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向列強宣戰

1900年6月16日，義和團在正陽門縱火，大火“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周圍幾千家商鋪和民房被毀於一旦。就在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儀鑾殿東暖閣召開了第一次御前會議。這次是擴大會議，包括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總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員參加。

會議的氣氛是緊張而壓抑的，慈禧太后看着外面瀰漫半空的黑煙，她陰沉着臉，拋出一句話：“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説，你們説怎麼辦吧。”各大臣聽後面面相覷，沒人敢先發言。沉默了一陣後，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許景澄説：“大清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賠錢了結。如果義和拳攻殺外國使臣，必然導致各國聯合進攻，到時將如何抵禦？”

這時，太常寺卿袁昶也站了出來，他痛斥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戮使臣，有悖國際公法，其聲音之大，聲振殿瓦。慈禧太后聽後十分不悦，她冷冷地説：“法術不足恃，難道人心也不足恃嗎？現在國內積弱已極，所仗的也就是人心還在，要是連人心都沒有了，何以立國？”聽了慈禧這話，侍郎長萃乘機跳出來説：“義和拳都是些義民啊。我剛從通州回來，通州要是沒有這些義民的話，恐怕早保不住了。”載漪、載濂聽了大樂，趕緊連聲附和説：“長萃説得對，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戊戌政變後一直不太吭聲的光緒皇帝這時説話了：“人心頂什麼用，不過是添亂罷了。士大夫們都喜歡紙上談兵，朝鮮一仗，朝中大臣都爭着主戰，結果是一敗塗地。如今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若和他們全部開戰，必敗無疑。” 載漪聽後頂嘴説，已調董福祥部來京，其善戰，剿回時立下大功，有他在就不用怕洋人。光緒冷冷道：“董福祥驕橫跋扈，列強船堅炮利，回部之亂根本不能比。”

自變法失敗被幽閉後，光緒皇帝每次見大臣都只説個三言兩語，絕不提及政事。獨有這一天，其説話峻切，顯然知道這時的局勢已是非同小可。

榮祿在後來寫給其叔父四川總督奎俊的信件中也多次提到載漪等王公貝勒在會議中心懷鬼胎，在殿廷上大呼小叫、犯渾不懂事理，實在不成體統。在這些人的威勢下，負責總理衙門的慶親王奕劻在會上居然連聲都不敢吭。6月16日的會議，慈禧太后還是沒有打算和洋人決裂，只是派那桐、許景澄去楊村面見聯軍，要求其不要進入北京。但那桐、許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搶劫，根本就沒見到聯軍。到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卻是風雲突變。

據説，慈禧太后在會上拿出江蘇糧道羅嘉傑輾轉送來的一份密報，這是一份洋人的照會，其中提出四條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錢糧；三是代掌天下兵權；四是勒令皇太后歸政。當然，真正讓慈禧太后下決心與洋人決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會，而是來自直隸總督裕祿發自天津的報告。裕祿在6月17日上午6時接到洋人一份遲到的最後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2時將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為對洋人最後通牒的外交反應，慈禧太后令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索佔大沽口炮台“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各國公使和使館人員應在24小時內離開北京。這個照會總共有12份，分別由總理衙門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國公使，另一份則是單獨送給海關總税務司赫德的。這個照會，實際上是要將外國公使和使館人員全部驅逐出境，考慮到洋人在天津的無理要求，清廷的反應也不算過分。

6月20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朝廷已經陷入洋兵和義和拳的雙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撫通盤籌劃，聯絡一氣，接濟京師，共挽危局。這道上諭，隨後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發給各省。6 月21 日，清廷正式發佈“宣戰詔書”，稱列強“三十年來，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日甚一日，無所不至”；“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清廷決定對“彼等”“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2] 

為照會事：現據直隸總督奏報，稱本月二十一日，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照會內稱，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佔據，等語。聞之殊為駭異。中國與各國向來和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佔據炮台之説，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京城拳會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眷屬人等在此使館情形危險，中國實有保護難周之勢，應請於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撥隊伍沿途保護並知會地方官放行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我朝二百數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準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梟張，欺臨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慾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燬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衞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社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

