀者的心理認同和迴應，成為餘秋雨筆下“精神道場”的基礎。比如，《山居筆記》中藉着“散文表述”的載體，開宗明義、旗幟鮮明地回到了文字敍述的空間；《十萬進士》是體現餘秋雨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典型之作，在書中，餘秋雨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給予了富於創見的文化新結論。嶄新的敍述和文化認同，加上餘秋雨將一種學精神的融入其中，這種富於激情的理性精神就產生了一種美學上的張力 ^[85]  。

餘秋雨認為，民族文化的偉大精髓在於它的凝聚力，餘秋雨的散文處處顯示着對這種凝聚力的追詢。比如，《鄉關何處》一篇從古人充滿宇宙意識的超驗之問起筆，落腳在散文的抒情主體對故鄉一人生歸途的探詢。那個既遙遠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無法完全進入的“鄉關”。對於中國文化的複雜性、包容性、多樣性，餘秋雨也給予了關注。餘秋雨認為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尤其是學術文化往往是非官方性的。中國的學術文化，似乎總是在輪迴中發展，富有生命力的學術文化產生於官方以外，官方先是壓抑摧殘，既而認識到其“實用價值”，便取來為己用，但不久便使其僵化乃至斷氣，只好再由其他官方的學術文化補充養分甚至取而代之，中國文化的這種運作機理給傳統文人以中國式的悲劇定位，朱嘉及其學生之死便是典型的例子，但這也正給傳統文人提供了內在驅動力和廣闊的歷史舞台，並由此建構起他們真正的文人品格。餘秋雨正是通過對朱熹類型傳統文人的讚揚，肯定了這一具有人類整遍意義的文化命運機理 ^[85]  。

在餘秋雨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的集中體現是傳統文人的品格，而傳統文化的品格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集結。在這個集結中，傳統文人首先是作為知識集團所操縱的棋盤中的一粒粒棋子出現的。比如，《十萬進士》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科舉時代文人的既定命運，但更為重要的是造就附庸人格的並不是附庸人格的實質。科舉制度的文化本質是要求士子與統治者以“道”相結合。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本質, 科舉制度才能除附帶造就一批屈服於“正統”的平庸官僚之外，更造就了一批以“道統”自任的文化名人。可惜的是，以“道統”自任的傳統文化人往往不能與統治者的“道”相結合，成為統治者的“棄子”，由“棄子”而產生了中國獨特的貶官文化，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品格的最常見也是最好的表現形式，傳統文人的文化生命因貶官而受到了猛烈的擠壓，由擠壓而得到生命的激揚。在被貶的處境中，傳統文人才能擺脱喧器與虛浮的生命狀態，“才能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略，與自我對話”，以探討生命的底藴。餘秋雨的散文如《十萬進士》《蘇東坡突圍》 ^[93]  《西湖夢》《柳仗柯》《流放者的土地》等以理性展示了傳統文人由入仕而平庸的無奈和想象，照見了官格與文格的嚴重背離，同時也深情歌頌了那些因遭貶而創造出豐富的精神價值的文化名人。這種對傳統文化人格的觀照為當代文人走出迷亂的困境、實現人格的重構提供了範例 ^[85]  。

餘秋雨認為，文明是克服了愚昧和野蠻之後達到的境界，是對前者的擺脱，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在重複上演這個過程，總體的人類大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今天，中國人還是在於愚昧和野蠻作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正體現出文明的珍貴性。餘秋雨認為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文化需要公開、透明、傳播、共享、溝通、化解，文化要發揮自己真正的作用，就要能夠克服障礙，只要能夠跨越障礙的文化才能夠像生命一樣延續下去，才能夠形成文明，餘秋雨散文是通過深深思考後形成的喟嘆，是對文化的尊重，對文明的嚮往，期待和呼喊 ^[86]  。

餘秋雨散文透露出的對文化的反思和憂患意識，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是餘秋雨散文的精神特質，餘秋雨具有文人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並鮮明地體現在文章當中，在面對民族文化在多元衝擊時的這種時代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更為明顯，對文化的反思是餘秋雨文章的一大值得探討的主題，因此，餘秋雨的散文多關於歷史的探尋、訪古尋古，並在這個過程中對古文化深刻思考，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藴含了文化內涵和思想力度。餘秋雨在散文中強調文化的產生髮展創新都需要進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斷反思進步的民族，才能繼續生存繁衍 ^[86]  。

餘秋雨的文化散文善於挖掘山水景觀中的歷史文化，並將歷史與現代相結合，以全新的視角描寫景物，同時通過集中簡短的手法安排人物、描寫故事。如餘秋雨將《莫高窟》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採用敍述的手法通過莫高窟的地理位置以及開鑿時間闡述了莫高窟的由來，第二部分以歷史為主線，描寫了各個時代莫高窟的特點，第三部分主要描寫了莫高窟的價值，在最後作者提到雖然自己到了另一個佛教聖地，但心中仍想着莫高窟，體現了莫高窟對自己帶來的震撼 ^[87]  。

餘秋雨的文化散文多將描寫、敍述以及議論等形式融匯貫通，通過旁徵博引以及典雅敦厚的語言來描寫景物，使讀者身臨其境感受歷史的變遷。例如收錄於《文化苦旅》一書中的《三峽》，為了體現李白的詩情與人格，他引用了余光中《尋李白》的詩句：“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短短几句便使讀者看到一個豪情萬丈的詩人，同時還引用酈道元的《水經注》：“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26個字便寫出了三峽春冬季節的清榮峻茂，同時文中的對偶句與散文兼具，使文章充滿節奏感。此外其在《蘇東坡突圍》中借用了蘇軾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通過典雅綺麗的語言展現了蘇軾在被釋放到黃州後生活的悽苦以及精神上的孤獨 ^[87]  。

（參考資料： ^[88]  ）

作家白先勇：餘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了。或者説，他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地思索天下的靈魂 ^[89]  。

作家賈平凹：他的有關文化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無疑拓展了當今文學的天空 ^[90]  。

詩人余光中：中國散文，在朱自清和錢鍾書之後，出了餘秋雨 ^[91]  。

聯合國中文組組長何勇：餘秋雨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功不可沒。他為中國瞭解世界，世界瞭解中國搭建了新的橋樑。他當之無愧是引領讀者泛舟世界文明長河的引路人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