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培

南京自東吳建都以來人文薈萃，堪稱文化之邦，也是書畫家雲集之地。近代藝壇更趨繁盛，書畫家輩出。民國年間南京書家中，以王伯沆、王東培最負盛名，時稱“二王”。

王東培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父王藩，字柳門，工詩文，所作“清矯拔俗，自成一家”。著有《劍青室遺稿》。東培受家庭濡染，文字修養深厚，善書畫、治印。先生少時隨父宦遊浙江杭州、寧波等地。1895年自浙歸裏應童子試，“得親炙金陵諸鄉賢前輩龔艾堂、顧石公、司馬晴江、秦伯虞、陸嬴生、陳鳳生、賈子元等二十餘位工詩文、精書畫者”（《鄉飲膾談》）。1903年鄉試中舉（光緒癸卯科），領鄉薦後亦在浙江省鹽務處任職。其父病故後耳聞目睹官場腐敗，恥與同流，不願再入仕途，遂奉母返回故里。在家鄉先後任匯文書院、金陵大學、省立回師、東南大學教席。抗戰時流離轉徙，避地四川江津。勝利後返回南京鬻書畫以自給，1947年在南京病故，享年74歲。

王東培先生執教“嚴而慈”，愛才若渴。海內學界、藝壇不少人出自先生門下。傑出者如唐圭璋、吳白陶、沈子善、童雪鴻、李味青、畢伽佗等。先生教學閒暇傾心於詩詞、書畫、篆刻。生平著述甚富，已刊有《一澄硯齋筆記》《裏乘備識》《鄉飲膾談》《北窗瑣識》《遊梁雜識》《紅葉石館詩詞抄》等。

東培先生學術成就，應首推其詩詞。他與仇埰、石雲軒、孫閬仙號稱“蓼辛社四友”。王東培雅好蒐集古今名家詞集，藏書甚富。喜吟詠，尤致力於詞。對詩、詞、曲，上自《詩經》、《楚辭》，以迄唐宋元明清，廣泛研究，沉思翰藻，洞曉音律，以長短句著稱於世。時人評其詞“境界如歲寒孤松，挺拔冷峭，比之南宋作家，無多讓焉”。

他在教學之餘喜與友人漫遊金陵城郭內外的山水名勝，掃葉樓、雞鳴寺、石頭城是他們集會、吟詠、書畫之所。他有《百字令》詞：“己巳夏，偕大浩山人程伯臧、張二樹、楊復明登掃葉樓，作書畫，感賦一闋：一年容易，又登臨，懶看江山如畫。認取斜陽無限好，猶指翠微西掛。落葉紛紛，無人肯掃，此是當年話。行將收拾，舊時巢燕休假。遮沒勝事無常，幽人可約，憀藉憂心寫。餘枝揮毫，能事促，賣藝如東莊社（呂晚村常約黃鷓鴣等賣藝作東莊小啓）。腕底塵飛，鬢邊劫重，豈共沙蟲化。欲論桑海，倚樓聽我歌罷。”

抗戰期間，南京淪陷，他避地四川江津，憂國懷鄉是他此期詩詞主調。流亡中每至一地皆有題詠。他自輯為《姑溪吟》《穿峽集》《隱几集》《沾巾集》《倭雜詛》等，皆此期詩作。平時他常吟杜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寄託抗戰必勝的信念。即至風雲突變彈雨紛飛之際，身處逆境，仍寄情於翰墨：“每日晨曦乍露，山室香清，握筆臨書，蕭條自得。亦有墨跡未乾，驚魂亂駛。屋瓦彈雨，丁丁碎響。”（《又自敍所書》）

1945年日本投降，東培先生揮毫作《瓦壺梅花圖》，並題詩：“甫到曉鍾春已回，千門萬户笑顏開。幾家亦有迎新意，買得瓦壺插野梅。”自川返寧後，得巴山蜀水滋養，他的書畫詩詞更益精進。回寧不久，他為詞人仇埰（字述庵，書齋名鞠讌齋）畫《鞠讌齋填詞圖》，並題“卜算子”一首：“身世幕雲遮，只望西樓月，滿眼塵揚起海東，孤憤靈均託。八載劫中過，夢筆花生禿。倩寫幽情檢韻時，夜雨茁薇蕨。”這首詞雋語短章，含藴無限。八年離亂噩夢難忘，重返家園後他曾書贈友人一副楹聯：“一歷劫灰驚八載，難忘風雨阻山河。”

