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鷹

潘伯鷹（1905年1月29日~1966年），安徽懷寧人。原名式，字伯鷹，號鳧公、有發翁、卻曲翁，別署孤雲。早年從吳闓生學習經史文詞。國共和談時，曾擔任國方代表章士釗的秘書。建國後，曾任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副主任委員、同濟大學教授。對文學頗有造詣，曾著小説多種，後潛心於詩詞及書法。是近代書壇“二王”書風的積極追崇者之一。著有《中國的書法》《中國書法簡論》《玄隱廬詩》等。 ^{[5-6]  [1]} 

現代書法家、詩人、小説家。原名式、嬰，字伯鷹，號鳧公、有發翁，別署孤雲，以字行。1905年1月29日（農曆甲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安徽安慶人，久寓上海。 ^[5-6] 

早年從桐城吳闓生學習經史文詞，對文學頗有造詣。曾著小説《人海微瀾》刊於天津《大公報》，風靡一時，又續著《隱刑》《強魂》《雅瑩》《殘羽》和《蹇安五記》。《人海微瀾》後改編為電影，名《春水情波》。後工詩，喜以新題材用舊形式出之，有《玄隱廬詩集》，吳宓採之入《空軒詩話》。曾被誣入獄，著《南冠草》。後潛心詩詞與書學。

潘伯鷹不但文名卓著，且頗具社會活動才幹。1931年，潘伯鷹曾被逮捕入獄數月，虧得蕭叔絅與章士釗等奮力營救得脱。我們雖不知原因究竟，但一定與其積極參與時事有關。抗戰期間，潘伯鷹在重慶發起並主持“飲河詩社”，主編詩社的會刊一百餘期，以此為陣地，團結了一大批文士名家。章士釗北上參加國共和談時，潘伯鷹即在其側為之擔任秘書，一時“書記翩翩潘伯鷹”之語傳遍南北。 ^[2] 

1949年後供職於上海圖書館。1961年任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書法涉獵面廣，尤得力於王羲之、褚遂良、趙孟頫。擅楷書、行草，有自己風貌。用筆剛毅凝重，妙在巧拙互用。小楷亦有清婉宏寬氣。書學主張正草並進，碑帖兼學，以為這樣可以相互得到補益，而最高境地當於字外求之。其生平藝事，有人加以評次，為一書法，二詩，三文，四小説，五鑑賞。論著有《書法雜論》《中國的書法》《中國書法簡論》，作品出版有《潘伯鷹行草墨跡》等。 ^[3] 

民國間私淑著名學者章士釗。建國後任教同濟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鑑定名家謝稚柳共事。因得陳毅賞擢，在上海市政府任參事，與學者書家沈尹默等共同籌創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

潘伯鷹比沈尹默小16歲，但二人相入很好，書法也是一路的，都宗二王。沈尹默以為，褚遂良是唐代一位推陳出新、承上啓下的書家，所以在褚字上下過很深的功夫。有趣的是，潘伯鷹後來也專攻褚字，而他的褚字，寫得較沈尹默更為灑脱，勁健處也在沈尹默之上。解放後，沈、潘二先生曾各寫楷書字帖，以作中小學生的臨摹範本。當今的上海書壇，仍可明顯看到二位先生的影響在。

潘伯鷹謂之名士，自然要提到潘伯鷹的孤傲狂狷，《近代書林品藻錄》就曾將潘伯鷹的“孤高不羣”與沈尹默的“藹藹謙謙”相比對。對於一般文人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潘伯鷹卻考究至極，除常用毫管以外，還屢用竹筆作字，以求異趣；墨則從不用墨汁，晚年特別鍾愛胡開文；箋紙多用自印的“玄隱廬”、“飲河社”紋紙及朵雲軒精印的名家水印墨跡花箋；至於印章，非出自名家之手者不用，最喜用也最常用的便是喬大壯、蔣維崧兩人鐫刻之印，潘伯鷹認為只有喬、蔣所治之印方能與自己的書法匹儔。1949年以後，潘伯鷹在上海創建私人書室，取名“隋經堂”，據傳他為了避免外界閒雜人等的干擾，曾在此張字一幅：“不讀五千卷書者，不得入此室”，以致後來“隋經堂”成為飽學之士的會聚之所，是當時的“文化沙龍”和名流會聚之所的代名詞。而問訪朋友時，若主人開門稍顯遲緩，即能引起他大怒。現代篆刻大師陳巨來回憶舊友時，曾將潘伯鷹列為“十大狂人”之一：“他為人作書寫扇，總是作伯鷹為某某書，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態耳。”有着“補白大王”之譽的掌故大家鄭逸梅在其筆記《藝林散葉》中也載：“潘伯鷹有狂人之號，有以所刊之詩集貽彼者，往往鄙薄之，或墊硯，或揩筆。”對待一般俗子，如此當然無妨；而對待一些才識超羣的友善之朋，潘伯鷹卻十分敦誠謙恭，如他最尊沈尹默，曾為楊世驥《文苑談往》、潘受《海外廬詩》等親作序言，更為喬大壯作傳等等。潘伯鷹早年在瀋陽大學、中法大學和暨南大學任職，其妻周競中即是他當時的學生，熟諳譯事。周競中過世後，潘伯鷹曾一度追求一女畫家而不遺餘力，以致在書畫界鬧出不少笑話，後來得以娶章士釗義女張荷君為妻。陳巨來他在《安持人物瑣憶》中記言：“……訪潘氏，直趨卧室，見他已橫卧牀頭，雲正從華東醫院回家未久也，仍豪談為樂。並介見其妻張夫人，貌亦楚楚，而風騷特甚。餘領會潘得病所在矣，以一年老之翁，而當如虎之年之嬌妻，安得不病乎。”陳巨來雖為戲謔之語，確也道出潘伯鷹愛美之心。

