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善

沈子善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所以他一面寫顏真卿的《多寶塔》、柳公權的《玄秘塔》，同時臨仿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唐代孫過庭的《書譜》。父親要求他練書法首先要抓準漢字的偏旁部首，從歷代文字擅變人手；執筆時要以中鋒為主，注重點、撇、接、橫、豎筆畫的安排。所以他比一般孩子起點要高。

1912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舉國歡騰，祝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鄉親們還邀請沈子善參加寫橫幅、 標語，並得到長輩的稱讚，可見他當時已小有書名。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感到書法還不僅僅是寫字，這裏面有很深的學問，斷不能落人為“寫字而寫字”的俗套。他讀書時即有所選擇，多方搜求，較為有系統地圈讀並筆錄了南朝宋《採古來能書人名》、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唐李世民（太宗）《王羨之傳論》，繼而又研讀了唐《張評理之書斷》、唐蔡希綜《法書論》、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明代《文微明集》、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明項穆《書法雅言》、清梁峨《承晉齋積聞錄》、清宋曹《論草書》、清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包世臣的《藝舟雙揖》及康有為《廣藝舟雙揖》。誠然，這隻能説明沈子善是以學者的身份去研“王字”的，力圖鈎玄索微，探其究竟。直至中年以後，他重新整理和審讀這些論著時，才有取捨，才有較好的評鑑能力。這自是後話，但從這一側面可以看到一個史實：元、明、清以來，封建士大夫雖雅好金石書畫，都有一筆好字（這在舊日，書法優劣常作為文人之“門據”），然而，他們都視書法為“文人餘事”、“文人雅事”。並沒有將書法作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來看待。由於“西學東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啓發，沈子善與其他一批老書法家，已逐步認識到書法是中國傳統的藝術門類，是國粹，是民族瑰寶。要讓其生存、發展，屹立於世界藝術之林，必須正視、必須研究，使之成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這自然和歷史、文化背景以及他個人所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1921年，沈子善高級中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南京高等 師範學堂文科。因受當時“教育救國論”的影響，沈子善遂立志於教育事業。於是在1922年轉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無疑，在中國教育史上這是一門新型學科，深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響。從學制、課堂設置、學術思想上都強調學科性、體系性。這使他後來從事書法教育、書法研究，在治學方法上得到了補充與提高。

1925年，沈子善從東南大學教育科畢業後，受聘任教於設在南京白下路的“江蘇省立第四師範”。該校校長仇深是前清舉人，擔任教席的有陳三立、方履先、王溪、王東培等社會名流，他們既是學識淵博、深李眾望的學者，又是飲譽東南的書法家。老教師的學識與書法造詣得到了宰萃學子們的崇敬與讚賞，無形中給了他一個上好的學習機會，促使他一面教好課程，一面繼續在書法藝術創作與理論學習方面不斷提高自己。這是他50年代上書法課時經常提到的“教學相長”，“良好的開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後來他去開封河南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以及回到南京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兼課時，這些學校仰慕他在書法藝術上的建樹，經常請他為喜愛書法的師生員工辦講座。

漸漸地沈子善的書名越來越大了。

1934年春節前，蘇州“正社”書畫作品展來南京下關繡球公園公開展出，還給沈子善寄來一張請柬，邀請他參加剪彩儀式。他一打聽才知道這個社團是吳湖帆、陳子清、葉恭綽、王同愈等人在蘇州創立的。該社的宗旨是“切實研究藝術”。這個請柬。對他來説一是震動，二是啓發。促使沈子善想到，要在書法教育事業於一番事業，必須要團結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一個學術研究團體等待一個良機方可成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南京的許多高等學校也隨着國民黨政府西遷入川。沈子善也到了山城重慶。此時的重慶是“陪都”。上海、北平的一些名牌大學也遷到了四川、雲南、貴州。不久，他受聘到第一聯合大學任教。由於重慶是抗戰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沈子善在這裏結交了不少談得來的好朋友：

沈尹默（1883—1971），祖籍浙江吳興，生於陝西漢陰，早年留學日本。與陳獨秀交好，自日本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任教。蔡元培任校長後於1917年創設“北京大學書法研究社”，蔡聘沈尹默為 該社導師，他精擅書法，以楷、行書名世。李石曾離開北大後。沈一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潘伯鷹（1899一1966），安徽懷寧人。工詩文，聲譽甚高。書法精於楷行草，初學“二王”，後專心寫褚遂良。他與當時各界名流多 有交往；

張宗樣（1881—1965），浙江海寧人。書法主學唐李邑（北海），性喜以毛筆抄校古書典籍，名震海內外；

商承祚，廣東番禺人。為清代最後一名探花商衍望次子，久居南京。早年在天津問學於羅振玉門下，後人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書法碑帖兼寫，以寫金文最為著名；

朱錦江，1934年他與遊壽、徐復等人考入設在南京的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生班讀書，是胡小石書法弟子，寫“二 王”後主攻褚遂良：

高月秋（1907一1976），南京人，喬大壯應徐悲鴻之請在南京中 央大學藝術科講授書法篆刻課時，高拜喬為師，其兄高華系京劇名票，曾在南京大行官開設“高土照相館”，其昆仲與張大幹友善，均愛書法印章，喜收藏。

1941年12月8日，由於日本天皇宣佈向援我友邦英美兩國宣戰，9日，林森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宣佈對日本、德意志、意大利三國宣戰。抗日戰爭進入第二個時期。1942年元旦，二十六個反法西斯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宣言》，它“標誌着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民主進程新開端”，國民黨統治階層對自己的言行有 所收斂，國內實行政治民主和保障自由權利的形勢有所好轉，一些全國性文化團體相繼成立。為配合第二時期的抗戰宣傳，以“扶持文化團體”為己任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文化運動委員會“於1942年2月7日，聯合重慶三十六個機關團體舉辦國民總動員文化界 宣傳週，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科學、新聞出版、宗教各界相繼舉行”。

