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鏞

汪兆鏞之父來粵為幕客而入籍番禺。汪兆鏞是汪家之長子。與汪兆銘（汪精衞）是同父異母兄弟。

汪兆鏞自幼聰穎，10歲能詩。少從叔父汪瑔讀書於隨山館。青年時入廣州學海堂為專課生，得山長陳澧教導，為陳門高足之一。在學與梁鼎芬等人過從甚密，後來在纂修《番禺縣續志》中結成親密友誼。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之後，曾赴京兩次會試受選為謄錄，然後南歸輾轉於廣東各州、縣為幕府。時值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聘入督府掌司奏章，備加敬禮，還保奏加四品頂戴，薦任湖南知縣。但他矢志於鑽研經史、金石和詩文，謝而不就。

辛亥年（1911）武昌起義告成，民國始建，汪兆鏞無獻身革命之志，有甘當清末遺民之心。他稱武昌起義首開民國紀元為“國變”，於同年赴澳門僑居。民國元年（1912）在澳門所撰詩文不少，多懷舊厭新之作，慨嘆所謂“禮教亡矣！何以國為”。在此期間，他兩上羅浮山，住酥醪觀，自號“覺道士”，又遊杭州西湖、蘇州虎丘諸名勝。行跡到處，皆有詩文，與四海名流廣結文字之交，收藏書畫不惜重價，故所獲極豐。

汪兆鏞晚歲蟄居澳門前後20餘年。當抗日烽火瀰漫全國，中華兒女無不投身抗日救亡之時，傳來汪精衞投敵賣國的消息，他深以為恥，乃告誡子孫勿賣國求榮。於1939年病故。後歸葬於廣州三寶虛蜆崗。 ^[1] 

汪兆鏞自幼聰穎，10歲能詩。少從叔父汪蠳讀書於隨山館。青年時入廣州學海堂，得山長陳澧教導，為陳門高足之一。在學與梁鼎芬等人過從甚密，後來在纂修《番禺縣續志》中結成親密友誼。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舉之後赴京兩次會試受選為謄錄，然後南歸輾轉於廣東各州、縣為幕府。時值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聘入督府掌司奏章，備加敬禮，保奏加四品頂戴，薦任湖南知縣。但他矢志於鑽研經史、金石和詩文，謝而不就。

辛亥（1911年）武昌起義告成，民國始建，汪兆鏞無獻身革命之志，有甘當清末遺民之心。稱武昌起義首開民國紀元為“國變”，同年赴澳門僑居。民國元年（1912年）在澳門所撰詩文不少，多懷舊厭新之作，慨嘆所謂“禮教亡矣！何以國為”。在此期間，他兩上羅浮山，住酥醪觀，自號“覺道士”，又遊杭州西湖、蘇州虎丘諸名勝。行跡到處，皆有詩文，與四海名流廣結文字之交，收藏書畫不惜重價，故所獲極豐。

汪兆鏞晚歲蟄居澳門前後20餘年。當抗日烽火瀰漫全國，中華兒女無不投身抗日救亡之時，傳來汪精衞投敵賣國的消息，他深以為恥，乃告誡子孫勿賣國求榮。於1939年病故。後歸葬於廣州三寶虛蜆崗。

汪兆鏞一生於書無所不讀，識地方文獻，貫通曆史典籍並擅駢文、詩詞，又長於考據訂訛。常年以著書撰文自樂。所著計數十種，共200餘卷，主要有：《碑傳集》（三編），收羅清代光緒、宣統以來商官顯要、名流學者的生平事績、碑傳、墓銘等匯成50卷，是繼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之後又一重要貢獻，對清代人物多有訂訛、補遺、參證、續纂之功；《嶺南畫徵略》，廣收嶺南畫家書家近400人生平事蹟、遺作纂編成書，為嶺南歷代書畫人物傳首開張本，皆言詞簡潔，裁斷嚴謹，取用精宏，故得學人贊其“多發前人所未及”；還有《孔門弟子學行考》《補三國食貨刑法志》《晉會要》《番禺縣續志》《金石篇》《元廣東遺民錄》《微尚齋雜文》《微尚齋詩》《雨屋深燈詞》《續舉貢衣》《山陰汪氏譜表》《老子道經撮要》《棕窗雜記》《澳門雜詩》《東塾遺詩》《憶江南館詞》《誦芬錄》《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兆鏞印存》及《微尚齋叢刻》等等。所著廣及上下古今、經史詩文和金石書畫，蔚然大觀。

著有《碑傳集》《孔門弟子學行考》《補三國食貨刑法志》《晉會要》《番禺縣續志》《金石篇》《元廣東遺民錄》《微尚齋雜文》《微尚齋詩》《雨屋深燈詞》《續舉貢衣》《山陰汪氏譜表》《老子道經撮要》《棕窗雜記》《澳門雜詩》《東塾遺詩》《憶江南館詞》《誦芬錄》《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兆鏞印存》及《微尚齋叢刻》等。

汪兆鏞一生於書無所不讀， 識地方文獻，貫通曆史典籍並擅駢文、詩詞，又長於考據訂訛。以著書撰文自樂。所著計數十種，共200餘卷，主要有：《碑傳集》（三編），收羅清代光緒、宣統以來商官顯要、名流學者的生平事蹟 、碑傳、墓銘等匯成50卷，是繼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之後又一重要貢獻，對清代人物多有訂訛、補遺、參證、續纂之功；《嶺南畫徵略》，廣收嶺南畫家書家近400人生平事蹟、遺作纂編成書，為嶺南歷代書畫人物傳首開張本，皆言詞簡潔，裁斷嚴謹，取用精宏，故得學人贊其“多發前人所未及”；所著廣及上下古今、經史詩文和金石書畫，蔚然大觀。

辛亥革命成功後，新政府曾邀請汪兆鏞出任地方官職，但汪兆鏞以清朝遺老自居，不肯任事於民國。1912年，其異母弟汪精衞請他替民國政府效力，也被他一口回絕，言誓不屑為朝秦暮楚之徒。後胡漢民邀汪兆鏞任總秘書席，他辭之。粵鹽商公請汪兆鏞為鹽政局長，他又辭之。

民國建立十餘年間，汪兆鏞多次攜眷去澳門避亂。他常以遺老自居，對清帝溥儀尊敬有加。居澳門時，他和一批同樣自詡為先朝遺老的仁人學者，以詩歌表達不事民國新朝之志。由於汪兆鏞堅持其遺老立場，終得清遜帝溥儀親書“福”字之賜。他喜不自勝，即名其居所為“賜福堂”，甚至在他去世後，清遜帝溥儀再賞以“志節不移”匾額。

汪兆鏞次子汪宗洙是跟着宋子文做事的，其侄女汪文就利用他的關係，進入到廣州印花税局工作，但她的真實身份卻是中共地下黨。汪文在印花税局“貪污”了幾十萬塊錢，後來她在澳門找到黨組織，將這幾十萬元全部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