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炳琦

熊炳琦，字潤丞，山東濟寧人，世居城內熊家街。熊炳琦祖上是讀書人家，由於家中人口多，為了餬口度日，其祖父熊毓和只好棄儒從醫。熊毓和虛心鑽研，診斷脈理、分析病症比較高明，尤其對瘟疹、傷寒更有所長。熊毓和醫德好，性情慷慨、好施捨，在地方聲譽很好。熊炳琦兄弟三人，行三，自幼聰明，勤奮好學，本來打算走科舉之路，但由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廢科舉，只好輟學就商。 ^[2] 

熊炳琦曾學習做生意，但在學徒中不慎打破了店中的茶壺，受到了店主人的嚴厲斥責，他負氣出走，竟然去“招兵處”報名當兵。當時正值袁世凱奉旨在小站督練“新建陸軍”。招募人員送熊炳琦入伍後不久，就被督練處發現了他的才能，認為熊炳琦年輕有為又才貌出眾，並且還善寫一筆工整的小楷，於是提拔熊炳琦為司書生，接着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培養深造。畢業後開始分到禁衞軍參謀處任職，不久就升任為少校參謀。由於熊炳琦精明幹練，做事認真勤快，不久又提升為直隸都督署參謀、江蘇都督署軍務課長。這時，曹錕擔任直魯豫巡閲使，他看中了熊炳琦，提拔他擔任直魯豫巡閲使參謀長，當時擔任直魯豫巡閲使署秘書長的是濟寧人王毓芝，二人有鄉誼，又都受曹錕信任，被曹錕視為左膀右臂。從此，在北洋軍閥的扶持下，在鄉親的互相支持下，熊炳琦平步青雲，扶搖直上。 ^[2] 

1922年山東督軍田中玉操縱第三屆議會選舉，競派人打傷議員和被選舉人，曹錕為了穩定局勢，也為了控制山東，於1922年11月14日派熊炳琦擔任山東省長。在任命省長中，北洋政府明確表示，田中玉只管軍事，不管行政，自然也就不能過問議會選舉問題了，這就給熊炳琦一個主持議會選舉的任務。當時山東議會選舉搞得矛盾重重，熊炳琦妥善處理各派之間的矛盾，選舉民族資本家宋傳典當了議長。由於在議會選舉中產生了一些選舉債務，熊炳琦將省署向日本實業借款時，日本方所讓利息中提出了17萬元，作為正、副議長的補償費。另外，還從此項中歸還了兩屆議長張公制在任內所借的山東煙草公司專賣局的兩萬元債款。從此，解決了兩屆議長競選的支出問題，山東民意、行政兩方之間皆大歡喜。宋傳典當選為議長後，確實想為山東人民做一些事情。但是，議會只是立法機關，多數議員對開會並不熱心，也不願出席。每次開議員大會，均需議長宋傳典準備宴請，好多事情就是在宴會後人未散時通過的。比較重要的議題，需要議長多次請客，才能獲得通過。後來到了張宗昌時期，省政府實行高壓政策，省議會只領薪，不開會。宋傳典從1923年1月當議長，一直擔任到1928年4月，開始是請託議員開會，後三年則不準開會，所以這個時期的議會幾乎形同虛設。 ^[2] 