他的詩比詞作數量少，但亦意境清新，雋永可誦。如《遊雨花台戊辰清明》：“出郭迎新霽，羣山列笑屏。村雲都護綠，野鳥亂飛青。茶薄休評水，綿輕猶憩亭。年年當此節，因雨不曾經。”

東培先生生處亂世飽經滄桑，晚年蟄居城南陋巷，深居簡出，潛心書畫。生活雖清貧，但染翰揮毫使他解憂和陶醉，忘卻人間一切煩惱。他在《又跋自書》中説：“黃梅雨氣，直逼蕭齋。倦坐又思睡，振起弄翰。煮茗一甌。相對臨池，筆勢飛舞，與風雨為動盪，恍惚如遊太虛幻境，無人間煩惱，憂我五中。”

王東培先生的藝術成就，以書法為最。真行篆隸四體皆備，尤以行楷著稱。他的行楷骨秀神怡，飄逸灑脱。筆筆有來歷，書卷氣濃厚。

東培先生少時受家庭濡染，喜愛詩文書畫。十四歲從父命臨寫家藏《淳化》、《大觀》帖。早年客居杭州、寧波等地時從鄞縣黃安舒遊，先學篆書，並治小學。與當地書畫家沈筱波、施亦秋、程浣之、王杏樓均有交契。他早年在杭州時甘於寂寞，不趨時尚：“客杭州時，終日處小樓，除作書外，蓋無餘事。門以外冠蓋紛擾，利祿爭攘……而餘乃百無一為，災紙禿翰，以為娛樂。”（《北窗瑣識，匯訂杭州所書自敍》）可見他青年時期專心務學，不趕時髦，才有以後藝術成就。1911年，東培先生自杭歸裏常與李瑞清、張金鑑、張通之、楊復明、馬石樓、商衍鎏切磋書藝。

清末民初碑學仍佔書壇主流地位，東培先生沒有隨波逐流。他對金石碑版雖也盡力探討，但他傾心於帖學，一生也得力於帖學。他有一副自撰聯：“漢白元朱麗貞石，柳骨顏筋鑄金體。”説明他對金石碑版、法帖、璽印的廣泛興趣。

他的篆書作品傳世較少，他“集漢武梁祠題字，以小篆書之”的一副楹聯，用筆生拙，頗有意趣。他在《跋胡晚晴先生篆書》中説：“乾嘉時作小篆書，多矩矱於李陽冰、錢十蘭、桂冬卉、孫淵如、錢梅溪先生是也。於是上蔡廉悍峻刻之氣概，一變而為安排妥當，古意雖不逮，用筆恬靜，結構嚴密，固自然有法。”（見《北窗瑣識》）他在《鈕嘉篆書楹聯跋邊》中説：“吾未嘗識鈕先生，而知此篆書之妙。蓋能摹吉金文字也，與吳耘廬用筆同，耘廬為錢竹汀高弟，作篆拙於用筆，而神於用墨，得古籀竹忝書之味。吾嘗謂以豪筆出篆，究不入古，而又若作真書，極意求工之，詡曰：是斯、冰也；則亦斯、冰而已。”

他的隸書常以篆法為之，寫得古雅不俗。他説：“近臨金冬心隸書，用筆取篆法為之，斂鋒側下，有云雁迴翔之致。作篆隸二十年，乃僅僅增此一境，意嘻難矣。”（《自跋所臨分書》）