“因此，在這一二年的戰時形勢和文化氛圍下，在於右任、陳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導下於1943年4月2日，在重慶國立中央 圖書館，召開了中國書學研究會的成立大會，並奉教育部之令，會址設在重慶北磅區，定每年的3月3日為書法節”。會上沈子善報告籌備經過：“書學為我國特有之藝術，近年來日見衰落，還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於斯，乃思聯合國內學者及書家，力挽頹風，于右任院長、陳立夫部長、沈尹默先生等對於書學一道，均力主提倡，乃有書學會之發起。”它的成立還得到戴傳賢、陳果夫、陳藹 士、陳布雷、商衍蜜、王伯羣、張清泉、張道藩、張宗祥、潘伯鷹、趙熙、宗白華、王東培、靳志、梁實秋、楊仲子、胡小石等一百五十位著 名人士的支持和贊助。沈子善作為主要牽頭人付出的勞動是艱鉅的。

1943年6月該會創辦《書學》雜誌，以“宣傳、繼承我國特有的書法藝術”為宗旨。7月第一期就出版了，短短三四個月，要完成全國中等學校書法競賽的徵稿、雜誌組稿、編輯、出版發行沒有一 股愛國熱情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該會除了 受教育部委託編寫中小學書法教材外，還要做第三次全國美術展中的書法展、編印書學研究叢書、蒐集淪陷區的書學資料、文獻保 存以及書法人材的登記和推薦工作。況且，沈子善還是復旦大學教授而並非該會或雜誌的專職人員。正如學人所言：“研究會的成立，是朝野人士共同倡導，而《書學》雜誌是沈子善先生一手創辦，他視如生命。他聘請了六十多位專家學者作編輯指導委員，為了不辜負海內外同仁厚望和雜誌社的生存，他於1944年7月登報碧書，創作書法一百種，在重慶北磚舉行展售，幸賴社會各界人士厚愛，展品全部訂購一空，共售二十四萬元，全部捐贈雜誌基金。”該會於7月在重慶成立書學雜誌社，推選沈子善任社長兼總編，這是對他最好的認同。《書學》計出五朗，第一期有陳立夫《發刊詞》，該雜誌為三十二開本，土紙本。一、二朗由沈子善、商承柞、朱錦江主編，第三期起由沈子善主編。

由沈子善參與酌訂的“中國書學研究會叢書”有祝嘉《祝嘉書學論叢》，收《書學之高等教育問題》等二十篇文章，1948年5月，由上海教育書店初版。

由沈子善主編4《書學論集》收孫玄常《清代書學概論》、朱錦江《碑學與帖學》、沈子善《十七帖疏證》等二十四篇論文，1948年9月由上海正中書局書版。

沈子善在《書學》上還執筆刊發了《中國書學論文索引》《中國書學研究會研究計劃大綱》《小學寫字教材法實驗研究計劃草案》《中國書學研究會舉辦全國國立中等學校書法競賽經過》以及有學術性的論文《孫虔禮書譜序註釋》《學書捷要》《小學寫字範本之研究與編輯》等。

1945年，抗戰勝利，由於政府與許多大學忙着遷都返回南京，中國書學研究會與《書學》均停辦。不久，沈子善去上海震旦大學任教。茲後他集中精力編著《王蔑之研究》。上文提到他早年研究王字的功力，出手自不同凡響。此書目次有：1．王錢之年表；2，緒説；3．王菌之家世；4．王蔑之生活及其人格；5，王羨之書法之理論；6．王蒙之書法成名之由來；7．王氫之書跡目錄及其著名書跡考證；8．歷代書家對王菱之書法之評論39．王菌之逸事；10．王蔑之研究之參考資料。書後有附錄：1．清魯一同著《王善之年譜》；2．明宋遊《蘭亭腦詠圖記》；3．常任俠《王茵之蘭亭敍今傳各本述略》。全書正文前有王氫之像、蘭亭遺蹟圖、蘭亭腦詠圖、喪亂帖圖版。上海中正書局1948年2月出版。後人評估此書“編著者較能以體系意識來把握王善之的書法”。沈子善這種治學方法顯然與早年讀教育學時受西方“方法論”的薰染有關。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沈子善調任南京師範學校教育系教授。鑑於書法教育之振興，考慮到他在書法上的造詣與國內外的影響，領導上請他為該院中文系、 美術系開書法課。學生中如尉天池、馮仲華畢業後均為書壇骨幹，其承前啓後的意義自不待言。 ^[1] 

1960年，南京大學胡小石教授在寧創設“江蘇省書法印章研究會”。沈與黃淬伯、丁吉甫積極參與其事，沈子善被公推為該會副主席。當時沈尹默在上海刊發了《書法漫談》《學書叢語》《書法的今天和明天》等文章，書法研究又進入一個新階段。沈子善撰《中國的書法和印章》（載1961年第八期《雨花》）指出：“中國書法的歷史和中國文字（字體）變遷的歷史是一致的。由於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經過三千多年，雖然字體有許多次的變遷，但每一種字體 都有它在書法上的特點和美的表現，所以中國書法史與中國文字變遷史是分不開的。”“因此各種字體的衍變，一方面是實用的發展，一方面是藝術的發展……”這是對以漢字為依據的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作了概括的闡述，今日讀來依然有論有據，使人服唐。1969年2月，他病歿於南京五台山一號（南師教工宿舍）。他執教鞭四十餘年，可謂是桃李滿天下。作為學者、書法理論家，沈子善 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具有繼往開來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