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仲學派

次仲學派之學，長於考辨。凌廷堪之學，“無所不窺，於六書、歷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史傳之參錯、外屬之源流，靡不條貫，尤專禮學”（徐世昌《清儒學案》）。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分為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等八類，尋例釋詞，便於稽考。他特別重視禮的作用，認為“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於樂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庸人燕樂一關，蔡季通、鄭世子輩俱未之知”，乃考之以典籍，證之以器數，著《燕樂考原》六卷。

他還撰有《梅邊吹笛譜》、《晉泰始笛律筐謬》等有關樂律的著作。在歷算方面，孫星衍曾有書致廷堪，謂西人推步為不可信，廷堪復書謂“夫西人算法與天文相為表裏，是則俱是，非則俱非，非若中學有占驗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圓之説，則八線弧三角亦無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諸實測，猶之漢儒注經必本諸目驗，若棄實測而舉陳言以駁之，則去鄉壁虛造者幾希，何以關其口乎”？其“在都與江鄭堂、王更叔講求象緯之學，乃取《錄台儀象志》、《協紀辨方書》及《明史》、《五禮通考》互為比勘，晝則索之以圖，夜則證之於天，閲日四旬，乃依今測撰《縣象賦》一首以稗來學”。表現了注重實測的精神。

其弟子胡培翬通經博聞，亦長於禮，嘗病《儀禮》賈疏多舛，研精覃思，積四十餘年，撰成《儀禮正義》四十卷。他曾歷主鐘山、惜陰、雲間、徑川諸書院，又創東山書院，受其學者甚眾。胡培翬也是樸齋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呂飛鵬專治禮，凌廷堪稱其為“能得我道者也”。著有《周禮補註》六卷、《周禮古今文義證》六卷。

凌廷堪另一弟子張其錦“從次仲遊，垂十年，精研章句，不墮師承”，曾考其師出處遺事，作《年譜》四卷。

凌廷堪之交遊者許鴻磐“博極羣書，盡讀三通、二十四史，往復數十過”，嘗以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雖能正《大明一統志》之誤，而尚多沿其陋，遂精究各史，歷考古今圖籍、省府縣誌，博取精擇，成《方輿考證》一百卷，其書“足補頤書之漏而訂其訛”。

王聘珍治經，確守後鄭之學，嘗積二十餘年撰成《大戴札記解訪》十三卷、《目錄》一卷，又著《九經學》，引申詁訓，考定漢制，具有家法。

此學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還有凌廷堪《元遺山年譜》、《校禮堂文集隊》《充渠新書》、《札記》，胡培翬《燕寢考》、《禘袷問答》、《研六室文鈔》，許鴻磐《尚書札記》、《吳越始末》、《河源述》、《金川考略》、《泗州考古錄》、《開方圖》、《簡明地圖》、《黃道赤道經緯度數圖》、《參伍類存》、《考古夷庚》等。 ^[1] 

次仲學派影響較大，尤其在禮、樂、輿地方面，頗受學者推許。“並時學人多精於六書、九數，若言及禮樂，蓋靡不推次仲焉”（徐世昌《清糯學案》）。李兆洛評許鴻磐《方輿考證》曰：“此書考證博於頤氏，又稍變其例，以明統括定限斷，書成，治地理者可以無憾矣。”（李兆洛《方輿考證總部序》）。 ^[1]