東培先生自輯有《紅葉石館臨古今名人法書》兩巨冊，為其中、晚年日課之精粹。從中可見其師承之廣及書藝特色。翻遍全書，百家紛呈，書史上的一些卓有成就的書家：王羲之、王獻之、鍾繇、禇遂良、顏真卿、唐太宗、歐陽詢、李邕、徐浩、米芾、趙孟頫、倪雲林、黃庭堅、陳奕禧、王文治乃至書畫家石濤、金農、惲南田等家書作，他都曾悉心臨寫，從歷代前賢作品中汲取養分，尤得益於二王、禇遂良、黃山谷諸家。東培先生對前人作品勤於摹習，但更多是讀帖，從中比較鑑別。他認為，“臨帖宜多，讀帖宜熟，離帖尤宜自立。”（《又評學生書冊》）他認為臨摹中要以已所臨與法帖相比較，也要以自己習作前後互相比較才能不斷進步。他説：“學書與比較書法有以異乎？曰無異也。比較書法，而優勞自勉，學書不外臨摹，亦比較之一端耳，與碑較，則謂之學書，與書法比較，則謂之臨摹一助。亦無不可學。生積聚自己所書而存之，將以自與自比，自與自較，吾謂進步，當益遠，勉之勉之，早日成之，毋自畫，毋自懈。”（《丁顯曾書冊題專》）他對碑帖力求領悟其內在情性，得前人精髓，不拘於原作形跡，從而把握傳統的內涵。他在《錢南園先生法書真跡書後》中説：“學魯公書，能探索於精髓，不徒在跡象間，又能自拔一幟以登壇，五六百年來東注一人而已。今觀所書，突過古人，是其加人一等處。”他還談到學顏書，要於“拙”處留意。“學顏（真卿）書當於拙處留意，不可全取巧處。此為學顏者真傳。或曰：拙不易學，亦何必學？不知天下事，皆於極拙處見巧，拙者巧之階。越階而趨，行道有戒心。學書之道，亦猶是也。”（《評孟昭範書》）辯證地説明了“巧”與“拙”的關係。他又説：“初臨顏字，未有不惡其拙澀者，久之則筆畫不敢苟襲矣。初看顏字，未有不慮其生硬者，久之則轉捩不覺活動矣。何以故？曰凡造詣之精者，決不驟迎合人之心性，與之融洽，自然有功效。”(《又評學生書冊》)。

藝術貴在自然，書法亦不例外。他在《自跋所書》中説：“作為以不事做造為最上乘，腕底風生，人不知而不愠，有君子之道焉。”他喜愛明朝人“處處露風骨，神情飛動”的書法。“吾嘗謂明朝人書法，處處露風骨，脱胎於國初，承述於元季，似皆得李泰和精魄、王逸少面目。陽明山人以學術功名顯，而字跡亦猶夫人甚矣。明代志士之風骨，可想見矣。此紙神情飛動，可敬可愛。”（《跋王陽明書卷》）東培先生雖傾心帖學，但對碑學也很重視學習：“述盦（仇埰）近獲墓誌多種，持此拓語餘曰：子知近人張裕釗書法所從來乎？殆出於此。相與歎賞。因喜述盦鑑衡之邃密也。濂亭晚年所書，餘曾謂其如天女舞，冷峭雋秀，人不易學，而極快眉宇。”（《跋王仲堪墓誌》）他在學碑實踐中能化剛為柔，融會變化，不露痕跡。他在《沈亭吾臨張猛龍碑注後》中説：“《石墨鐫華》謂此碑已開率更（歐陽詢）、永興（虞世家）之門户，是就其斂鋒言之。至能化剛為柔，則登善（禇遂良）之能事盡矣。有唐一代書手，大率可悟其源。近人學魏晉人書，狂怪怒張，不明開先裕後之由，無或訾之者，迂之者之多也。亭吾先由平原尋軌，進而求之邃密，不能書若予者，已刮目相看矣。”他認為書法以韻勝為難得。

他在總結個人學書經歷後，得出“四宜”、“二不”的經驗之談。“餘自三十以後，才知書法之難。四十以後，以為書法由難而易。自今以後，又知向之所謂難，非也。所謂易，尤非也。蓋餘乃知已往之所書，千萬筆中不過一二處有合。殆猶入室才趑趄於門臬，欲升堂而仍舊未升階，亦可憐矣。然則如之何？曰宜洗俗氣，宜尋妙境，宜神遊高寒，宜墨灑空靈；不徇眾人之見，不落古人之後，恢恢乎有餘，誥誥乎無垠。奔放洪流，如履平地，飛舞層巘，如鼾卧榻。放之則大擬擘窠，束之則小比蠅頭，無往不利，無道不宜。”（《自跋所書》）他把學書之道歸納為“三持”：“在乎持久，在乎持敬，在乎持勉強。三者堅持，自然有極大效驗。”（《題張耀庚字冊》）他還認為，作詩文重言外之意，作書重筆外之境。作詩文要言簡意賅，作書也應筆墨精潔。