熊炳琦任省長期間還遇到收回膠澳商埠行政管理權的大好機遇。事情的原委是：日本早就覬覦山東的領土，甲午戰爭，中國戰敗。1894年冬，日本開始入侵山東，先侵佔了威海衞。1914年9月，日本借對德國作戰為名，再次侵入山東，並將在山東的德軍打敗，日軍司令部宣佈替代和強佔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正式召開，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團參加了會議，並提出了歸還山東的議案。但日本代表團和日本政府一方面對英美等國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又威脅利誘中國，結果使《凡爾賽條約》裁決：德國將其在山東的一切特權、財產轉讓給日本，卻沒有寫上日本須將山東交還中國的字樣。巴黎和會後，美國與日本矛盾尖鋭。日本政府為避免華盛頓會議上陷於被動，決定會議之前解決山東問題，曾由日本外相內田擬定了一份《山東善後處理大綱》，該“大綱”的主要內容是：日本歸還膠州租借地，但要中日合辦山東鐵路、礦山等。這個“大綱”遭到了全中國人民的反對，結果一直到華盛頓會議該協議也未達成。1921年11月12日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並沒有把中日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會後，中日雙方召開會議，美英兩國各派代表旁聽，中日雙方於1921年12月1日開始談判，到1922年2月4日，雙方代表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該“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日本撤軍，歸還青島，該“條約”於1922年6月2日生效。中國方面任命王正廷、唐在章、徐東藩為接收委員。正在中國談判剛要結束簽訂協議時，熊炳琦到山東擔任省長，正碰上接收青島的大好事。1922年12月10日，北京政府任命熊炳琦兼膠澳督辦，負責接收青島，並會同王正廷辦理。12月9日，王正廷、熊炳琦帶領隨員到達了青島，10日上午在日軍司令部行接收儀式，日本國旗降下，中國正式收回青島。熊炳琦委派其隨員王鴻為行政長官，即日開始辦公，從此，熊炳琦經常在青島與濟南之間奔走協調諸多事宜。但由於派系之爭，1924年3月，吳佩孚又向曹錕政府彈劾熊炳琦賣官鬻爵，同時又推薦他的親信高恩洪接替熊炳琦擔任膠澳督辦，曹錕懾於吳佩孚的壓力，不得不易人，熊炳琦擔任了一年零四個月的膠澳督辦，風光了一陣子，就下台了。 ^[2] 

1923年5月5日，在山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由於所劫的車是京滬國際聯運特別快車，被劫的這列車上不僅有百餘名中國乘客，更重要的是有英、美、法、意、瑞等外國乘客26人，孫美瑤將這些人劫持到抱犢崮山，這就引起了國際人士的重視。事發後，各國公使馬上向北京黎元洪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北洋政府亂作一團，遂下令停止一切政務，集中全力採取營救措施。因為這個事情發生在山東境內，所以，作為省長的熊炳琦更是如坐針氈。 ^[2] 

事發以後，在棗莊中興煤礦公司俱樂部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北京政府為了使洋人早日獲得釋放，儘快平息國際糾紛，確定了招安的策略。政府方出席和談的代表是交通總長吳毓麟、曹錕代表楊以德、山東督軍田中玉、山東省長熊炳琦、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江蘇交涉員温世珍等。抱犢崮山派來了代表孫美嵩，他轉達了孫美瑤的談判條件，即要麼收編，官兵必須撤回原防，並且要給他們補充軍火，還要派一名官員上山做人質，待條件兑現後，即釋放洋人，並放人質。其他條件都好答覆，唯獨派官員做人質一事，讓官員們目瞪口呆，都緘口不言。沉悶良久，突然熊炳琦挺身而起，説：“我願意為人質也”，田中玉立即擊節讚歎説：“熊省長真乃頂天之柱也，要拍電總統府，報你這大仁大勇之壯舉。”次日，黎元洪果然來電，以“忠勇”、“剛正”四字大加褒獎。事發後第六天，談判即開始，經過一個月零兩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五條協議，人質和肉票才得以釋放。應該説，熊炳琦雖沒有談判之功，但他的勇氣卻折服了土匪，為談判創造了條件。 ^[2] 