《大字陰符經》傳為唐·褚遂良書，楷書真跡，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昔人評此貼“筆力雄瞻，氣勢古淡”。潘氏學褚功夫極深，窮源竟委，遍臨褚遂良諸貼。其所臨《陰符經》形神兼備，深得其神理。此是其臨寫的第九通，在忠實原作的前提下，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因此較原貼更加平易近人，並揭示了褚書的特點、規律，為後學示範了臨寫的途徑，真可謂是金針度人。

潘伯鷹書法作品(12張)

潘伯鷹是舉世公認的書法名家。坊間論及潘書，多言他是“二王書風的積極追慕者”。潘伯鷹的行草書瀏麗健勁、瀟散超然，得《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之法，可以説頗有二王風致；

但其正書大楷則顯露出了他關於碑帖並行的書學主張，擘窠大字偶有露鋒者，仍顯古拙質樸，雄渾有北碑風貌。潘伯鷹曾有詩自言：“我曾祖習《龍藏寺》，因識河南所結字”（《奉贈沈參議》），正是由於他長期浸淫魏隋碑書，而生髮聯繫到褚字放大了王右軍書中隸味的特點，以致於後來長期宗褚，曾苦臨過褚遂良早期的《伊闕佛龕碑》及《孟法師碑》。當然，對於褚遂良的書法，潘伯鷹只是通過臨習而達到從字中領悟其內在功力的效果，並非流於表面書勢和體態的模仿，故而能入更能出，誠如謝稚柳評價的那樣：“師法河南，取其綽約，而舍其嫵媚”。其實，潘伯鷹作為文壇的多面手，一直強調學書既要勤練而非勤言，更強調書法要求“字外精神”，這些説法大多見於他的《中國的書法》和《中國書法簡論》兩種著作中，早已被好書、識書者奉為圭臬。而其舊體詩造詣更深，頗得唐宋之人風神，深為諸名家所激賞。潘詩最為可觀之處是其能將經歷之盛畢現於詩中，悲憫之心尤其深重，觀人於微、觀物於屑、觀世於細，故能成就其體。中山大學徐晉如博士在讀《玄隱廬詩》後，嘆而評之雲：“鳧公才氣、句法均近東坡，早歲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葉。復以遭際之酷，遠過長公，所作尤能搖盪性情……中年頗參莊釋，心事漸歸平澹，而世變愈亟，輒發以幽回要眇之詩……詩境晚益蒼，頡頏元亮。”堪稱識璧者言。

早在20世紀30年代，天津《大公報》曾連載過一部作者署名為“鳧公”的小説《人海微瀾》，多敍都市男女戀情和知識分子的情感。當時境況，我輩不得而知，但據舊人追憶，皆雲風靡一時，影響甚巨，時清華大學教授吳宓推為當世説部第一，並列為學生必讀書目。後來由導演鄭正秋於1933年將其搬上銀幕（易名《春水情波》，胡蝶主演），更掀颳起一陣不小的風潮。雖然後來陸續發表的《隱刑》《生還》《稚瑩》《殘羽》等著更讓作者鳧公聲名鵲起，但是人們竟一直對他知之絕少。直到抗戰以後，文壇圈內的人才逐漸瞭解到，這個擅寫小説的“鳧公”就是皖江名士潘伯鷹。

潘伯鷹不但文名卓著，且頗具社會活動才幹。1931年，潘伯鷹曾被逮捕入獄數月，虧得蕭叔絅與章士釗等奮力營救得脱。抗戰期間，潘伯鷹在重慶發起並主持“飲河詩社”，主編詩社的會刊一百餘期，以此為陣地，團結了一大批文士名家。

1964年，陳巨來再去看望潘時，潘已因為罕見的肝炎病毒轉腹水而屢入華東醫院，當時“神志頹然”地對他説：“在此，雖號稱最高級醫院，但區區小官耳，不過初出道少年診病而已，而且清規戒律太多，急欲歸家了。”一代才識高卓之士，為病痛困擾而難以舒緩，不免令人生憾。1966年5月，潘伯鷹在彌留達兩個月之久後病逝。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