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肆兵監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無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抗慨以示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韃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衞社稷。

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幹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減比兇焰，張我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儴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朕即刻嚴誅，絕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 ^[3] 

不久，北京都城淪陷，朝廷逃亡，史稱“庚子事變”。隨後，清政府又答應八國“議和大綱”，被迫接受賠款要求。賠款共計4．5億兩，分39年還清。也就是説，列強讓每一箇中國人都感受到了賠款的存在，蒙受了國家無能的恥辱。這筆鉅款連本帶息，總數達白銀10億兩以上，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12倍，史稱“庚子賠款”。但列強似乎有“良心發現”，先後又對庚款進行了有條件的退賠。 ^[4] 

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曾闡述過一種説法。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假外交照會”，其中有一條是洋人勒令西太后立即“歸政”，老佛爺因為屢受外敵入侵的打擊，依然猶如驚弓之鳥。她忽聞“歸政”一詞，心中憤懣異常，便不再查探八國聯軍的虛實。於21日這天，一怒之下悍然對外宣戰。由此可見，慈禧是在受驚發昏的情況下才決定對外宣戰的。而直到6月25日，慈禧太后漸漸恢復心智，便下令停止圍攻外國使館，命榮祿去和世界列強談判。 ^[1] 

胡繩同志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曾闡述過另一種説法：清政府之所以敢對世界列強宣戰，是因為極其害怕義和團的聲勢，想要藉助對西方列強的戰爭來躲避國內人民的鋒芒，轉移內部的社會矛盾。而慈禧太后之所以不顧及現實和後果，向全國下達“宣戰詔書”，就是害怕義和團手中的大刀，會落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宣戰”以後，還可以順勢將義和團推到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面和戰爭的最前線上，她其實是想借助洋人的槍炮來消滅已經日漸強勢的義和團運動。 ^[1]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院的孔祥吉曾提出過另一種説法，他認為：慈禧向世界列強宣戰，是因為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最終促使慈禧悍然對外宣戰的，是直隸總督裕祿6月20日帶來的一份“假捷報”。當慈禧太后聽到洋人強索大沽炮台後，並未即刻便向列強宣戰，而是一直在等待前方的戰況消息。後來，她接到裕祿的《接仗獲勝折》。這份戰報中有很多誇大其詞的説法，卻無形中給慈禧帶來了充分的信心鼓舞，更使她有了獲勝的僥倖之心。於是，慈禧終被戰報中的虛假獲勝衝昏了頭腦，立即發佈了那份著名的“宣戰詔書”。 ^[1] 

"宣戰"是當時清政府的一個最重要決定。早在1900年5月底，已經有數百洋兵強行“進駐”北京，慈禧太后因此已經感覺到了來自西方列強的武力威脅。而此時，義和團也一直在“尋釁滋事”。而清廷最擔心的事情便是列強以義和團運動為藉口，發動入侵戰爭。慈禧太后一直認為，洋兵大量進駐北京的威脅要遠遠大於義和團，並且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阻止洋人向外國使館繼續增兵。6月10日，西摩爾率兵大舉向北京進犯。這更讓慈禧太后驚恐萬分。而在此之後，北京城內的外國使館和義和團之間的暴力衝突又日益繼續升級。

11日，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被駐守城南的甘軍殺死。12日，德國公使柯林德驅使工作人員用斧子劈砍了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廟門，而這裏正是數名義和團羣眾的棲身之處。這些人受驚之後，被迫從小廟後門匆忙逃走。然而，慈禧骨子裏對洋人的懼怕是刻骨銘心的。因此，不到萬不得之時，她是絕對不敢與列強決戰的。而由於西摩爾步步緊逼，戰爭也一觸而發，慈禧不得已之下，只能考慮“聯拳抗洋”之事的可能性。18日，洋兵向慈禧強索大沽炮台，否則將“以力佔之”。慈禧知道這場戰爭已不可避免，於是在21號將早已經準備好的“宣戰詔書”正式發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