東培先生酷愛篆刻，限於家境，有些只能撫拓或雙鈎，自存一份鈎摹本，以為欣賞學習之用。

“酷愛印，無力買，燈前席上，悄然有見，倩雙鈎法，或撫拓之。喟然曰：瓶罄不知恥，奈之何，陶然尋醉，混沌氏之民耳。此漚（東培）境自娛之樂，雖封侯不易也。”（《自題印集》）

東培先生不以篆刻名世，治印僅限於書畫上自用，或應友朋之請而刻。故時人知者甚少。他自輯有《三不同室印存》冊。所謂“三不同”：“其一左手運刀；二不拘石質；三不鬻末藝”。先生早年刻印頗豐，經倭劫所存無幾。從其現存印作看，其篆刻風格多姿多彩，入印文字取資豐富。若與同時印人丁二仲（丁生於1868年長東培六歲）相比，王印風格雅正，丁印個人面目強烈。又因他從不鬻印，所以流傳少，影響自然要小。東培謹守傳統，但追秦仿漢中能有自己的精神意象。先生文字、書畫造詣深厚，故其治印分朱布白變化雅緻。如白文“彬士大利”（圖1）及朱文“濟民”（圖2），兩印皆法吳昌碩，唯氣勢較吳稍弱。白文“福慶長壽”（圖3）得漢銅印濃厚拙樸之趣。白文“蔣維喬印”（圖4）與朱文“竹莊別號因是子”（圖5）為對章，白文系擬漢鑄造印風格，端莊典雅，朱文則剛健婀娜。中間“號”字，末筆似欠妥。東培先生視治印為“難事”，他説：“雕蟲小技，果能此道，亦未易言矣。餘治印稍久，能事之受迫促，殆三十年。而不屑以之詁名，故於技無精進，蓋視為難事，又始終如一也。近代作家鈍丁、山堂、壽門而外，厥推叔蓋、曼生、頑們而已。益甫精彩飛動尚矣，但不善學者多，惟吳缶老能變化，餘亦瑕不掩瑜。非無作者能自審擇之，則思過半……”（《陳阜如刻印刻竹題所著》）他還認為“篆刻是金石學之一，極難。極畢生之力不得工。何以故？曰智力者居其半，學力者居其半，二者不得兼，則難矣。”（《敍友人印譜》）他這種觀點與趙之謙相近。他認為提高學力在於下述“三宜”：“宜多讀古篆籀之書，宜多作古篆籀之字，宜多看秦漢人之名印，宜多探名大家之秘訣。”（《敍友人印譜》）。李瑞清是碩學高士，年長東培八歲，兩人交往甚篤，惺惺相惜。東培佩仰道人，為其治印頗多。1913年東培為其作印，邊跋曰：“於戲，公為道士，是誰使之。君子曰：天地閉，賢人隱，此其時。公有遺愛，江南舊民聊獻所私。歲在癸丑暮春之初，臨川先生几席。”（《北窗瑣識》）李瑞清故後葬南京牛首山。東培篤於友情，先後繪《曉靄堂圖——清道人臨池處》及《清道人墓》兩圖，對頁有題詩和跋語，以紀念梅庵先生。他對忘年交胡小石非常器重，已未（1919年）年夏五月東培自刻“歲寒山館”白文印。邊款中記：“小石來談，相與欷歔。”均交厚誠摯之語也。

1941年傅抱石先生致函東培先生，並示近印存一冊，內收十餘方印多為廖季登等友人作，姓名印上有抱石先生小楷題跋，是抗戰期間藝壇珍貴史料。

東培先生書法篆刻成就不凡，繪畫亦卓然成家。先生工山水、花卉，以山水成就較高。他的山水畫皴染入古，清拔超俗，尤擅寫梅。限於篇幅，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