熊炳琦(2張)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為了控制北京政權，曹錕想當總統，就導演了一場賄選總統的鬧劇。為了保證將曹錕選上總統，曹錕任命他原來的參謀長熊炳琦從山東省長任上調到北京，專門負責主持大選事宜。熊炳琦進京後，召集攝政內閣成員和王毓芝等人聯名宴請參、眾兩院在京的全體議員，公開提出大選問題。於9月11日又召集上述人員參加宴會，會上熊炳琦透露説出席大會費用提高到500元，並公佈於次日為正式選舉之期，次日正式選舉的會場上卻出現了冒簽名的問題，引起爭吵，大家一鬨而散。熊炳琦、王毓芝等人眼看要功虧一簣，於是，就採取補救措施。他們決定由原班人馬再吸收陸軍次長王坦、直隸省長王承斌等人努力做國會議長吳景濂的工作。吳景濂稍有鬆動，他們就送給了他40萬元的操心費，熊炳琦、王毓芝、吳景濂三人達成協議，許願只要將曹錕選成，每個參選議員付給費用5000元，但需先簽支票，待選出總統三日後，兑現現金。熊炳琦等導演的這場賄選總統鬧劇，遭到了各省軍閥的一致反對，全國各地公法團體也先後通電聲討。10月3日，又有一眾議院議員想到北京地方檢察廳揭發熊炳琦、吳景濂等人行賄受賄的行為，並將一張支票作為證據公佈於報刊上。主持大選的熊炳琦等人在此鐵證下，雖然無可抵賴，但卻硬下頭皮，裝聾作啞，置之不理，仍按期進行。10月5日選舉總統之時，北京軍警全體出動，盤查往來人員，戒備森嚴。選舉由吳景濂主持，曹錕以480票當選為總統。 ^[2] 

曹錕賄選，舉國聲討，奉系軍閥聯合幾省的軍閥盧永祥、何豐林、唐繼堯、熊克武等公開通電反對。當時曹錕操縱直魯豫三省的軍政大權，擁有十萬大軍，自恃人多勢眾，一意孤行，結果激發了矛盾。先是盤踞江蘇的直係軍閥齊燮元與盤踞在浙江的盧永祥發生了齊盧之戰，奉軍便以支持盧永祥為藉口於1924年9月組織了六軍入關，同時通電聲討曹錕。接着又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在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受到南方革命的影響，逐漸厭惡內戰，在直系與奉系鏖戰激烈時，秘密從前線倒戈回師，於10月22日晚發動了政變，包圍了總統府，軟禁了賄選上台曹錕，解散了內閣，並下令驅逐了廢帝溥儀，廢除帝號，修正了清室優待條件。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使直係軍閥幾近崩潰。 ^[2]  熊炳琦即發出通電，從此默然，並聲明回原籍靜養決意下野，不再做政治活動。 ^[3] 

1926年，奉直聯合討伐馮玉祥時，吳佩孚又請熊炳琦出任河南省省長。在此期間，曾代表吳佩孚參加由孫傳芳發起召開的段、吳、孫三角聯合會議。共同抵禦國民革命軍，隨着北伐軍的節節北進，吳佩孚勢力的崩潰，熊炳琦又被趕下台。 ^[3] 

1927年，吳佩孚眾叛親離，不得不入川投奔楊森棲身。熊炳琦也攜眷遷居北京，負起子侄輩的教育工作。以後在天津投資經營天津利中酸廠，長期擔任利中酸廠的董事會董監。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熊炳琦在天津為民革成員。1959年1月19日病逝，終年74歲。 ^[3] 

熊炳琦升官後，就想回家顯耀一番。1923年仍在山東當省長期間，他就從兗州轉道濟寧，回家掃墓祭祖，同時將父親熊敬軾的靈柩遷葬到了城北盧家廟，並豎碑紀念。事前，他特地派專人請狀元王壽彭為他撰寫了碑文，拜碑之時，轟動全城。在濟寧居住期間，地方士紳名流來拜訪者絡繹不絕。熊炳琦離開濟寧時，濟寧地方官署仍然按照舊的禮儀，特備八抬大轎送到兗州車站，然後在車站前的一個估衣店小坐。熊炳琦為樹立一個大度的形象，拿出500元，資助了該店，讓店主擴大經營。熊炳琦到濟寧可謂衣錦還鄉，風光榮耀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